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警察》如何保護那些權貴

《沒有警察》如何保護那些權貴

毛澤東時代，看到的只是兒歌里的《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給警察叔叔手裡》的交通警。還有就是城市街道的戶籍警。農村人民公社的保衛科，一個科長幾個科員。還有就是全民武裝的民兵連民兵營。

當年邪教包圍中南海時被警察趕到國外去了。如今這些邪教成員躲在西方世界里，就不懂得《沒有警察》如何來保護來那些權貴們，因為邪教成了權貴的吹鼓手。

中國的走資派官員和新生的資本家階級是需要《警察世界》來保護的。所以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后開始恢復公檢法的機關，配備官員，動用大量國家財政來擴大警察隊伍。如此多的警察還不夠用，就改個名頭成立城管、農管、文管、保安等幾乎各行各業每一個社會角落都充實著打手。他們見到權貴點頭哈腰，見到平民百姓就鐵面待之。

走資派鄧小平改革開放的1978年初，在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 但在同一年的1978年末就恢複檢察院。 1979年重建1959年撤消的司法部（同時撤消的監察部，不久也重建了）。 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 1983年中央政治大學成立……　　

根據中央（1982）30號文件，解放軍地方部隊改為武警部隊（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是公安部隊），以後又陸續將一些「裁軍」的野戰部隊划入，其輕兵器等裝備方面有些已高於野戰軍，說明軍隊的主要使命已經發生變化。但是，武警卻沒有經受住第一場重大的考驗，「6.4」后，武警部隊的整個領導班子全調換，本來應屬他們的任務，卻不得不調動整建制的野戰軍來完成。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幾次大規模的擴大警察隊伍。 「全國法院的定員從83年的15萬人擴充到91年的25萬人」。為適應1983年的「嚴打」，上海為此建新押點一次就撥款5000萬元，「為接收新判決的犯人」，安徽各地市計有阜陽等7個地區，合肥等6個市「又籌建和收回了21個勞改場所」；湖南「全省有14個地（州）、市和75個縣新辦勞改場所90個」；江蘇「1987年共28個監管單位比1980年增加14個」，「幹警比1980年增長近2倍」；山東除接受和新建一些省管單位外，同時在10地、市各建勞改隊1個（聊城未建）……離任前的司法部長張富森今年4月7號在人民大學法學院做報告中說：「全國監獄達到標準需要財政投入200億元……尚有70多億的缺口。」　從「十一大」強調法制建設，到「十五大」確認「依法治國」，並通過九屆人大入憲。1983年7月19日走資派鄧小平同公安部長談話，確定「嚴打」。

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治安、改造罪犯上取得了世界各國少有的成績。從新中國第一個勞改農場——北京清河開始，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興建了一大批工農業勞改企業，例如黑龍江省「為落實中央南犯北調和建設商品糧基地的任務」，至1956年「新建22個勞改農場，6個勞改工廠」。 1955年至1958年，10餘萬犯人從湘、蘇、贛、閩、浙、粵、予、魯、鄂、京、遼、津等13個省、市調入。江蘇省的省管勞改企業，1966年的年利潤1692萬元（其後到1978年為5690萬元，1983年2460萬，1987年5225萬）。 1956年上半年，由於超體力勞動，全國犯人非正常死亡增多，受到毛澤東的嚴肅批評：「有些人只愛物、不愛人」，「不要想在勞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錢」，「把犯人當成勞役，只有壓服」。　　

1958年，北京市的犯罪率曾降至萬分之三點八（共2428起。1957年是6125起，為萬分之十五點五）。今日許多年青人從長輩那裡知道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實際上是1958年的新中國留下的印象，但是，「大躍進」中的政法戰線也颳了一股「浮誇風」，這就是當時推廣到全國的「十無」，即無反革命、無刑事犯罪等，有些地方發展到「三十五無」（如河南）、「百無」（山東一些地方）具體到：「無50元以上的偷盜」、「無交通事故」等，在貫徹中摧殘了多少將來有可能「對抗領導」，實則有個性的青少年！ ！ ！這一個被「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肯定的經驗，卻遭到了毛澤東的痛斥。它確實是受蘇聯上世紀三十年代那一套殘酷的作法的影響，也有西方刑事人類學龍勃羅梭的剝奪犯罪能力理論的影響，還應該有當時大張旗鼓地貫徹彭真這一指示的影響：「一定要把北京市的社會治安情況和政治情況搞的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鏡子一樣」。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政法界提出了新中國犯罪「五次高峰」說，即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都有一年犯罪高峰，80年代是第4次，90年代是第5次，今年3月24日的《嘹望東方周刊》發表的文章說，「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第4次犯罪高峰期，發生大案10萬起，是前3次高峰刑事大案總和的2倍；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湧來並持續到現在的第5次犯罪高峰，發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　　

官方公布的數字：「1999年，全國刑事立案統計數據，自1992年以來首次突破200萬起，2000年又升至360多萬起，與上年相比，增幅達61.7％」，「2003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當年的刑事案件1842699起，破案率41.9％」。 「2000年，中國法院系統判處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比1996年上升了6倍」。　　

德國施奈德的《犯罪學》認為：「犯罪統計是犯罪學最重要，但也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據公安部的一項研究：1985、1987、1988年對15省、市的300個派出所為期3年的刑事隱案調查，犯罪明數最多只佔實際發生的1/3，公安大學一位教授估計的「明、暗」比例應為1/10。還有一個「不破不立」，即破案、立案的關係。 20多年來立案標準也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調高。就此，四川數字稱每年的「8類嚴重暴力犯罪的立案數都在30000起左右」，一個鄭州市2004年就「抓獲各類違法犯罪嫌疑人4萬餘人」，人口小省雲南被刑事犯罪致死的「平均每天7人」……　　

當年，鄧小平曾說：「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鄧小平決定「嚴打」的83年7月19號談話中說：「那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志冒了一句，說還要搞准。我說，沒有準不準的問題，……有什麼準不準的問題？是下不了手！」對公安部報告中說「要多作教育、疏導和預防犯罪工作」時，小平批評說：「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他說「搞得不疼不癢的不行」。 ——這其中有同志講「准」的問題和公安部的「多做教育」，顯然是毛澤東時代的「老調子」，不符合鄧的風格。 83年「嚴打」殺了多少？恐怕要以萬計。正常呢？ 「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秘書長關於死刑的第6個五年報告的統計，中國在1994年至1998年執行死刑12338起，並指出中國是所報道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茅與軾的數字更驚人，每年處死超過一萬五千人。今天的網上還在爭論一年判死刑是一萬還是四萬的問題。現在媒體已認為，第一次「嚴打」時，全國人大通過的《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中第一條……，就「為濫用死刑打開了閘門」。　　

83年「嚴打后」，僅上海就上萬名罪犯送往新疆、青海，各地也都不在少數，天津註銷了成千的勞改釋放人員的城市戶口，「送邊遠地區」。　　

理代刑法之父貝卡利亞說：「犯罪的罪行越重，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越大，對待犯罪的手段越嚴厲」。那麼，再犯罪的手段也是否也會隨之升級，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呢？這個道理，二千多年前的我們的老祖宗都懂。　　

「嚴打」也使酷刑、虐犯放開了手腳，進口警、械具提供了虐犯的「玩具」，各地在刑偵實踐中還發明了不少刑訊「專利」，即使對錯「掉」進去的同行也不客氣，也包括類似宣傳中對張志新那種臨死前控制說話的殘酷手段。近日又報導的景德鎮市第二看守所被關人員按送錢分坐牢檔次。牢頭獄霸打死人事件，這是今天各地看守所普遍存在的現象。這類事情的報導已經不少，尤其是孫志剛事件曝光前後。古代漢朝就曾廢除過肉刑，清朝宣統年間也為此頒旨，今天儘管不斷曝光，不斷打擊，仍「非常頑固」，存在著，這其中，市場經濟和腐敗起了更大的作用。　　

當今中國最大的犯罪現象，應該是腐敗，以及腐敗滋生的犯罪。我們今天要告訴民眾的已經不是有多少幹部腐敗了，而是還有多少幹部沒有腐敗！那些成熟的政客懂得，共同腐敗是官僚內部的穩定劑，為此才好理解一代又一代新的大家族要帶頭富起來。他們是以亡黨、亡國的風險為代價的，實際上他們是真正願意亡國，只有亡國，他們將來才不會有原告，但就今天來說，腐敗犯罪已使全社會從下到上，從個人到國家，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一位老刑警隊長說，今天許多犯罪分子作案前就已經作過計算，包括風險成本。犯罪后能找到的關係，後者能包庇，擺平的力量。有的乾脆事先和司法人員，甚至司法機關進行交易,共同安排作案，破案和善後。這位正在服役的警察攜夫人在南方坐了兩趟長途汽車后，感慨的說：「還是他們(黑社會)能保證安全，更講規矩。」腐敗也腐蝕了國家機器，法學家賀衛方引用普通民瑤：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按此邏輯法制越健全，供他們吃的東西就應該越多。這可能是法治社會的一條潛規則，區別恐怕只是有沒有規矩（立法和宣傳修飾）。　　

鄧小平也認為：「只靠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二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如今，按官方數字，經濟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還沒有靠把經濟搞上去來根本解決犯罪問題的先例，也不會有后例，屬常識問題。司法部監獄局1995年所作的一次比較全面的大規模調查表明，以侵犯財產與金錢為驅動力和團伙犯罪是在押犯的兩個基本態勢。據《中國青年報》今年8月19日文章，宣布邁入小康社會，被譽為「溫州第一強市」的樂清市，「2000年至今年6月，當地因爭權奪利引發的雇兇案件，經批捕的就有47起，涉案的雇凶者近50人，他們九成以上是個私企業家，富人村官等」。是否叫越富越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向錢開」，「不管白貓黑貓」，「膽子再大一點」的社會主流意識，恐怕是和社會犯罪的心態緊密聯繫的。

鄧小平：「只靠打擊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二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如今，按官方數字，經濟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還沒有靠把經濟搞上去來根本解決犯罪問題的先例，也不會有后例，屬常識問題。司法部監獄局1995年所作的一次比較全面的大規模調查表明，以侵犯財產與金錢為驅動力和團伙犯罪是在押犯的兩個基本態勢。據《中國青年報》今年8月19日文章，宣布邁入小康社會，被譽為「溫州第一強市」的樂清市，「2000年至今年6月，當地因爭權奪利引發的雇兇案件，經批捕的就有47起，涉案的雇凶者近50人，他們九成以上是個私企業家，富人村官等」。是否叫越富越惡。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切向錢開」，「不管白貓黑貓」，「膽子再大一點」的社會主流意識，恐怕是和社會犯罪的心態緊密聯繫的。　　

2003年11月20日　，第20次全國公安會議重申：「堅定不移的貫徹嚴打方針，建立經常性嚴打機制，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勢」。公安部主辦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發表雲南省公安廳長江普生的文章說：「綜觀20多年嚴打整治鬥爭的歷程，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即：發案、破案、抓人；發案多、破案多，抓人多，發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簡而言之，就是「打不勝打，防不勝防」。這當然是「新政」的「新思維」，借一個地方警察頭子發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