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毛主席作《反對黨八股》報告

聽毛主席作《反對黨八股》報告

作者：老紅軍

聽毛主席作《反對黨八股》報告。1942年2月6日下午，我得到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凱豐署名發出的上述通知。通知上的文字是現在從記憶里挖掘出來的，可能不完全準確。那時我想，我這個《解放日報》（黨中央當時的機關報）的普通編輯，中宣部怎麼通知我去研究寫作問題呢？我問對面辦公桌坐著的老編輯陳企霞，他說他也收到了通知，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還說，丁玲的通知在他那裡，文藝欄的三個人都通知了。丁玲是《解放日報》文藝欄的主編，為就近醫治關節炎，1月31日上午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秘書長於黑丁接去，暫住在藍家坪文抗宿舍了。陳企霞接著說，他剛去過丁玲那裡，這次你給她送票去吧。這時，我倆輪流去丁玲處請示工作，陳企霞管發稿，又不喜歡到處奔走組稿，去丁玲處比較多，他剛剛去過，後天自然該我去了。

下午1時半開會，如果午飯以後去藍家坪，再轉中央黨校舊禮堂是來不及的，我只能午飯前去到藍家坪。我到時，丁玲正坐在小板凳上，往木炭爐里加炭，我把票交給她，我說去於黑丁處吃飯。丁玲說就在我這兒吃吧，我飯量不大，又有剩饅頭，不用打客飯。想不到丁玲還烤了香腸招待我，香腸在延安是罕見的珍品，我在延安八年也只吃過這一次。

我們飯後即走，走到王家坪附近時，碰到李伯釗同志，丁玲問她今天開什麼會。李伯釗說是毛主席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丁玲說，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奇怪，為什麼研究寫作問題的會在大禮堂召開呢。李說，毛主席2月1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時間不夠，這一部分沒有怎麼講，今天繼續講。至於通知說研究寫作問題，那是主席謙虛。李伯釗把我們的疑團給解開了。

2月1日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據《解放日報》2月2日「本報訊」報道，是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參加盛會的黨中央諸同志、被邀請之來賓及全體學員共千餘人。校長鄧發講話並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學員」，主要是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和在延安工作的黨的「七大」代表。參加「七大」的代表544人，候補代表205人，聽取整風報告的代表人數可能略少些，因為有些代表是1945年4月開會前才趕到延安的。

2月8日我們走到中央黨校禮堂大門，一手交會議通知，一手接過會議散發的《宣傳指南》。會場差不多已坐滿了。到開會時，過道上站滿了人，後排的長凳上也站著人，窗台上坐著人，主席台上也擠了許多人。於黑丁說他找不到座位，跑到院子里找了塊半截磚頭擠上台去，就放在凱豐腳邊坐下來聽報告。

凱豐主持會議並先講話。他說，今天開的會議，名字叫「壓縮會議」，和大家研究怎樣把文章寫短些，希望以後編書的機關與寫文章的同志注意壓縮。

毛主席走到台中央，開口就說警句。他說，今天開的是壓縮會議。現在兵荒馬亂，全世界的文章都要縮短。我們今天開會就是研究要把文章縮短。接著，毛主席逐條講解《宣傳指南》。《宣傳指南》選輯蘇聯《聯共黨史》中列寧論在工人中如何進行宣傳的一段，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報告中論宣傳的群眾化一段，魯迅答《北斗》雜誌論文章的寫法一篇，及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論宣傳的民族化一段。最後，他以尖銳的諷刺口吻指出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指出黨八股是教條主義的藏身所，必須打倒。三個多小時講了四五萬字，會場活躍，掌聲、笑聲時起時伏。大家聽到開心時，毛主席也笑。毛主席講話常用比喻、警句、諺語、妙語、故事，增強演說的幽默氣氛，他的動作表情尤富感染力。聽毛主席演說，既受益又開心，所以場場爆滿。

毛主席2月8日的演說，《解放日報》2月10日曾發表「新華社延安八日電」，報道「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幹部會議，對殘存於中共黨內的八股惡習，進行了『末日審判』。這次會議是專為肅清黨八股、反對宣傳工作中浮而不實、無的放矢的惡劣作風而召集的。到會者有中共中央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凱豐等同志，及黨內外高級幹部與從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編寫工作的幹部八百餘人」。聽報告的主要是黨的「七大」代表，這次會議是1日會議的繼續，聽眾也主要是他們，少數是延安高級幹部和其他幹部。這「八百餘人」的「余」字可包括不少人，因為禮堂有座位八百零幾個，聽眾這麼擁擠，超員不少，也可能有人沒票「看蹭戲」的，但最多不會有1000人。《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於6月18日在《解放日報》發表，題后註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開頭第一句是「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以上情況清清楚楚地說明《反對黨八股》的演說是在中宣部召集的「壓縮」會議上講的，雖然後來沒有再提「壓縮」會議。

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幹部有1萬人，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聽毛主席報告的只有「千餘人」。2月21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6月上旬任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在八路軍大禮堂向2200多幹部傳達毛主席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毛主席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以後，康生3月7日在八路軍大禮堂向3000多幹部作傳達報告。不同的是，2月9日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出版局局長、解放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社社長）又請毛主席作了一次《反對黨八股》的報告。《解放日報》2月10日曾發表「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報道「中共領袖毛澤東同志，昨在中央宣傳部與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演說，要求全黨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最後殘餘施以撻伐」。沒有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參加，沒有報道會議主持人和出席人數及會議地址。在這則消息里，寫了黨八股的八條罪狀和《宣傳指南》選輯的內容。這兩點在8日的電訊里是應該寫的卻沒有寫。這兩則消息同時於10日發表，共用一個《厲行整頓文風》的標題，肩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幹部會議》，小標題是《凱豐：精神上、物質上都不能容許黨八股繼續存在毛澤東：要肅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必須肅清黨八股》。

現在有幾位同志寫回憶文章，說他參加了中宣部和出版局聯合召集的《反對黨八股》的會議，這是不準確的。沒有聽凱豐同志講開會宗旨，甚至不知道是誰主持的中央整風的《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會，不能說是參加了2月8日的這個會議。

對《反對黨八股》的會議報道和講解不清楚的報刊不少。有的編寫得極為詳盡、忠實和精彩的延安整風書，如求實出版社的《延安整風運動紀事》也說，「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還說：「到會的還有中央其他負責同志、黨內外高級幹部和從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編寫工作的幹部800餘人」。可能編寫的老師不知詳情，弄不清8日和9日的不同情況，把兩天的會議揉搓到一起，混為一談了。更多的書刊說，《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是2月9日在「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的。類似的其他不確切的說法也還有。如毛主席5月23日作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5月30日去魯迅藝術文學院檢查工作，向大家作一次內容與《講話》有許多相同處的報告。即毛主席提出大家走出「小魯藝」，到群眾的「大魯藝」去的這次報告，對此，也曾引起誤會。我讀過僅僅聽了這次報告的作者寫回憶文章，說他聆聽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怎樣怎樣。往事如煙，不容易記憶清晰，當然不便苛求，可是歷史不能含糊，會議的時間、地點、聽眾、主持人不同，甚至講話的內容也不完全相同，怎麼能把兩個會議說成是一個或張冠李戴地把這樣重要報告的會議說錯呢？遺憾的是，類此誤會，隨著歲月的前行，有逐漸增多的傾向。在少數文化「名人」當中，這種情況也比較多！希望作者寫時應回憶準確，多和有關同志交談，並且查對有關的可靠史料，切忌大而化之，以訛傳訛。

「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注重在學習中弘揚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是延安時期幹部學習教育一以貫之的突出特點，是黨一以貫之的學風要求。延安時期的學習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注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貫穿學習教育全過程，並深刻指出毛澤東的著作「是我黨馬列主義中國化最好的典型著作，因而也應該是我們全體同志研究、分析中國社會、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最好指南針之一」。對於如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傢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他多次強調學習馬列主義不是學些馬列主義的詞句，而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學者「言必稱希臘」等現象，他明確提出：「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只有向民眾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他們，才能對於工作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

「以理服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注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時期的幹部隊伍，一部分出身於工人、農民，大都文化程度和理論水平不高；一部分是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歸國的愛國知識分子、愛國華僑，有的缺乏系統理論學習和黨性鍛煉，有的缺乏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在加強理論教育的同時，注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宗旨教育，是當時的重要任務。毛澤東指出：「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這一時期，黨注重把加強理論學習與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結合起來，注重宣傳唯物主義、宣傳辯證法，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文風，從認識論的高度徹底清算黨內的「左」右傾錯誤，特別是清算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內的惡劣影響，教育全黨幹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整風運動中，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針，堅持「團結—批評—團結」，堅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

「制定一套完善、正規的學習制度」，著力構建高效管用的學習制度體系。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制度優勢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最大的優勢。黨在延安時期高度重視學習教育制度建設，以中共中央名義制定印發了一系列學習教育文件，內容涉及組織領導制度、學習指導制度、保障制度、考評制度等各個方面。這些學習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落實，使全黨學習從一開始就處於有組織有領導的規範化管理狀態，在物質極度匱乏的艱苦戰爭環境中沒有放任自流或者流於形式，反而能夠克服重重困難堅持下來，使全黨形成自覺學習和自我提升的良好習慣，獲得不斷創新和持續發展的強大能力。毛澤東強調指出，「這樣的學習制度，中央要在全國推廣，只要共產黨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動起來，造成一個學習的熱潮」。可以說，延安時期黨推進學習教育，不僅靠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靠制度，沒有這些學習制度保駕護航，在延安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想要在極緊張的戰鬥活動和極短的時間內「克服自己理論工作的落後性」是不可能的。這也為今後黨的理論學習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

「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堅持「分級分類」與「因材施教」相結合，不斷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實效性。延安時期，惡劣的環境，艱苦的條件，繁重的工作，給全黨同志學習帶來了不小的困難。為了克服困難，黨在推動學習的方式方法上創造了許多好經驗。在學習安排上，結合實際情況，中共中央多次分期發布學習計劃，堅持在職教育和學校教育協調發展、統籌推進，使幹部教育能夠連續地、系統地順利進行。在學習方法上，倡導「擠」和「鑽」的「釘子精神」，毛澤東指出：「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在學習組織上，開展分類編組、分級指導的差異化學習，充分發揮中央學習組和高級學習組等的示範帶動作用，爭建「模範學習小組」、爭當「學習典範」。在學習激勵上，設立幹部學習節，制定和實施一系列監督、檢查與考核制度，做到「勤學者獎，怠惰者罰」，不僅保障了幹部學習任務的落實，更提升了幹部自主學習的動力和能力。通過這些舉措，這一階段的幹部學習教育質量有了很大提高，進一步形成了「認字就在背包上，寫字就在大地上，課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蓋上」的生動學習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