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輕人真正有選擇的權利嗎

如今年輕人真正有選擇的權利嗎

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己將社隊企業的實踐制度化。讓全社會的年輕人都真正的有了自己「選擇的權利」,  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建設社會主義。如今走資派的"城鎮化"是一條走不通的路。1%的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和99%的工二代、農二代、窮二代的"選擇的權利"的差別。

毛主席早已開闢過另外一種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1954年春，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9.5萬個，毛主席一面大力推動合作化運動，一面密切注視合作化運動遇到的新問題新苗頭和新進展，及時加以指導。《人民日報》刊登了《肥東蘆陳鄉青春、陳祠農業生產合作社對多餘勞動力的解決辦法》一文，介紹了安徽省肥東石敬塘區青春村兩個合作小社為解決多餘勞動力出路而開辦粉絲坊、豆腐坊、養豬組、養魚組的做法，毛主席將該文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把題目改為《多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還親自寫了300多字的批語。在按語中毛主席寫道：「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這裡還沒有涉及農業機械化。機械化以後，勞動力更會大量節省，是不是有出路呢?」 這是毛主席最早提到涉及社辦工副業的論述。

1956年4月，在講述十大關係時，毛主席進一步明確地指出：「農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產，國家不能給他們發工資」。他提倡要組織農民「發展農業和副業相結合的互助」，要幫助農民成立「各種副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合作社」。

從1958年起，毛主席把發展農村工業從增加農民福利上升到消滅所有制差別和工農差別，實現公社化和農村工業化，鞏固工農聯盟，推進國家工業化的高度上來認識。毛主席的社隊企業構想逐步成型，成為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構想。毛主席認為:「不完成兩化(指公社化、農村工業化)商品不能豐富。」也只有「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這才是真正的聯盟」。因此，毛主席要求通過發展農村工業，把農民變成工人，「使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創建「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新型社會組織。

在1959年2月召開的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主席進一步明確把辦好農村工業歸結為辦好社隊企業，「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裡。」

毛主席的構想就是通過社隊企業的形式在實現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農村辦工業，把廣大農村地區建設得像城市一樣好，在農村地區就地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毛主席關於社隊企業構想對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快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三線戰略的實施為毛主席的這一構想提供了更有利的支撐，一座座現代化的廠房在中西部的那些曾經極端貧困的山溝溝里拔地而起，社隊企業為這些工廠提供了產業鏈供給，工業品反過來又提供給社隊企業幫助他們快速地實現農業機械化、提高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

1966年5月初，毛主席收到「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

這份報告給了毛主席巨大啟示，他充分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主席的思考並不局限于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

基於這個思考，毛主席在5月7日寫了一封信，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至此，毛主席關於社隊企業的偉大構想，已經從單純的經濟手段升華為一種制度化探索。

與之伴隨的，就是青年人的培養模式探索與教育革命。1966年，由於運動形勢的發展，高校推遲招生一下子持續了三年;隨著大規模運動的退潮，恢復招生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運動之後)這個廠的技術人員隊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反動技術「權威」被趕下了台，實踐證明，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比來源於大專院校畢業生的技術人員要強。由此，調查報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強調學校教育一定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毛主席為這篇報道的編者按親筆加寫了一段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這段話加於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後，各地相繼仿效興辦這類學校，學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讀、業餘等，統稱「七·二一大學」。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開始以「群眾推薦、組織批准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同時，大批知識分子、知識青年下到農村去，大大提升了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基礎。

高校招生基本的處理原則是「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杜絕將升學作為階層上升、拉開階層差距的渠道。斷絕了階層上升的渠道，並不是為了固化階層;恰恰相反：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城市工廠實行「鞍鋼憲法」，工人參與管理;農村興辦「社隊企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把農村建得跟城市一樣好」——這樣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別的縮小，離真正的社會公平越來越近。而這就是胡錫進所詬病的「沒有選擇自由」，只能被分配到山溝溝。

實踐證明，毛主席的這一構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78年底，全國社隊企業共有152.4萬個。其中社辦企業32萬個，平均每個公社6個;大隊辦企業120萬個, 平均每個大隊2個。全國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隊辦了企業。全國社隊企業總產值由1975年的169.4億元增加到達550億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總收入的29.7%，社隊企業工業產值約佔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1.7%。

毛主席設想的是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發展壯大走向更高級的集體所有制，然後過渡到全面所有制，大環境的變化已經徹底逆轉了這樣的進程。

毛澤東時代積攢出來的社隊企業隨著分田單幹的實施，或者走向了自我消亡，或者通過改制、私有化轉成了80年代的鄉鎮企業，並締造出了類似蘇南模式這樣的「經濟奇迹」，只有華西村這樣的少數社隊企業繼續將集體經濟性質保留了下來……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里講過毛田人民公社、鳳陽白山凌生產隊等合作化典型辦社隊企業以及後來又如何衰落的歷史，墨茶事件時也講過毛澤東時代的大涼山「扶貧」，它們就是這段歷史的縮影。

毛主席曾經說過，「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句話並不是讓知識青年僅僅下鄉去當農民，結合毛主席社隊企業、農村辦工業的探索，我們不難發現，另外一種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圖景完全是可能的，而且這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與現代化。

作為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社會主義應該是這樣的：一方面是勞動者奪回生產資料，奪回勞動管理權;另一方面這個過渡階段應該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過程。而「去中心化」既是管理權的「去中心化」，在實現人民民主的過程中，使社會管理架構逐漸扁平化，又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去中心化，沒有腫瘤一樣的一枝獨秀的特大城市，而是遍地開花滿園香;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與交通運輸的發展，這樣的「去中心化」並不意味著「小國寡民」，而是分散的各個節點更加有機、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了一起;在這樣的圖景中，青年實現了徹底的解放，不再是被資本異化的工具，而是富於創造力、想象力，可以主動、自覺地自我選擇、充分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一個個大寫的人……

拿如今年輕人中的那1%的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的紙醉金迷的生活作代表，今天的年輕人是有了「選擇的權利」。然而完全無視那些只是「打工人」、「小鎮做題家」身份、整日996、被房貸車貸壓得喘不過氣來的那99%的工二代、農二代、窮二代的真實狀況，這些今天的年輕人是不是也有了自己「選擇的權利」?

莫言說在那個時代就輟學放牛去了，只能靠一本《新華字典》自學，相比今天的「小鎮做題家」苦不苦? 一個90%以上人口還是文盲的舊中國只用了短短十幾年就實現了年輕一輩人均小學-初中學歷，這已經是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的。莫言還是給自己家放牛，放到舊社會他大概率得給地主放牛。莫言輟學籠統地說成「家裡窮」。如果真是家庭貧困的話，莫言的大哥為何沒輟學，1968年還從華東師大畢業，最後從中學校長任上退休?二哥還能高中畢業，在當地機械廠工作?莫言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輟學?中國新聞周刊在莫言獲諾獎后的這篇走訪報道其實早就揭示了答案：原來莫言是被學校開除了。可以看筆者以前的文章《忘恩負義的莫言》

80年代北大清華的生源中有30%以上是真正的農民子弟，而新世紀里加上農村地區縣城裡的學生，農村生源還超不過10%;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好不容易進了城的「小鎮做題家」們，窮盡三代購買力，也僅僅讓自己獲得「房奴」資格，進了資本為打工人編織的「囚籠」，這是幸運還是不幸呢?而血汗工廠里的農村青年，連成為「小鎮做題家」的資格都沒有……

農民子弟的莫言的兩個哥哥，一個讀了大學成了當地中學教師、一個讀完高中進了當地公社辦的機械廠，莫言自己後來也被招聘進了社隊企業，還在1976年成功入伍，並在部隊上了大學——這種情況放到今天的農民家庭，才真是「祖墳冒了青煙」，而在那時的農村卻是普遍的，只是諾獎得主沒那麼好拿。這難道就是胡錫進所謂的「公平缺少基本的保障機制」?

莫言的五四談話，本質上仍舊是那些早已餿臭的「成功學雞湯」，只是被改頭換面、精心打扮了一番，那就是：仍舊強調「成功要靠個人努力」，「你是loser是因為你不去努力、不去奮鬥」，如莫言的面對困難個人「不被大風吹倒」，如胡錫進的「一個小地方青年去一線城市立住腳，建立一份有尊嚴的中產生活 ，意味著殊為不易的青春奮鬥……整個世界都可以成為中國年輕人的人生舞台」。

所謂的「自由選擇的權利」，僅僅是自由選擇被哪個老闆雇傭，而非自由選擇你所處的階級，因為上升到另一階級需要你「個人奮鬥」——這就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一個大餅就此畫出。個人努力、奮鬥當然重要，但「個人奮鬥」與「改造大環境」，究竟哪個才能決定一個群體、一個階級命運的呢? 普遍存在的階層固化的現實已經給出了答案!

在莫言看來，念完小學輟學、被招進公社辦的工廠、留在農村、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盡頭就是苦難;在胡錫進看來，「老胡的同學們大學畢業，很多人被直接分配到山溝，小工廠，沒有選擇」，就是苦難。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個人成功標準，那就是走出農村、進入大城市獲得現代化生活、甚至走向大洋彼岸。其實某些偏「工業黨」的泛左翼，也是持類似價值觀。講一點鄉建派的情懷，農民找你惹你了?農村招你惹你了?小城鎮招你惹你了?至於被這樣編排嗎?

然而，回望毛澤東時代的三線建設，不僅僅是迅速地實現了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現代化，也較為成功地疏解了大城市的工業和經濟中心功能。另外一個問題是，現代化是否必然導向產業、人口、經濟向大城市的中心化轉移，這其實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灌輸給我們的一個「單向度」的偽命題。其所帶來的代價如我們今天所見，資源、勞動力越來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在解放初期獲得土地的小生產者加入到進城的勞動雇傭大軍，淪為徹底的無產者，與之同時就是東西差距、城鄉差距的不斷拉大以及農村地區走向徹底的衰落，資本轉而又將目光轉向衰落的農村，企業實現土地的資本化、壟斷化……

這樣的過程並非工業化的必然結果，這樣的局面只是資本掠奪工業化果實的結果，反過來又幫助資本進一步壟斷了土地、市場和勞動力，最終必然導向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社會徹底分化為兩個對立階級，中國革命實現的社會平等的果實也就徹底被蠶食。

作者：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