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被複辟新文化進入民國

共和被複辟新文化進入民國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到1912年4月孫中山辭職，孫中山當了中華民國3個月的臨時總統。隨後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南方政府與北方的北洋政府分治了幾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孫中山的共和被複辟被強姦，但使袁世凱的帝制陰謀最終受挫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袁世凱的敵對軍閥和袁世凱的付總統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凱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軍閥割據，全中華民國處於無政府狀態中。就連中華民國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分治的政府曾經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隨著國家的分裂而不復存在」。晚清時期，經過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緊迫，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產生強烈懷疑，激進的要打倒之，保守的也要改良之。天朝自大，頑固不變，已經成為笑柄。當時，西方列強要麼是英式君主立憲制，要麼是美式民主共和制。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中，中國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日本和歐美留學，例如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類西方現代思想，日後成為五四運動的思想骨幹。

於是中華民國的知識分子和有正義感的各界人士，便起來尋求救國之道，1916年袁世凱死後，教育部有批人認為民國所以出了「皇帝」 ，在於民智不開。應推行白話，以廣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吳稚暉、黎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主張「言文一致」、「國語統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錢玄同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當時稱為新式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學派」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文化，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這次運動沉重打擊了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傳統禮教，啟發了人們的民主覺悟，推動了現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由章士釗與黃興等人一起商議過的《甲寅雜誌》創辦於1914年(民國三年)，編輯和出版都在日本東京。主要撰稿者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易白沙、楊昌濟等，關係多互為同鄉、好友、同學，有的則是讀過章士釗主筆的《民立報》、《獨立周報》而選擇投稿，有的是留日學生通過投稿而成為編輯同人,  有的是留美學生通過投稿給《甲寅雜誌》 。

留學美國的胡適在1915年的《非留學篇》刊登於《甲寅雜誌》。胡適作於1912年的《非留學篇》當年登於"美國留學生報"上。時年21歲的胡適在《非留學篇》中開宗明義提出「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財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在他看來，留學的目的在於再造一個新文明，若留學有數十年之久仍不能造就新文明，則是留學政策的失敗。胡適不僅在這篇文章中批判了當時留學政策的失誤以及留學生群體的一些積弊，更是提出了初步的改良方案。看在20世紀初的一代留美學生中，普遍存在一種「恥感」，振興家國的使命意識很是強烈。胡適是資產階級學者,  他反封建反外國侵略中國,  也是不問政治者。他反對共產主義。但他沒有乞求美國政府來反對中國。他起初認為美國共和好,  美國政府會公平正義,  但在孫中山的共和被複辟、一戰勝利國民國在巴黎和會上美國對民國的出爾反爾使他失望。這有別於當代的鄧小平盲目派遣赴美留學生中的反華反共分子們。但盲目大量派遣赴帝國主義的留學人數有得一比。自鄧小平復辟后至今四十多年, 百年前先人們己經找到找對的路不走,  又復辟回舊封建舊孔儒舊自私自利的舊時代,  如今的中國也是各種思想混亂, 誰也不服誰, 民心煥散,  更是將外國文化中的糟粕帶回中國大行其道,  躲在外國的留學生們鼓動外國政府反華反共。崇洋迷外、賣國求榮不減百年前。

十九世紀時，歐洲中心主義在西方學術界風靡一時，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思想。1898年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出版，物競天擇思想迅速流行，進化論的傳播為倫理革命以及唯物史觀的確立掃清了障礙。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的發刊詞中,就是用進化論的觀點來"敬告青年"的。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對於現代民族國家文化及改造國民性理論對留日中國學生的影響也很大。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豐吉的《文明史》、基佐的《歐羅巴文明史》都涉及到「文明」、「國民性」（或精神、元氣等）、「地理與文明」等，而且極力推崇法國，稱其為「文明之母」，日本盛行起「法國革命熱」以及文明史熱潮。時在日本的梁啟超受此影響，對法國大革命極其推崇，譽其為人類邁向現代文明的主要動力，贊其為「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隨著西方國家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蓬勃發展。來華外國傳教士們將國外的各式各樣的文化傳入民國。而描繪的中國充滿了落後、失敗以及災難感,  當時外國人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說中國人在精神思想層面上的麻木、萎縮、愚昧，以及面對極權統治的無動於衷、逆來順受、苟且偷生和沒有信仰的國民特性。新文化運動中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較理論，受西方殖民影響下，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一外國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身價可以倍周孔。官吏大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而八國聯軍佔領的北京「家家戶戶，都高掛著順民旗，口口聲聲，都高喊著洋大人。因驚生懼，因懼生媚，於是把從前扶清滅洋的排外主義，變成個託庇捧臀的媚外主義，因此人人媚外，舉國如狂。」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等人建議把尚余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教育事業,以抵禦日本勢力借大批留日學生對中國的滲透，「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1907年羅斯福總統宣布將庚子賠款中"超出實際損失的那一部分" 退還中國,作為中國向美派遣留學生的經費,所以在新文化運動前後,留學美國的學生也比較多。胡適就是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曾為新文化運動激進派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一方面批判儒教,另一方面則推崇基督教。1917年,他在致《新青年》讀者的信中說: "吾之社會,倘必需宗教,余雖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斷之,敢日推行耶教,勝於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會之量,視孔教為廣也。」

辛亥革命后，安徽獨立，但社會混亂，兵痞橫行。易白沙與革命黨人組織青年學生為青年軍，任大隊軍監，率軍打擊亂軍頭目，維護社會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間，他奔走湘、皖之間，力勸當局者響應討伐袁世凱。討袁失敗后，流亡日本，與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發表揭露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禍國殃民罪惡本質的文章，啟發國人覺悟。1915年《新青年》創刊后，易白沙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等文章，宣傳民主與科學，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新文化運動中反孔檄文之一。他率先揭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批判孔子專制主義思想的序幕，認為「中國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於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利用孔子為傀俑，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為了打倒思想和學術上的專制主義，他明確倡導「真理以辯論而明，學術由競爭而進」，體現了強烈的民主主義思想。不僅有力地促進了當時湖南知識界的思想解放，而且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魯迅從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前期，魯迅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和封建統治癒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災難之中，國家和民族瀕於危亡的邊緣。進入二十世紀，辛亥革命爆發、新文化運動湧起，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發生，使中國社會出現了曙光初現的變化。李大釗同志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大釗同志備受鼓舞，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他敏銳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從中看到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傳十月革命過程中，他的思想認識迅速提高，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進而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1919年五四運動后，他更加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時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李大釗同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通過批駁反馬克思主義思潮，論證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艱難環境中，李大釗同志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準備了思想條件。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從1920年初開始，李大釗同志等革命家就商議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1920年3月，李大釗同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秋，他領導建立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範圍的共產黨組織。1921年3月，李大釗同志撰文號召全國的共產主義者「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要擔負起「中國徹底的大改革」的責任。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李大釗同志為建黨所作的重大貢獻，使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是黨成立后革命運動的重要領導者。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同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並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在黨的三大、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他領導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建立黨的組織，掀起北方地區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他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確提出「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他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親自出面做馮玉祥等國民軍將領的工作，推動他們參加國民革命。他認識到欲要完成中國革命，必須建立統一戰線。1922年至1924年，他受黨的委託，奔走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重大貢獻。他領導北方黨組織配合五卅運動，配合北伐勝利進軍，開展反帝反軍閥鬥爭，為大革命勝利推進作出卓越貢獻。

李大釗同志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者和戰士，而且是20世紀初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位傑出人物。他留下大量著作、文稿和譯著，內容涉及哲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倫理學、美學、新聞學、圖書管理學等諸多領域，為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作出重要貢獻。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獄。他受盡各種嚴刑拷問，始終堅守信仰、初心不改，堅貞不屈、大義凜然。4月28日，李大釗同志慘遭反動軍閥絞殺，犧牲時年僅38歲 。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之所以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決非由於幾個知識分子一時的感情衝動。中國人民是在與各種主義的比較、實踐之後，才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其間貫穿始終的是先行者對社會現實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衝動，更不是簡單的盲從。它是思考後的選擇，是對現實的回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歷了嚴重的鬥爭和艱辛的歷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種種主義，諸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實驗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

馬克思主義開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馬克思主義與這些思潮在社會改造的浪潮中競相傳播，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從1919年到1923年，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了三次大論戰，先後戰勝了以胡適為代表的實驗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以張東蓀、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以黃凌霜、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在思想理論的鬥爭中，其他各種主義很快便銷聲匿跡，只有馬克思主義為中國人民所接受，並且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中國人民正是經過研究、比較和鑒別，最終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理論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