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罷官》和《哲學與教育》

《海瑞罷官》和《哲學與教育》

毛澤東點明《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論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哲學問題和教育問題時說：這一期《哲學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們搞哲學的，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麼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是沒有什麼讓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滅團」。「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 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麼有人說他是愛國主義？無非以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的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不能用。「天賦人權」、「天 演論」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思想。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歷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東西可拿，就採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的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樣多。

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歷史的。參加了四清以後，寫了一些文章，講歷史工作者必須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做了一個自白，說：我讀了幾年書， 腦子裡連一點勞動的影子都沒有了。在這一期南京大學學報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個話，我也沒說過。現 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的，摸不著的，隱藏在現象的背後，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本質如果能摸得著，看得見，就不需要科學 了。

要逐漸地接觸實際，在農村搞上幾年，學點農業科學、植物學、土壤學、肥料學、細菌學、森林學、水利學，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點常識也好。

現 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作買賣，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師，向 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歲，接觸社會很多。兩歲學說話，三歲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點，就拿小鋤頭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 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裡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男人女人不見 了，大人小人不見了，中國人外國人不見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見了，只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只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 概念，誰也看不見，只能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的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麼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 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寫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 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 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

高中畢業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成了。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面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里教嗎？

大發明家瓦特、愛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個發明電的富蘭克林，是個賣報的，報童出身。從來的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很多都不是大學出來的。我們黨中央裡面的同志，也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

寫書不能像現在這樣寫法。比如講分析、綜合，過去的書都沒有講清楚，說「分析中就有綜合」，「分析和綜合是不可分的」，這種說法恐怕是對的，但有缺點。應當說分析和綜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麼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為二。

分析也不有同的情況，比如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分析。我們過去是怎樣分析國民黨的？我們說：它統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軍隊 多，武器強。但是最根本的是他們脫離群眾，脫離農民，脫離士兵，他們內部有矛盾。我們是軍隊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槍），土地少，沒有大城市，沒有外援。但是我們聯繫群眾，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風，代表群眾的要求。這是最根本的。

國民黨的軍官，陸軍大學畢業的，都不能打仗。黃埔軍校只學幾個月，出來的人就能打仗。我們的元帥、將軍，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我本來也沒讀過軍事書。讀過《左傳》、《資治通鑒》，還有《三國演義》。這些書上都講過打仗，但是打起仗來，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我們打仗，一本書也不帶，只是分析敵我鬥爭形勢，分析具體情況。

綜合就是吃掉敵人。我們是怎樣綜合國民黨的？還不是把 敵人的東西拿來改造？俘虜的士兵，不殺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補充我軍。武器糧秣、各種器材，統統拿來。不要的，用哲學的話說，就是揚棄，就是讓杜聿明這些人------。

吃飯也是分析綜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殼。胃腸吸收營養，把糟粕排泄出去。你們都是洋哲學，我是土哲學。對國民黨的綜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揚棄。這是從馬克思那裡學來的。

馬克思把黑格爾哲學的外殼去掉，吸收有價值的內核，改造成為唯物辯證法。對費爾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義，批判他的形而上學，繼承還是要繼承。馬克思對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好的吸收，壞的拋掉。

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分析商品的二重性開始。我們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後的商品還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們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確和錯誤。你們沒有二重 性？我這個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學，講不得缺點，有了一些閱歷就好些了。這幾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辦法。吳晗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楊獻珍、張聞天也是下去好。這樣才是真正幫助他們。

最近有人寫關於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麼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麼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沒有充足理由？羅素有沒有充足理由？羅素送給我一本小冊子，可以翻譯出來看看。羅素現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 南，這個唯心主義者有點唯物了。這是說的行動。

一個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觸。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觸，還要跟右派接觸，不要怕這怕那。我這個人就是各種人都見過，大官小官都見過。

寫哲學能不能改變個方式？要寫通俗的文章，要用勞動人民的語言來寫。我們這些人都是「學生腔」。（陳伯達插話：主席除外。）我做過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國民黨運動，做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學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史的歷史過程。先搞近百年史。歷史過程不是矛盾的統一嗎？近代史就是不斷地一分為二，不斷地斗。鬥爭中一些人妥協 了，但是人民不滿意，還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孫中山和康有為的鬥爭。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孫中山和袁世凱的鬥爭。後來國民黨內部又不斷地發生分化 和鬥爭。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但要寫序言，還要做註釋。寫序言，政治的比較好辦，哲學的麻煩，不太好搞。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 規律，我的意思只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

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係，好比是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係，這種說法還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後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國民黨罵我們是「匪徒」，「共產黨是匪徒」，「張三是共產黨」，所以「張三是匪徒」。我們說 「國民黨是匪徒」，「蔣介石是國民黨」，所以說「蔣介石是匪徒」。這兩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當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實際上包括在大前提裡面。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在一起，這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

毛 澤東針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指出：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是沒有什麼讓 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滅團」。

毛澤東針對《清宮秘史》指出：「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麼有人說他是愛國主義？無非以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的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

毛 澤東針對《海瑞罷官》指出：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 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 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談話又講了前一天同陳伯達等同志談的那些意見。他說，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彭真試圖用有無組織聯繫來掩蓋意識形態鬥爭中的政治聯繫，掩蓋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這也太「小兒科」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單獨同毛澤東談話。談話后，彭真故意造謠，說毛主席贊成他的所謂「放」的方針，還造謠說，吳晗問題要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以後再談政治問題。彭真造的這個謠言，在許多場合散布過。

姚文元同志說，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影響很大，流毒很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