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承認錯誤很快但堅決不改

鄧小平承認錯誤很快但堅決不改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評，他立刻檢討，事實上是同劉少奇劃清界限，這就是當時已流傳在外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檢討。之後，鄧小平在下台後又於一九六八年寫了《我的自述》，保證「永不翻案」，為以後的復出鋪下後路。在林彪事件后，鄧了解到毛澤東有意解放老幹部，又寫信給毛澤東，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澤東推薦復出。毛澤東在後來批鄧時說：「他說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就是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后，口頭上說一套，實際做的又是一套。比如在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說：

1，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2、如果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

3、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4、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5、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4頁）

6、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8頁）

7、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別是中國人口多，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六萬億美元……就表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頁）

8、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9、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10、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而今天的中國社會事實是：中國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了，而且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發展起來了。亂子還少嗎？

文革中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出賣了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后，為了與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劃清界線，不停地給毛澤東主席寫信以示忠心。以下內容是走資派鄧小平寄給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鄧小平：我的自述》。分別述職紅七軍工作時期。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時期。

鄧小平：《我的自述》（摘錄）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以下為該自述的摘錄。）

鄧小平：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叄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麽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准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面，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叄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挂帥、即毛澤東思想挂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叄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叄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