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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戰犯認罪改過不是一件容易事

作者：yongbing1993 於 2023-11-18 04:1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讓戰犯認罪改過不是一件容易事

《殺》死敵人是最簡單最容易的一件事。但讓戰犯認罪改過不是一件容易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不殺戰俘不殺戰犯。

日本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否認，心態不盡相同。有些人明確知道自己血債累累，但把這些罪行都推給國家和戰爭，試圖以此開脫自己。更多的戰犯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植出來的惡之花，壓根不認為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是犯罪。他們沒有任何對罪行的悔恨，甚至對戰俘身份都覺得羞愧，認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頂撞管教被當成了「勇武」。

鬧監很快平息，但交鋒沒有停止。

一天，原侵華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找到管教幹部金源，要求面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金源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給兩人擔任了翻譯。

藤田茂不但是這批戰犯中軍銜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個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和當過多年偽滿洲國「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戰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說。

據金源回憶，藤田茂在進入管理所之後很長時間，都保留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標誌性的仁丹胡。面見孫明齋時，藤田茂態度囂張：「我要見你們的毛主席，請安排一下。」

孫明齋又好氣又好笑，耐著性子說：「有什麼話就跟我說。」

藤田茂要說的，就是聲稱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都是戰俘，中日戰爭已經結束，應該釋放遣返回日本。

孫明齋明確告訴他：「這裡沒有戰俘，只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

藤田茂當然不承認，兩個人針鋒相對。孫明齋義正詞嚴地教訓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聽不進去。最後，孫明齋站起身來，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讀一讀《帝國主義論》，搞明白帝國主義是個啥東西，對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戰犯。」

藤田茂回去了，飯盛重任又來了。他擔任過偽滿洲國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權威」自居，滿口的「國際法」、「國際公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就是要證明他們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日本戰犯們不再大規模鬧監，轉而開始聯名寫《抗議書》，還要把《抗議書》遞給聯合國，聲稱自己受到「非法對待」。

劉家常說，日本戰犯剛開始搬出「國際法」的概念時，管理所還真是有些撓頭。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國際法」為何物。於是，管理所千方百計找來了相關的資料，首先讓管教幹部學習。

「學了『國際法』，很多管教幹部更氣不打一處來。」劉家常說，「那些對戰爭罪、戰犯的定義，條條款款都能套在這些日本戰犯的頭上，他們居然還敢談國際法?」

既然日本戰犯打出國際法的名義，那就用國際法來回擊。管理所組織日本戰犯集體學習，特別是二戰後審判戰犯時制定和應用的一系列法律條文。

從紐倫堡審判啟用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次詳細規定了戰爭罪的種類和等級，甲級戰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戰爭策劃者，日本的甲級戰犯已經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得到了審判。關押在撫順的這些戰犯，屬於乙級和丙級。

單就「戰爭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對所佔領土或佔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財產，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態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別是低級別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爭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認罪的開始。

以德報怨

日本戰犯在戰犯和戰俘的身份上糾纏，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們則經歷了另一番內心糾結：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犯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員，多為軍人出身，很多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和日軍真刀真槍地生死相搏過。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副所長曲初都是老革命，孫明齋的舅舅被日軍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殘疾就是拜日軍所賜，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寫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淚賬」。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叫王興的看守員，10歲時，他親眼看到自己的7位親人被日軍用刺刀刺殺。

即便是最年輕的趙毓英等人，也對日本侵略有切身體會。他們看待日本戰犯的眼光，難以克制地帶有仇恨。但是，作為管理所工作人員，個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對戰犯實施「三個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所長孫明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說服自己：「我知道大夥想不通，其實我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說『20年過後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當年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剋制、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鬥，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拼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麼可為難的呢?」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審判定罪前關押戰犯的地方，是一個還不能叫做「監獄」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意味著陰暗、冰冷、殘酷、恐怖。而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優待得多。

最初幾天，管理所為戰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糧、細糧搭配，以高粱飯、窩頭為主。以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這已經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標準。不說別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吃的也是這些。

個別日本戰犯卻對這樣的優待不領情，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把飯菜倒進馬桶里，繼而發展到絕食。

管教幹部看了心裡有氣，有人說：「他們不吃就是不餓。這頓不吃粗糧，下頓還這麼做。」有人說：「槽里有草餓不死驢，看他們能挺幾天。」

但是，連續幾天，幾個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絕進食。不管是什麼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戰犯餓死了，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管理所趕快將情況向上級彙報。

很快東北公安部轉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將戰犯們按將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級，分成小、中、大灶三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

具體的伙食標準列出來，讓很多管教幹部都不能理解。這些戰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這是什麼概念?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豬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檔次的戰犯伙食標準，也要遠遠高於管理所工作人員的水平。這樣的「牢飯」恐怕世界上不會有第二份。

日本戰犯不但吃得好，會吸煙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條紙煙;每周洗一次熱水澡、每月理一次髮、定期接受體檢;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管理所醫務室的醫療設施甚至超過當時的中級醫院，部分戰犯在戰爭中受傷致殘，管理所為他們全部安裝了假肢。

趙毓英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還給她分配了新任務：「營養護士」，就是要給戰犯調配食譜，保證營養均衡。

每天，趙毓英開出菜譜，負責後勤採購的高震照單採買。高震後來成了趙毓英的丈夫。「那時候我們倆可沒少吵架拌嘴，他對我滿腹牢騷。『你開單子也不看看季節，三九天哪裡有西紅柿賣?』『指名要河鯽魚，漁民要知道是給日本人買魚，非把我當漢奸揍一頓』。」趙毓英笑著回憶。

抱怨歸抱怨，高震還是會想方設法把菜譜上的東西購置齊全。炊事員也有情緒，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幹凈就上鍋。這個情況很快被發現，遭到了管理所領導的嚴厲批評，從此杜絕。

趙毓英說，每次大會小會，領導們都要強調一遍「三個保障」，嚴肅紀律。我們也逐漸理解，優待日本戰犯，不但是實行人道主義，更是改造他們的方式。要讓他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國人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反省他們又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以德報怨，拷問著日本戰犯沉淪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說的是日本戰犯的標誌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擔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首要戰犯。此人極端頑固，一直宣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幫助滿洲國建設」。

1952年，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癱瘓在床。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專職護理員。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裡。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釋出獄，武部六藏四年不曾離床，卻連褥瘡都沒有生過。

在接受審判前，武部六藏最終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歲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歲的焦桂珍，「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頑石點頭

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為安全起見，戰犯管理所曾暫時遷往哈爾濱。1952年，管理所遷回撫順后，中央發來了新的指示，對日本戰犯要開展認罪悔罪教育。

其實，認罪悔罪教育從戰犯們進入管理所之後就一直在進行著，比如組織理論學習，認清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實質等等。而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發罪行，觸及到了每個人的具體罪行。

並不是每個日本戰犯都能老老實實地坦白。他們或是怕供認罪行會招致嚴懲，或是仍沒有褪掉軍國主義的幽魂，有人推諉隱瞞，有人直接對抗。

為了打開局面，管理所把號稱「大和魂榜樣」的鹿毛繁太作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偽滿錦州市警察局警務長，在其任內，製造無人區、抓捕殘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進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規，不服管，挑釁看守，恐嚇認罪的同監，鬧監最凶。在一次公然辱罵看守之後，鹿毛繁太被單獨關押起來。

劉家常告訴記者，管理所如果只有優待懷柔政策，那些戰犯中的死硬分子只會更囂張。我們杜絕了所有的肉體刑罰，但並不意味著沒有懲戒措施。單獨關押就是一種懲戒，類似於關禁閉、關小號。

鹿毛繁太是單獨關押的常客，起初並不當回事，以為關個兩三天就會放他出來。但這次，放他出來的前提是寫檢討，寫認罪書。

單獨關押兩天後，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來句話的檢討，被管教幹部金源打回重寫。反反覆複寫了四遍，才算通過。而這還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體戰犯面前公開檢討。鹿毛繁太慌了神兒，請求管教允許他「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廣播器里傳出了鹿毛繁太懺悔的聲音：「我檢查我的錯誤和罪行……」

「大和魂榜樣」成了認罪悔罪的榜樣。

像這樣通過懲戒手段才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在各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和潤物無聲的感化影響下，重新審視自己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良知喚醒，邪惡褪去。

「直接或間接死在我手裡的中國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許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吧……」多年後，曾任偽滿三江省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科長的島村三郎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寫道。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裡，他曾經傷害過的那些人的面容一次次浮現腦海，「想起了自己指揮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槍殺30名抗聯戰士;想起了指揮活埋俘虜、親手砍殺無辜百姓、甚至將其活活燒死時的慘叫聲;想起了眾多被塞進卡車送給731部隊做活體實驗的人們……」

日本軍國主義將他們變成戰爭機器和嗜血的魔鬼，鮮血和暴行是他們在戰爭中的興奮劑。戰爭結束了，軍國主義陰魂消散，一遍遍回想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這何嘗不是一種懲罰。

古海忠之，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被稱為「二號太上皇」。武部六藏癱瘓后，他成了日本戰犯中文職代表，「文看武部」變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戰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發自內心的懺悔：「我過去完全是一個人面獸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奪取千萬中國人寶貴生命、掠奪中國億萬財富的重大責任的。」「我千死萬死也洗不凈自己的罪責。」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認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廣島，他知道原子彈在自己的家鄉爆炸，而看到原子彈爆炸后的廣島慘景，卻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電影《原子彈》。這個最頑固的日本戰犯開始思考：「日本的悲慘現實是怎樣造成的?中國以前的慘狀又是誰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戰爭中的暴虐：「對軍官全體教育說『為使兵習慣於戰場，殺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試膽。對此使用俘虜比較好』。『刺殺比槍殺有效果』。」他給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論我的罪，判幾個死刑，也不能贖罪於萬一。」

從1950年到1955年，在撫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1113名戰犯全部低頭認罪，他們每人都親筆寫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最終的審判，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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