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組織農會對抗軍閥土豪劣紳

彭湃組織農會對抗軍閥土豪劣紳

1923年1月1日彭湃起草的《約農會簡章》明確規定：」會員與田主發生爭議時，須即報告本會，由本會派遣代表，與之交涉「；」本會對於會員間爭端，當本自治之精神，極力和解之「；」本會如遇無賴之徒，到會員處勒索時，當向前與之理論「 。除此之外，還規定農會有救濟老弱疾病無依者、普及教育等責任。這些規定，實際上使農會具有了政權的一部分因素。因此，彭湃在《海豐農民運動》中說：」從此以後，鄉村的政治權力，已由紳土土豪之手，而移至農會。同時各區警察及司法衙門之生意，亦覺冷淡。「 1926年5月，由他領導和主持的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廣東農民一年來奮鬥經過報告決議案》明確提出：」我們要聯合全體農民，以多數人應享得幸福之原則，爭回為劣紳土豪所壟斷把持之鄉村政權，參加地方政治，得派代表參加地方行政、司法、教育等機關及關於農民事件之會議，以取得實際之利益。「

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許多地方的農民運動遭受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掌握政權。彭湃這裡提出的由農會掌握政權的思想雖然還只是初步的，不如後來提出的奪取政權的思想那樣明確，但他從開始搞農民運動就注意到政權問題，是應該充分加以肯定的。

彭湃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認識到從事農民運動要講究方式方法。因此，1926年6月2日，他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講演中，明確提出作農民運動」要吃苦，忠誠勇敢，受黨的指導「，」要從下部工作做起，很謙遜，不要擺出高貴的架子「，」要明白農民的生活狀況及其心理「，」與農民交談應親密，然決不可生金錢關係「，」不要貪戀農民婦女（決不要談新思潮，——自由，平等）「，」不要談迷信「，」不要偷懶（要宣傳每個農民，使其團結起來）「，」不要出無謂的風頭，誇自己能幹；自己有力量功勞，要歸功於農民群眾才好「，」談話不要深奧，用俗語，且要耐煩「，」利用紳士一時，用後置之不論「，」初次與農民談話，可用白話告以歷史「，」不要顯出與農民不一律的動作「 等12個注意之點。這些注意事項，可以說是對群眾工作經驗的較早的總結，即使現在看來，也仍然很有啟發。

彭湃很強調對農民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他除了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啟發農民的覺悟，用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實際事例激發農民的鬥爭精神，編寫了許多生動活潑、通俗易懂的詩歌教農民傳唱，還主張通過實際鬥爭來教育農民。1923年7月，海豐狂風大作，又發大水，農民損失嚴重，彭湃一方面積極發動農民要求減租，一方面又認為」農民的解放運動，減租運動，如是因著年凶，是無甚價值的。因為恐他們或竟忘了減租的意義和我們的目的，故有價值，還是要在豐年來減租「 。這就是說，並不是為減祖而減租，更重要的是通過減租來教育農民、組織農民，而為達此目的，在豐年減租自然要比災年減租更有意義了。

彭湃還主張把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從農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出發開展鬥爭。1923年2月，他在給李春濤的信中就提出，農民運動所採取的政策是：」（一）對討田主，（二）對付官廳。即經濟的鬥爭與政治的鬥爭並進，使農民有經濟鬥爭的訓練及奪取政權的準備。「 在實際鬥爭中，他把農民組織起來，首先著手解決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1922年冬他起草的《農會利益》傳單，就提出了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防止內部競爭、凶年呈請減租、調和爭端、救濟疾病、救濟死亡、救濟孤老、救濟罹災、防止盜賊、禁止煙賭、獎勵求學、改良農業、增進農民知識、共同生產、便利金融、抵抗戰亂等17項。

海豐總農會成立后，對外提出了改良農業、增加農民知識、作慈善事業的口號，對內則提出了減租、取消」三下蓋「（指地主收租時連續用斗蓋在鬥上刮3次，以把穀子壓實，達到多收穀子的陋規），取消」伙頭雞「、」伙頭鴨「、」伙頭錢米「（指地主下鄉收租時農民要送雞鴨錢米或招待的陋規），不給陋規與警察的口號。這些問題，都是農民最迫切要求解決的。當時因覺得減租條件不成熟，還預備做5年的準備后再實行。但1923年受災后，他及時領導農民開展減租鬥爭，並注意不提出過高的要求，決議以減租7成為最高限度，收穫不足3成者照數減之，如全無收穫者則免交，以利於減租鬥爭的開展。為了防止地主奪地，加強農民的團結，他提出了」同盟非耕「、」窮人聯合「等口號，即地主對農會會員易佃加租時，其他會員不能去耕種，對非會員也加以說服，不予接受，如地主堅持不讓原佃戶耕種，則所有人都不去耕種，讓土地荒蕪，從而保障了農民的租佃權，防止了地主的破壞，加強了農民的團結。

在實際鬥爭中，彭湃主張從實際出發，採取各種靈活機動的鬥爭策略。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和一些講習班中，他不僅講授《海豐農民運動》、《東江農民生活狀況》等課，還專門講《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受到普遍的歡迎。1926年下半年廣東農民運動進入困難時期以後，他適時地提出了許多克服困難的措施。在1926年8月召開的廣東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他對將要通過的《廣東農民目前最低限度之總要求》的決議案作了說明，會議通過了這個決議案，為處於困難時期的農民運動指明了經濟及政治鬥爭的目標。9月，他通過對花縣慘案的調查，明確提出革命鬥爭「已轉入一個新的時期」，應該「積極的去保障民眾的集會自由，尤其是農民協會的組織。在目前至少須使農民得到減少重租和高利剝削之痛苦，鎮壓農村的反革命勢力」 。在《為五華農友哭一聲》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國民革命到了一個難關」，革命的對象已不是軍閥的勢力，而是軍閥勢力之根源——農村中逆黨劣紳土豪大地主民團等反革命勢力，應該按照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本黨無論何時，應站在農民利益方面而奮鬥」的決議，堅持鬥爭，「打破這個難關」。

1927年2月24日，他還在《潮梅海陸豐辦事處會務報告》中，提出為了戰勝國民黨右派和土豪劣紳的反動逆流，「應先檢查我們本身的力量」，健全農會的組織，「應用自己的團結的力量，使各路的農民兄弟和民眾，都互相幫助」，而「不好靠政府的力量」 。這說明他這時已覺察到了國民政府的右傾，認為只有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鬥爭的勝利。這個思想在當時提出是難能可貴的，實質上就是獨立自主地去開展鬥爭的思想。

1927年3月，彭湃前往武漢參加中共五大。在他到達的前一天，即3月30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成立，他被推為臨時執行委員。當時，湖南等地的農民在減租減息的基礎上，已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4月上旬，毛澤東在粵、湘、鄂、贛農協負責人和河南農民自衛軍負責人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以滿足農民要求的主張，彭湃表示積極支持。4月19日，他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引用他1925年5月7日在海豐全縣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與李春濤向126位代表作的調查，在發言中強調了解決土地問題以及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他說：「減租雖有利於農民，但不能解決農民痛苦。要解決農民痛苦。必須解決土地問題。」「政權在農民手裡的地方，土劣勢力不大，土地問題還容易討論，至土劣勢力甚大的地方，則農民必先要求武裝。」 他的這些主張，特別是他關於解決土地問題必須先有武裝的見解，是極其寶貴的，可惜當時未能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視。

大革命失敗以後，彭湃經九江到達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八一起義，並被推為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在準備起義的過程中，起義的領導人曾幾次討論土地革命問題，並決定了一個土地政綱。到南昌后，又制訂了《農民解放條例》，因譚平山不同意開展土地革命，所以條例提出了「沒收二百畝以上大地主土地」的主張。起義失敗后，部隊分路南下，8月27日到達瑞金，前委在這裡又召開會議討論土地政策問題，根據廣東戰士的意見，將「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大地主土地」改為「沒收土地」，取消了畝數限制。9月12日，部隊到達上杭以後，張國燾認為沒收土地會侵犯小資產階級利益，對小地主應該予以保護，提出把「沒收土地」改為「沒收五十畝以上大地主的土地」。這個意見雖遭反對，但終獲通過。對於這樣的土地革命綱領，彭湃一直不同意，在幾次會議上反對譚平山、張國燾的意見。他在上杭與福建省委派來聯繫的羅明交談時，曾講述過在土地問題上與張國燾爭論的情況，說起義軍一路上沒有實行土地革命，沒有分配土地，當然是因行軍急驟的限制，但主要的還不是時間問題，而是張國燾、譚平山不主張實行土地革命的緣故。 在10月3日於汕頭召開的會議上，彭湃在發言中又強調了進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的重要性，還提出今後不要再用國民黨的旗幟來作號召，應改用紅旗，而且從現在起就應馬上實行。

1927年10月30日，彭湃根據八七會議的精神，在《紅旗》周刊第l期上發表《土地革命》一文。他借用工人、農民和兵士代表在會上發言的形式，強調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描繪了土地革命之後的美好情景。他通過工人代表的發言說：「無產階級要推翻帝國主義軍閥和資產階級的掠奪與壓迫，解除全中國大多數人的痛苦，只有實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集中少數人手上，供他們的享樂，這是最不平的事。」現在應該幫助農友把土地奪回來，殺盡鄉村一切的反動勢力。後面，他又通過農民代表的發言說：「……我們從今日起永遠不用交租了，我們所負的重債也一律不用還了，我們從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馬。我們目前的任務：第一，須把土豪劣紳大地主貪官污吏軍閥寸草不留的殺個凈盡；第二，工農階級武裝起來，擴大有訓練的軍隊，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給農民和革命軍士的家庭去耕種；第四，毀滅一切土地的契約和債券；第五，一切政權統歸農工兵代表會。」最後，他又通過兵士代表的發言高呼：「一切土地歸農民」，「一切武裝歸工農」，「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土地革命萬歲」！ 這篇文章，可以看作彭湃土地革命思想的系統反映。它宣傳而且發展了八七會議關於工農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的思想，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主張，但也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這都在後來海陸豐的土地革命中得到了體現。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廣東軍閥發動「四一五」政變后，海陸豐人民已經在5月和9月發動了兩次武裝起義。10月25日，彭湃又發出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命令，並一舉取得成功，兩且分別建立了臨時革命政府。11月8日，彭湃從香港回到海豐。接著，陸豐和海豐分別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蘇維埃政權，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就此產生。11月18日，彭湃在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演說中，又重點講述了土地革命的意義，他說：「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資本家霸佔，所以我們連一點田也沒有；他要永久地保護這土地，就組織一個政府——反動政府；他還怕政府不能盡量保護他，他又組織一種軍隊——軍閥；而且他要保護自己的土地，還恐沒有證據，又造出一種契約，於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來，並劃定界限、田塋。」「工農群眾要能夠解放，除非把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領導大家起來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動軍隊！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把一切契約燒掉！把田坣可以鏟去者鏟去！這樣農民才得著真正的利益。」他還號召說：「我們要解除痛苦，惟有團結起來，奪回一切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在這裡，他把土地革命、奪取政權和武裝鬥爭的關係說得簡直透徹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