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交白卷的張鐵生是咋回事
背景: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注:此時的中共中央主事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一線領導)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1966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狀告當時的高考制度使得許多青年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走白專道路」;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分數掛帥,將大量優秀工農和革命幹部的子女拒之門外,要求「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當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把當年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緊接著1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說,舊的招生考試製度已成為革命運動的絆腳石,所以「不僅招生制度要改革,學制、考試製度、升留級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內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學些毛主席語錄,高小可以學更多的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學可以學《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有關文章。大學可以學《毛澤東選集》。」同時決定全國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廢除。
直到學校停課搞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文章《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作出批註:「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據此,七·二一大學遍地開花,開始了工農兵學員的招收。從一九六九年試點大學招生到一九七0年擴大招生再到一九七一年後全國各大學校招生。從工人農民解放軍中選拔學生后各招生學校出題數學、化學、物理和寫一篇作文進行摸底考試。之後等待學校通知, 接通知後去學校報到。這就是工農兵學員。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開始幾年這個摸底考試是沒有事先通知的, 根本談不上什麼複習的, 只通知被選拔上的學員到某地報到后, 由各學校招生的教師發考卷監考。筆紙考卷全事先放在桌上直接就去參加考試的。一九七三年鄧小平復出后要求增加統一「文化考試」的內容。為什麼要特別說明這一點, 就是因為和「白卷英雄」張鐵生的事有關。
張鐵生是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的一個普通插隊青年。1950年,張鐵生出生在遼寧省興城縣。1968年10月,張鐵生從遼寧省興城縣初中畢業,被分配到興城縣望海公社廠子溝大隊插隊落戶。1969年秋天,其母親響應國家號召城鎮人口下鄉的運動,從城裡回到家鄉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張鐵生跟隨母親來到這裡繼續插隊。半年後,被當地農民推選為大隊倉庫保管員。1971年,被推選為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並加入中國共青團。他還和同村姑娘小侯談戀愛。在隊長任內,張鐵生堅持原則、反對幹部搞特殊化。棗山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岳陽波的孩子,將生產隊的一隻膠輪車的內胎割成了彈弓皮玩,張鐵生堅持要岳陽波照價賠償。生產隊里部分幹部白天出去開會,清早不出工,仍算工分,張鐵生堅持按照缺早工扣除這些幹部的工分。張鐵生也是生產隊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出勤340多天。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採用「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的方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文化課考試,提出了「十六字」招生辦法及「兩個估計」,全國高等院校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鄧小平復出后,經其努力,1973年4月國務院批准了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對1971年開始實行的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的內容。
1973年6月,張鐵生被棗山大隊推薦考大學工農兵學員,他在公社招生組「考生登記表」中的「本人志願」一欄填寫了獸醫、農田水利兩個專業。作為生產隊長,他要率領社員鋤草抗旱,沒時間複習功課。本來縣裡通知稱,考前會組織考生統一複習3周,張鐵生認為有這3周足夠。不料縣裡後來取消了複習計劃,但張鐵生不知道。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張鐵生趕到縣城,成為最後一個到達的考生。帶隊的人對他說,快回家取書,明天開卷考語文,後天考數理化,大後天回家聽信。張鐵生慌了,趕緊到商店買了一支小鋼筆,同學們給他送去了大批初中教科書,張鐵生抓緊看了數學教材。
次日即1973年6月28日,張鐵生匆忙上陣參加統一文化考試的第一科語文開卷考試,作文題《談學習〈為人民服務〉一文的體會》,張鐵生在草稿紙上寫完后沒來得及把它抄到考卷上。6月29日上午開卷考數學,試題大部分是基礎知識和常識,考生可查書,監考教師也可對考生作適當啟發。中午,張鐵生坐在公園長椅上,起草了一封給領導的信,解釋自己沒能好好複習功課的原因,希望領導酌情考慮,隨後疲勞的張鐵生在長椅上睡著。等他醒來趕到考場,已開考20分鐘,考場閉門。張鐵生跳窗進入教室。因為該考場是他的母校,監考教師認識他,所以還是給他發了考卷。張鐵生拿到物理化學考卷后,只會做前面幾道小題,監考教師催他快答題。這時離考試結束時間還很長,張鐵生便將中午起草的信抄到理化考卷背面。當時在考場上寫信的不僅有張鐵生,還有一位女知青。6月30日,張鐵生得知考試結果為:語文38分,數學61分,物理化學6分(並非「白卷」)。
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毛遠新(分管文教和宣傳)得知一個生產隊長答不出卷子給領導寫信時,當晚便命人打電話將考卷和信送來,並立即成立聯合調查組,到興城縣調查。聯合調查組經調查后,看中了張鐵生,認為女知青報考的志願都是理工科,說明她考大學的目的是離開農村,而張鐵生報考的第一志願是獸醫,第二志願是農田水利,可見他上大學不是想離開農村,而是想更好地建設農村,上大學的動機非常好。此外,張鐵生的信也比那個女知青寫得好。
7月15日,興城縣招生辦公室通知張鐵生補考,張鐵生除回答了一般問題外,還針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寫了篇批判文章《大學門,向誰開》。7月16日,調查組回到瀋陽,毛遠新聽取彙報后,親手刪去了張鐵生信中要求上大學的字眼,並加了編者按,指示《遼寧日報》發表。7月19日,《遼寧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寫在試卷背後的信。經毛遠新刪改后刊登在《遼寧日報》的《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中的張鐵生的信是:
尊敬的領導:
書面考試就這麼過去了,對此,我有點感受,願意向領導上談一談。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二十七號接到通知后,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的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老老實實地退場。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獃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譴責。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我在隊里是負全面、完全責任的。喜降春雨,人們實在忙,在這個人與集體利益直接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可以說)。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麼,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條件來參加學習班的。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會知道的,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也很淺,有兩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清白。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煉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在這裡,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麼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並非可恥,可以勉強地應付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沒有意思)但那樣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榮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貧下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薦之下,參加了這次學習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張鐵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編者按稱:「張鐵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鄉知識青年,共青團員,現任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發了《遼寧日報》刊登的《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並另加編者按:「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並為此加了編者按。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紅旗》雜誌轉載時發表評論,認為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1973年的文化考試很快作廢。
1973年9月,根據張鐵生想學獸醫或農田水利的志願,有關部門分配他到遼寧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學習。提前報到的同學們得知和張鐵生在同一個班,都希望能在車站接到他。最後接到他的是女同學董禮平,後來成了張鐵生的妻子。張鐵生成為遼寧農學院工農兵學員。1974年3月,張鐵生和師生們一起到農村。在4個月時間裡,張鐵生和同學們為生產隊治療牲畜疾病,並且為農村培訓了一批赤腳獸醫。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后,10月10日張鐵生大學畢業,回到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繼續插隊務農。10月17日,遼寧省知青辦的一位領導和中共遼寧省委組織部的一位幹部乘吉普車來到村裡,以到錦州開會的名義,將張鐵生帶走。從此張鐵生開始了監禁生涯。
有關部門起初將張鐵生安置在興城縣當地駐軍的軍營內。一位軍代表向張鐵生傳達了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文件。張鐵生當即表示:「這是政變,右派上台了。」被安置在軍營一個多星期後,張鐵生的思想始終無法轉變,隨後又被帶到瀋陽,繼續參加學習班轉變思想,但仍無果。張鐵生對遼寧省知青辦的一位領導說:「希望組織上儘快給我一個結論,我好早點回農村去,改變生產隊的落後面貌,實現我的理想。」這位領導勸張鐵生趕緊表態轉變思想,揭發批判毛遠新,但張鐵生並未領會其中涵義。
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報》刊登《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張鐵生1976年2月在山西進行「反革命煽動」的言行,這拉開了揭批張鐵生的序幕。12月,張鐵生被押到瀋陽市郊陳相屯,單獨關押在某防化部隊的院子內,每天24小時處在監視下。對張鐵生的批鬥會隨之展開,第一站就是他的母校鐵嶺農學院。在批鬥會上,張鐵生得知自己被定性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從鐵嶺農學院批鬥會上被押走時,只有董禮平一人送別。12月14日晚,在錦州開完批判會後,張鐵生被關進瀋陽看守所。遼寧知青的典型人物柴春澤、吳獻忠、劉繼業等人也相繼被關進看守所。張鐵生不僅被撤銷黨內外職務,還被開除了中國共產黨黨籍。
1983年3月,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張鐵生反革命案。在審理過程中,張鐵生沒有委託律師辯護,並拒絕法院為他指定辯護人。在辯論發言時張鐵生表示,自己只是個不明真相的「小將」,在複雜的路線鬥爭中犯了應當被寬容諒解的「錯誤」。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張鐵生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刑期自1976年算起。張鐵生不服判決,以沒有反革命目的、構不成反革命犯罪為理由,上訴至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文革中分散的造反派紅衛兵幾乎都是這樣一個個被關被殺被消失的。假如都集中在天安們, 鄧小平恐怕不用坦克用大炮轟了。
「白卷英雄」張鐵生現狀:在監牢15年出來后成了億萬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