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批臭的各種特權都復辟了

文革中批臭的各種特權都復辟了

如果說毛澤東在文革中對當時形勢的估計和批判還過於嚴重的話，那麼在今天特色下卻更加顯示出這個警示的歷史洞察力和現實意義。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后的四十多年來，中國持色的官員隊伍出現了諸多令人堪憂的問題。應當看到，在當今的國際態勢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那種特權思想除了繼續表現在工作作風之外，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幹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瘋狂地走上了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擇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罪惡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權貪污受賄，盜竊國庫，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財富；有的則官商勾結，權力投資，為謀取不義之財，視工人生命如草芥，成為新的吸血鬼；有的縱容家屬經商，利用特權一夜暴富，自己卻作秀清廉公正，欺騙公眾；有的以末日心態大量掠取財富，在國外營造銷金窟，懷揣多國護照，隨時準備開溜；有的活像封建時代官吏，戴了烏紗還嫌小，著了紅袍想紫袍，跑官買官，賣官鬻爵，時刻計算投入與產出的關係，準備大撈一把；有的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權，竟燒香拜佛，弄神作鬼，乞靈風水，迷信忌諱，修祖墳，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雖三令五申，嚴加懲治，但這樣的人仍前仆後繼，揭出的事實觸目驚心，嘆為觀止。那些極端的腐敗分子，是社會的蛀蟲，是共產黨的背叛者。深感當年毛澤東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是值得後人高度警覺的。

中國是一個「官國」，官國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遺傳下來，從古代一直到民國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歷史土壤。中國共產黨及其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告別「官國」的歷史起點，其代表人物是一代偉人毛澤東，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傳統決裂的人。

1959年春，黨內尊敬的「五老」之一謝覺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區慰問團團長的身份，來到革命聖地井岡山。他在參觀當時尚未修復的革命遺址時，心潮澎湃，感慨萬千。他指著當年毛澤東睡過的門板問陪同人員：毛主席過去條件差睡木板，現在當了國家領袖還睡木板，你知道為什麼嗎？謝老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懸樑刺股」，他在提倡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帶頭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權，做官的生活特權、政治特權。

謝老還同身邊同志討論：解放快十年了，共產黨建立的是一個新政權，毛主席為什麼一再教導反對官僚主義？有同志回答：人一當官，就容易脫離群眾。謝老對這個回答顯得很滿意。他進一步發揮說：這就是「官國」的遺產之一。共產黨的官就是不能脫離群眾，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困難的是，中國是一個「官國」，官國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

謝老說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在這裡，他把特權思想、特權作風和特權享受，概括為「官國」的遺產，這是對長期封建社會傳統的形象說明，是共產黨人必須面對的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是的，權力具有兩重性，人民賦予的權力，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能被用作謀取私利。毛澤東以深邃的歷史眼光，看到了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存在的這種危險。

早在1944年11月，當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時候，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就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在毛澤東看來，驕傲，就必然脫離群眾，在取得政權之後，就會貪圖享受，驕奢淫逸，重蹈歷史上農民戰爭屢遭失敗的覆轍。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要防止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的警示，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了六條規定：一曰不做壽，二曰不送禮；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並列。後來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重申必須堅持「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這表明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把黨執政后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毛澤東上述基於對黨的事業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學預見，是共產黨執政必須具備的一種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是共產黨員保持無產階級先進戰士本色、拒腐防變的長鳴警鐘。

毛澤東的一生，是爭取人民主權、捍衛人民主權的一生。他縈縈於心的是天下的蒼生，最痛恨的是那種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義作風。我們知道，官僚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以往一切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所固有的特徵。這是因為剝削階級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拚命維護他們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藉助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實施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使國家日益成為脫離社會的機關。這種國家的階級本質，決定了官僚與社會的對立和分離。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現象消失了，主權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須看到，由於歷史的原因，人民群眾在相當長的時期還難以達到直接地、普遍地參加社會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權力是通過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產黨和國家權力機關來實現的。這樣，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的關係如何，就直接關係到這個政權的性質。同時還要看到，舊的思想意識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舊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會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存在並影響著人們。

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歷了2000多年封建統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遺毒根深蒂固，這不能不是官僚主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以復活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歷史原因。這正是謝老稱之為「官國」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澤東尖銳地把官僚主義稱作「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生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在毛澤東看來，官僚主義的實質是一種特權的思想和作風。這種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看作是個人的專利、專權，它不但會表現在漠視群眾疾苦甚至欺壓百性的工作作風上，而且也會表現在以這種特權來謀取個人的私利。毛澤東極端憎惡特權的思想和作風，他是官僚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飽含深情地回憶井岡山鬥爭時犧牲的同志，盧德銘、何挺穎、王爾琢、張子清、伍中豪……，他說，一回到井岡山，腦子裡就看到了他們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們都是有堅定信仰有犧牲精神的好同志，犧牲時都只有二十幾歲呀！

這時，毛澤東的思緒回到億萬工農百戰多的艱苦歲月，目光卻射向未來，他深深地思考和擔憂，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會不會因為我們隊伍中的特權思想滋長而改變顏色？

毛澤東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麼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毛澤東以蘇聯為例，說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麼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的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麼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這時他特別提出，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能丟了，不能從我們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丟了。這些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思想，是毛澤東1945年提出以民主新路跳出「興勃亡忽」歷史周期率、1949年提出「進京趕考」等一系列思考的延續和深化。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思考和歷史課題，後輩共產黨人應當加以警惕和自律；以能夠交出一份讓革命先烈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滿意的答卷。

1959年謝老在井岡山慰問老區時曾說，中國第一個在制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當官的沒有特權了。我們就靠這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聯繫實際、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覺得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不正常，危險。是的，進城之後當了官，面對可能滋長的特權思想和作風，一些從井岡山，從萬里長征，從延安過來的老同志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求索破題之途。在謝老講這番話之後的第六個年頭，毛澤東在井岡山與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討什麼是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的時候，也特彆強調士兵委員會的重要作用。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臨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得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時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通過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眾的監督力量，來保證人民政權的純潔性。

毛澤東這是從制度上思考拒腐防變的問題，在這裡，他仍然是把人民群眾作為權力的主體來考慮的。他認為，要根治官僚主義，重要的是要擴大民主，特別是要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和監督。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就是說，《只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證，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才能使黨和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權思想的滋生。》

毛澤東重視從制度上防止腐化變質，同時他又強調《關鍵還是人的問題，因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來制定和執行的。如果一個共產黨員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於利用官場謀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會被擱置，被踐踏》。在這裡，重要的是要解決好乾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使之能始終保持社會公僕的本色。當時，八機部部長、井岡山老戰士陳正人通過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搞調查研究，真正做到了同工人「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在報告中深有感觸地說：「幹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幹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看了他的報告後作了如下批示：「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在批示中還尖銳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毛澤東懷有深刻的憂慮，擔心我們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會不會改變顏色。

列寧在十月革命后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前蘇聯倒在了走資派手中。在新中國同樣倒在了走資派手中，中國千年「官國」的傳統具有非常深厚的土壤，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習慣勢力！一切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黨的事業的擁護者，都要同這種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後來者們要永遠記住毛澤東的教導：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才是高級趣味。共產黨員要勇於埋葬官場習氣，打破特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