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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餘名日本戰犯免於起訴

作者：yongbing1993 於 2023-11-18 04:0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1000餘名日本戰犯免於起訴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對日本戰犯和蔣介石國民黨軍的戰犯都是執行《一個不殺》的政策。

這些戰犯用「罄竹難書」形容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惡，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日本戰犯做出了「追究犯罪處分」的決定。此後兩年時間裡，700人組成的偵訊工作團分赴撫順、太原兩處戰犯管理所，對全部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審查、偵訊、核實。

即便是把這一千多名戰犯的罪行簡單匯總，也足以讓人瞠目：被他們直接殺害的中國平民和戰俘有857000人，燒毀、破壞房屋78000處，掠奪糧食3700萬噸，煤炭2.22億噸……

曾經被視為「勇武」「忠勇」的行為，現在成了對良知的拷問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戰犯也覺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謝罪」，有28人向偵訊工作團遞交了處決請罪書，主動申請死刑。

藤田茂是自認必死無疑的日本戰犯之一。他在回憶錄中記錄當時的內心活動：「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虜要被處以重刑。在國際法庭的審判中，已經有1200多名日本軍官因此被處決。而我自己，僅『秀嶺一號』作戰一戰，就殺害了86名俘虜。我明白，單憑這一點就可以判死刑。」

血債血償，於情於法都是這些日本戰犯應得的下場。但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是依據他們的犯罪事實和認罪態度，採取了從寬處理的原則。最初給中央彙報的公訴方案中，絕大多數日本戰犯被免於起訴，準備起訴的戰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嚴重者足以被處以極刑。

這個已經是寬大處理的公訴方案卻被中央否定了。周恩來在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彙報時作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確定后才能起訴，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依據「不殺少判」的中央決策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覆斟酌縮減，最後確定的起訴人數只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審判戰犯的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開庭了，鈴木啟久第一個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戰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揮製造6起屠殺慘案，每次屠殺都幾乎全村滅門，這些慘案的倖存者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鈴木啟久當庭跪地認罪。

當年7月1日，是島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他寫道：「從開始悔罪時起，我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終結自己的人生。」

夏天悶熱的法庭中雖然預備了冰塊降溫，但島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嚴肅，從未動手擦去汗水。

審判長宣讀完公訴書，輪到島村三郎自我陳述，他忽然雙膝跪地，泣不成聲：「在鎮壓抗日行動中，我命令警察嚴刑拷問，刑罰無所不用其極……我無動於衷地聽著這些慘叫，甚至把這當成一種樂趣……我當年是一個魔鬼，一個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殘殺了那麼多善良人的兒女，卻從未落過一滴眼淚……」

二戰之後，在世界範圍對戰犯進行審判的有幾十個國際法庭、軍事法庭，庭審數千次，從來沒有過的一幕出現在了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45名戰犯，對法庭指認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認，沒有辯解，沒有推脫。被告席上的很多戰犯痛哭流涕，當庭下跪，跪向審判席，又跪向旁聽的中國民眾。

參加旁聽的外國記者評論：「中國的審判，雖然檢察官與戰犯、受害者與戰犯、證人和法官與戰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各自的立場不同，但在莊嚴肅穆的法庭上，戰犯和所有人異口同聲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這在國際審判史上絕無先例。」

到7月20日，設在瀋陽和太原的兩個特別法庭，分四次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了宣判。出乎這些準備以死謝罪的戰犯預料的是，中國法官沒有判決一個人死刑。鈴木啟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僅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從他們被蘇聯紅軍俘獲時便開始計算。更讓戰犯們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戰犯全部免予起訴，先後分兩批釋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後，被判刑的戰犯被集中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改造，這裡從此改稱撫順戰犯監獄。他們之中，武部六藏因為身患重病，在宣判后不久即假釋回國。另有一人在獄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後3名戰犯被提前釋放。此時，他們被新中國關押改造的時間總共有14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也是14年。

　中歸聯」的遺產

從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鶴港需要4天，這是日本戰犯歸國的航線。

1956年6月21日，1000餘名日本戰犯被新中國政府宣布免於起訴，他們分批登上了從日本開來的「興安丸」客輪。4天的航程中，一個名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組織在回國日本戰犯中產生。

「興安丸」到達日本舞鶴港，很多人仍穿著撫順戰犯管理所統一分配的服裝——那是一身中國樣式的中山裝。日本當地政府部門為他們送上「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服和軍靴，沒有一個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歸聯」發表《告日本國民書》，文中寫道：只要認識到本身所犯的錯誤，那麼如何會再次地去犯錯誤呢?我們絕對反對戰爭，絕對反對把人們驅向戰爭道路的軍國主義。

在歸國后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中，他們選擇了文藝匯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東京千代田區公會堂被《團結就是力量》、《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淹沒。

因為在蘇聯和中國被關押了十餘年，他們被視為異類，在試圖營建自己生活的時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擾。警察時常會來進行所謂的思想狀況調查，還會要求他們提供關於蘇聯和中國的信息。一些歸國戰犯在公司里、在社會上也會被莫名其妙地貼上「赤色分子」、「過激分子」的標籤。

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的後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報紙、雜誌的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辭彙，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其實，最先對他們「洗腦」的是日本軍國主義，洗去的是良知，灌輸的是邪惡。新中國對他們的改造，也可以說是「洗腦」，這一番洗去了邪惡，喚醒了良知。

為揭露戰爭罪行、保衛世界和平，「歸還者」們還從他們在中國關押期間寫作的《懺悔錄》中精選了15篇文章，並配上15幅歷史照片，編成《三光》一書出版，該書10天之內印刷6次，銷售之快占戰後日本書籍銷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獲得新中國提前釋放。他回到日本后擔任了「中歸聯」的會長。這位曾經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實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時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幟。他不斷帶領會員奔波於各地巡迴演講，介紹中國政府對戰犯實行的人道主義待遇，用自身經歷勸誡民眾反省戰爭。

「中歸聯」成立后便發起了尋找中國勞工遺骨的活動，他們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國勞工遺骨、組織募捐，並護送這些遺骨回葬中國。藤田茂先後6次率團護送勞工遺骨返回中國，不停地邀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訪問日本，但他最終還是沒能等到後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第一任所長孫明齋等人率團訪問日本，「中歸聯」包括藤田茂在內的眾多老兵已相繼離世，親人們捧著骨灰前來迎接，以了卻這些老兵的心愿。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著1972年周恩來總理贈給他的中山裝。

1988年，「中歸聯」會員集資22萬元人民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建立起一座潔白如玉的大理石謝罪碑，碑後用中日兩國文字刻著這樣的文字：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我們犯下了放火、殺人、掠奪等令人髮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間卻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義待遇，從而使我們恢復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表示真誠的謝罪，併發誓絕不允許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為和平與日中友好作出貢獻。

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歸還者」離開了人世。到2002年時，活著的「中歸聯」成員僅剩100餘人，多數也已是風燭殘年。這一年，最後一任會長富永正三去世，「中歸聯」不得不面臨解散的命運。

實體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續。「中歸聯」宣布解散的當天，「撫順奇迹繼承會」宣告成立。它的成員是「中歸聯」會員的後代子女和一群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們繼續記錄侵略戰爭證詞，編寫季刊《中歸聯》，繼承了反戰老兵們的夙願。

「撫順奇迹繼承會」在證明著，歷史不會因為一個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遺忘。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謝罪碑旁，一簇牽牛花爬滿籬笆。

這些花的種子來自一個叫副島進的戰犯。在他獲釋回國前，中國管教員送給他一把牽牛花籽，告訴他說：「你來中國的時候拿著武器，回日本的時候帶著這些花種。希望你再來中國的時候，手裡拿著的是鮮花。」

回國后，副島進把花種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並將結出的花籽分贈給鄰居。2007年副島進去世后，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牽牛花籽回贈給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日本戰犯的謝罪碑旁，這些牽牛花旺盛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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