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革必先讀鄧《我的自述》

研究文革必先讀鄧《我的自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以《我的自述》為題作檢討和交代自己所犯的的錯誤很多。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裡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鄧小平說：「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製定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很明確！文革的目的。

鄧小平又說：「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鬥爭。「===很明確！文革是階級鬥爭。

鄧小平承認：「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

鄧小平承認文革初《五十多天里幹了什麼》：「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后，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麼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清注意：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攻擊的在文革中的「武鬥「、「抄家「、「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是鄧小平「所犯的錯誤「。而「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

鄧小平承認錯誤：「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

鄧小平承認《文革》：「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

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10.23）

鄧小平，《我的自述》：（摘錄）（一）

我完全擁護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製定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

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二人不僅在十一中全會以前一階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

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后，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麼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的動員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制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制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斗，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斗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的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志正確的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覆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大方向的正確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志負擔。不少工作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兩個多月的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兩個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壓制，打擊左派，群眾斗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陳伯達同志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或不派工作組的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面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志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至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只會犯嚴重錯誤而不會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志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廣闊更深入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僅在於大、中學校實現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它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於"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批判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便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

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幹部來自己動手進行這場鬥爭，讓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

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沒有廣大革命小將的闖勁，更是不可能實現的。

大、中學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只能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只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

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後，形勢很好，群眾普遍起來，衝擊著一切牛鬼蛇神，衝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

聶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號召作用，當時看起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

而我們呢？把這種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於讓工作組去控制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破壞運動的作用，其結果把轟轟烈烈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群眾斗群眾，打擊了左派，牛鬼蛇神暗暗高興。

毛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鬥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衝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績。

無疑，這對教育和鍛煉青年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

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作對了。

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的地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制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這不僅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