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批評對高幹保健是搞特殊

毛澤東批評對高幹保健是搞特殊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採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只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制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只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只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葯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只佔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佔57%，縣以下的佔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佔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佔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佔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彙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彙報后，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佈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佔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佔25%，城市則佔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面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葯。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葯。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裡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后，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后，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后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裡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迹，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系。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后，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系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鐘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面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嘆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