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問：為什麼要信仰共產黨?

胡適問：為什麼要信仰共產黨?

新文化革命運動中先人們嘗試和實驗了文化改良、文化革命、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互助主義、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不談政治只做學問、醫學治國、實業救國、引進共和、和平改良等等各種文化都無法改變中國。直到蘇聯的十月革命工人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才找到了可以改變中國的理論,  以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蘇聯成功的經驗后,  才真正有了選擇的道路和方向。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三人是打響了《文化革命》第一槍后，胡適不信仰共產黨，幫助蔣介石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失敗了。陳獨秀、李大釗信仰共產黨，最後由毛澤東成立了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踐證明信仰共產黨是對的。

新文化運動直到五四運動后陳獨秀、李大釗以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當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的時候，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轉變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列主義的運動，《新青年》也逐漸變成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此時在美國留學后回中國推行白話文白話詩,以信仰實用主義為主的推行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的胡適之責問陳獨秀、李大釗:  你、我都是「人中呂布, 馬中赤兔」,  為什麼還要信仰共產黨?

胡適之問也是許多人之問,  尤其是走資派鄧小平復辟以來讓少數人先富, 不管黑道白道先富就是好道, 胡亂摸著石頭先富就能達到先富下, 培養了大批的絕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今天,  人人都夢想著做「人中呂布, 馬中赤兔」,  高考改變人生、知識改變命運。全社會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上名牌大學、出國留學、兩耳不問所有事、一心只讀數理化、搞攀比、博出名、自私自利之極的特色時代里的人更不理解陳獨秀、李大釗為什麼還要信仰共產黨了?孫中山為什麼要「聯蘇聯共扶助工農？

孫中山隨母赴檀香山。他的長兄孫眉資助孫中山先後在檀香山、廣州、香港等地比較系統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7歲的孫中山自檀香山歸國前往香港讀書在香港學醫5年。26歲的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來到澳門鏡湖醫院，出任新設的西醫局首任義務醫師，成為澳門的第一位華人西醫。當個醫生有多少個中國父母希望自己孩子能做到的。可孫中山拋棄「醫人生涯」，進行「醫國事業」，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綱領。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后，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民國政權被複辟后落在袁世凱后,  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為什麼信仰共產黨? 因為孫中山看到中國清朝末年尤其是鴉片戰爭后，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孫中山目睹中華民族有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決定拋棄「醫人生涯」，進行「醫國事業」，他希望通過李鴻章能使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

陳獨秀考中秀才，先後五次東渡日本求學如早稻田大學。接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后應北大校長蔡元陪之請任北大文學長、北大教授。但日本早稻田大學沒有畢業,  用現在的學院派說不夠學歷的, 但月薪200大洋當了三年自己辭職不幹的。李大釗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后經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月薪120大洋。此二人就個人而言小日子過得還差嗎?  陳獨秀、李大釗為什麼信仰共產黨?

那時，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和封建統治癒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災難之中，國家和民族瀕於危亡的邊緣。進入二十世紀，辛亥革命爆發、新文化運動湧起，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發生，使中國社會出現了曙光初現的變化。李大釗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1913年，他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后，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科學精神，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封建頑固勢力展開猛烈鬥爭。他和他的戰友們改造舊中國的決心和激情，有力激發了當時中國青年的蓬勃朝氣和進取精神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備受鼓舞，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他敏銳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從中看到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傳十月革命過程中，他的思想認識迅速提高，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進而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陳獨秀、李大釗等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動和組織工人過程中，積極開展建黨工作。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會同3月李大釗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起，從上海、北京分別向各地輻射，先後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繫，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同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起草了黨的綱領草案十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關於黨的名稱，陳獨秀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同意。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在陳獨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陳獨秀為書記。11月，陳獨秀同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擬定《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為達此目的，就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爭鬥，並要從資本家手裡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的國家的；並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裡，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1921 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歷史由此掀開嶄新一頁。陳獨秀時在廣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面意見，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這四條意見，一是「培植黨員」，二是「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是「紀綱」，四是「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及地方組織尚不健全，中共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臨時領導機構。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 。

中共一大之後，陳獨秀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對推動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運動，特別是建立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反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鬥爭和批判戴季陶主義等，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從中共一大到五大，陳獨秀一直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中共三大國共合作方針的確定，中共四大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陳獨秀針對性地提出了建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思想。經過討論，與會代表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党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推進北伐，促進了中國革命形勢的高漲。

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1929年春，當陳獨秀看到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時，引起思想上的共鳴。陳獨秀不同意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關於中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的觀點，認為革命已處於低潮。他對臨時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同其他黨派合作的「左」的綱領和策略表示不贊成。這些都是基本正確的。但他對革命形勢作了過於悲觀的估計，反對八七會議確定的武裝起義方針，並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任務、道路等問題上反對中共六大路線，提出了一些錯誤觀點和主張。經過一段時間思考，他接受託派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並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左派反對派」。這些都是黨的紀律所不能容許的。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點名批評陳獨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把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開除出黨。12月10日，陳獨秀髮表《告全黨同志書》。12月15日，他聯合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31年5月，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選陳獨秀為書記。由於這個「反對派」的主張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加之內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統一組織很快陷於分裂和癱瘓，沒有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當後來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等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口號時，陳獨秀開始與其格格不入，到最後終於與之分道揚鑣，成為一個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人 。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陳獨秀髮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國與赤化》《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等文章中，斥責蔣介石依賴國聯主持公理不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現。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陳獨秀的諸多言論，表現了他的強烈愛國熱忱和堅決抗日態度。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最後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獄。對於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名，他回擊說：「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於國民黨已耳。」這是陳獨秀對自己最好的辯護，也是他憂國憂民之心的表露。在獄中，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單獨面見他並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出獄。出獄后，他堅持發表抗日演說，寫下大量抗日文章。蔣介石請他出任國民黨政府勞動部部長，被他拒絕。國民黨政府出資10萬元請他另立黨派，遭其痛斥。1938年6月底，陳獨秀從漢口乘船溯江而上，於8月到達江津居住  。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在北京被捕入獄。他受盡各種嚴刑拷問，始終堅守信仰、初心不改，堅貞不屈、大義凜然。4月28日，李大釗同志慘遭反動軍閥絞殺，犧牲時年僅38歲  。1938年8月，當陳獨秀生病卧床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蘊山陪同下，探訪了陳獨秀。走進房門，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著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李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來、毛澤東，黨中央沒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陳獨秀還是老脾氣，是直言不諱的。毛澤東始終不曾忘記過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他再三講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於江津石牆院溘然長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