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立國得罪了舊貴族階層

毛澤東立國得罪了舊貴族階層

在階級社會裡，有高高在上的貴族階層，也有身處社會之底的平民階層。貴族是靠剝削過活的，不然他們何貴之有?有剝削就有壓迫，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階級鬥爭，不承認都不行。

毛主席對於中國社會的這種社會關係認識比較早，研究得比較深刻，1919年7月21日，他在《湘江評論》著文《民眾的大聯合》，為什麼要民眾的大聯合?因為「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為什麼壞、苦、黑到了極處?他寫道：「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

貴族階層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手段是什麼?毛主席認為「第一是知識，第二是金錢，第三是武力」，他進而分析道：「從前的教育，是貴族和資本家的專利，一般平民，絕沒有機會去受得。他們既獨有知識，於是生出了智愚的階級。金錢是生活的媒介，本來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識的貴族和資本家，想出什麼『資本集中』的種種法子，金錢就漸漸流入田主和工廠老闆的手中。他們既將土地，和機器，房屋，收歸他們自己，叫做什麼『不動的財產』，又將叫做『動的財產』的金錢，收入他們的府庫(銀行)。於是替他們作工的千萬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給與。作工的既然沒有金錢，於是生出了貧富的階級。貴族資本家有了知識和金錢，他們即便設軍營練兵，設工廠造槍，借著『外侮』的招牌，便幾十師團幾百聯隊的招募起來。甚者更仿照抽丁的辦法，發明什麼『徵兵制度』。於是強壯的兒子當了兵，遇著問題，就抬出機關槍，去打他們懦弱的老子。我們且看去年南軍在湖南敗退時，不打死了他們自己多少的老子嗎?貴族和資本家利用這樣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聲，於是生出了強弱的階級。」

毛主席給出的社會解決方案是「民眾的大聯合」，他說：「我們倘能齊聲一呼，將這歷史的勢力衝破，更大大的聯合，遇著我們所不以為然的，我們就列起隊伍，向對抗的方面大呼。」

在其後的三十年裡，毛主席「糞土當年萬戶侯」，率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終極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在中國大地上掃除「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貴族集團的統治，解放人民大眾，建立一個人民的共和國。

在這一偉大的奮鬥過程中，毛主席一直在思考著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革命成功之後會不會重蹈歷史的覆轍，革命者會不會產生新的貴族階層，讓革命的成果毀於一旦。

1944年，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歷史論文《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因生活腐化，脫離群眾， 結果僅僅48天便失敗退出北京的過程和原因。毛主席讀到文章后深受啟發和警省，親筆批示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1944年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的講演《學習和時局》中在提到抗戰以來因隊伍中存在的驕傲情緒造成的危害時說：「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4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致郭沫若的信中，高度評價了《甲申》的作用，他寫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

1945年7月初，毛主席接見從國統區造訪延安的黃炎培、章伯鈞等文化名人，黃炎培在談話中提出了歷史周期率問題，他說：「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都存在一個從興起到消亡的周期率，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 我略略了解到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 的支配。」

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用民主來打破歷代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跳出這種興亡『周期率』。」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屆二次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毛主席在報告中估計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的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及時地警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於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指出可能有一些共產黨人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他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在從西柏村起程前往北平的時候，毛主席稱之為「進京趕考」，他說：「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主席並沒有忘記「絕不當李自成」的誓言，他也沒有忘卻延安時期曾經對黃炎培的回答，他不讓共和國的土壤里滋生出一個貴族階層來。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出席八屆二中全會，他作出總結性發言，當談到大民主小民主問題時，他說：「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山東省級機關處以上黨員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談到整風問題，他說：「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鬥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拚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人沒有餓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奮鬥。一萬年以後，也要奮鬥。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下點毛毛雨，吹點微微風，把我們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吹掉。」

1957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南京幹部會議上要求老幹部們不要靠老資格吃飯，他說：「我們的同志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靠正確，不靠資格。靠資格吃不了飯，索性不靠它，等於還是什麼官都沒有做， 就是不擺老爺架子，不擺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主席審閱的社論《為什麼要整風》，社論說：「在革命勝利以後，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傾向有了新的滋長，許多同誌喜歡採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處理問題，對於名譽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權表現了很大的興趣，而不願意深入群眾，同群眾同甘共苦，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數人竟至沾染國民黨作風的殘餘，不把工人、農民、學生、士兵、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少數民族的群眾看作自己人，不讓他們有說話的機會，如果他們說了不滿意的話，就對他們採取打擊辦法。很明顯，我們黨絕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1958年8月21日，毛主席主持召開各協作區主任會議，在講到平等關係問題時，他說：「人們在勞動中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是打成一片的關係。我們一定要把幹部子弟趕到群眾中去，不能有近水樓台。進城后，有人說我們有『農村作風』、『游擊習氣』，把我們的一些好的東西拋掉了，農村作風吃不開了，城市要求正規化，衙門大了，離人民遠了。要打成一片，要說服，不要壓服，多年如此，這些怎麼都成了問題呢?原因在於脫離群眾，在於特殊化。……我們已經相當地破壞了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但還不徹底，要繼續搞。……我們的同志一年搞一個月勞動，與人民打成一片，對自己的精神狀態會有很大影響。這一回要恢復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傳統，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要把資產階級思想作風那一套化掉。」

1958年12 月 11 日，毛主席會見由國防部部長雷維斯率領的匈牙利軍事代表團，當雷維斯說匈牙利軍隊曾經有上下級關係緊張、下級害怕上級的問題時，毛主席說:「這要改變，不要使下級害怕，應當像一個家庭一樣。讓人家怕是不好的，應當讓敵人怕。這是舊社會長期留下來的，一時不容易去掉，要慢慢地把這些東西去掉，人和人應是平等關係。……過去一個時期，我們在這方面有過缺點，今年已開始改進，利用整風的辦法，幹部參加生產，官長下連隊當兵，大大地改進了上下間和軍民間的關係。下去可以體會到群眾是怎樣生活的，只有益而無害。幹部也根據其身體情況，每年參加一個月的體力勞動，或當工人，或當農民。根據我們的經驗，這種做法是好的，不懂工農業勞動，容易脫離群眾。我們不是資本家，我們都是國家工作人員，不能老爺式地工作，應當力求避免官僚主義，應當永遠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毛主席在著力防範出現「貴族」階層的同時，蘇聯出現的「高薪階層」和修正主義也讓他產生了更大的擔憂。他曾這樣評價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蘇聯這個社會，出了一層高薪分子，赫魯曉夫反映的是這些人的思想。」1959年12月2日，毛主席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談到杜勒斯的和平演變，他說：「杜勒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策略，是有社會基礎的，高薪階層，重技術不重政治，圖享受不講鬥爭，鬥志不旺等等。社會主義社會出高薪階層，就像列寧說的修正主義與工人貴族一樣。現在北京有所謂『三等』，一等禮拜六，二等發薪，三等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意志衰退。」

1959年12月18日，毛主席與學習小組成員們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對國家管理權問題發表看法時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於已有的制度，不願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會見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對蘇聯為什麼出現修正主義，毛主席指出一是「幹部高人一等」，其次是「蘇聯社會還出現了高薪階層」，他說：「我們中國也像蘇聯那樣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義。」

毛主席還進一步分析了修正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他說：「修正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舊社會母胎中的產物。就算沒有赫魯曉夫，難道蘇聯就不會出修正主義?我看很有可能。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定的社會階層的反映。和平狀態下的社會主義革命，要更困難些，也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

1965年8月3日，毛主席會見法同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文化事務國務部長馬爾羅，當馬爾羅問到毛主席是如何啟發農民勇敢的參加革命時，毛主席說：「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