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下台後寫了《我的自述》

鄧小平下台後寫了《我的自述》

鄧小平下台後帶著家屬等人住在將軍樓里喝喝茅台打打橋牌外，還寫了《我的自述》向毛澤東和中央承認錯誤保證永不翻案。還親筆給毛澤東寫信永不翻案。說起鄧小平喝茅台還真有個故事：話說當年經常陪鄧小平打橋牌的聶衛平在一次採訪中講，茅台酒廠有兩瓶價值連城的歷史窖藏，被茅台酒廠視為貴如生命的無價珍寶。可是鄧小平得知后馬上就拿走一瓶喝掉了，結果剩下的一瓶便成為茅台孤酒。從這瓶茅台孤酒中可以看出，在鄧小平看來，國家就是他的，國家財產就如同他的私產一樣，可以隨便糟蹋，可以隨便送人，這就是中國無底線私有化和無底線對外開放的當時背景和根本原因。連聶衛平這些人心理上都認為，中國的財產都是鄧家的，無論個人怎麼揮霍都是正常的，所以談起這件事來如聊家常，沒有感覺任何不對的地方，甚至還帶有讚美的口吻。

單就國家價值連城的一瓶酒被鄧小平隨便喝掉這一件事，就可以講，在隨意揮霍國家財產方面，當今世界再無二人，中國歷史上也很難找出第二人，無論是被認為極端揮霍的慈禧太后，還是膽大妄為的蔣介石，都沒有干出過這種事來。中國古代再揮霍無度的皇帝，揮霍的也只是法律上規定的皇家資產，而對於他人的資產，也沒有這樣揮霍的先例。封建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家財產與國家財產融為一體，再怎麼揮霍也是揮霍皇帝自家的財產。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產不屬於國家領導人，並且就算是屬於國家領導人，也不屬於沒有擔任最高職務的鄧小平。鄧小平這種揮霍不屬於自家的國家財產的行為，人類歷史上的確上極為罕見!

鄧小平妖魔化江青等領導人，特別是妖魔化毛主席的。把他們自己干過最邪惡的事情，原封不動扣在鄧小平反對的人頭上。由於上層大官的行為成了下層社會效法標準，中國老百姓特別是那些商人和知識分子一看，造謠造假，以假充真，坑蒙拐騙，居然有這麼大的好處，於是大家群起效仿，中國的道德倫理就此崩潰，有史以來最講信用的中華民族，徹底墮落為「無一物不造假，無一食沒有毒，無一人可相信」的偽劣假冒社會。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建立的道義形象就此煙消雲散，中國的道義力量就此徹底喪失。美國也才敢無所顧忌地重新打上門來，開始肆意干涉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

想想以往，看看眼前，中國人真是憋屈啊!  曾幾何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在全世界人們眼裡是最乾淨最高尚的人，在非洲黑人眼裡是神是天使(援非工人被視為神，援非醫生被視為天使)，在西方白人眼裡是模範是榜樣，七十年代英國機場乾脆對中國人實行免檢，幾乎沒有幾個國家享有這種待遇，這是多麼高的評價和信任!  可見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國人們眼裡，形象是多麼良好，多麼道義，多麼高尚，多麼讓人尊敬，多麼令人放心，可是今天卻被稱為是「垃圾人口」，被全世界各個國家所不齒所蔑視。當最初中國人走上偽劣假冒、坑蒙拐騙道路而被世界所蔑視時，走資派特色政府主流媒體說什麼這是因為中國人貧窮造成的，可是現在已經跨越了富起來的階段，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了。全世界有幾個人象當年新中國時期那樣瞧得起中國人的?  這種天差地別，難道全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妖魔化的結果嗎?  難道毛澤東時代他們就不想妖魔化中國人嗎?

文革中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出賣了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后，為了與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劃清界線，不停地給毛澤東主席寫信以示忠心。以下內容是走資派鄧小平寄給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鄧小平：我的自述》。分別述職紅七軍工作時期。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時期。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評，他立刻檢討，事實上是同劉少奇劃清界限，這就是當時已流傳在外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檢討。之後，鄧小平在下台後又於一九六八年寫了《我的自述》，保證「永不翻案」，為以後的復出鋪下後路。在林彪事件后，鄧了解到毛澤東有意解放老幹部，又寫信給毛澤東，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澤東推薦復出。毛澤東在後來批鄧時說：「他說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鄧小平：《我的自述》（摘錄）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以下為該自述的摘錄。）

　　

紅七軍工作時期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幹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並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份舉行了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雲逸同志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志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後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

　　

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裡有韋拔群同志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志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雲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並開了黨員幹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准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間，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幹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志帶到了右江，合併到七軍裡面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雲逸等同志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囗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復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

　　

對於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並未覺得有什麽不對，只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囗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只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麽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鬥，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

　　

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雲逸同志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關於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幹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來的餘澤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繫），謝余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幹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幹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幹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面大為改觀（關鍵在於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繫的本地幹部）。三次「圍剿」粉碎後，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調任會昌

　　

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只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面。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鬥爭後，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幹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鬥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鬥爭中，要儘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鬥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鬥爭和抗日鬥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讚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波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贊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採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只正面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鬥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