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特殊化
毛主席曾對肖勁光說過這樣一句話:「勁光呀,我希望你記住我的話,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遲早要搞垮自己的。」其實,毛主席不僅自己「搞」特殊,而且還讓自己的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搞」特殊,「搞」得無以復加,「搞」得無與倫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搞」的特殊,簡直「搞」到了極致!
那麼,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專車的特殊。早在延安時期,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出於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敬仰和愛戴,專程將兩輛美國「福特」牌轎車送給中共中央。黨中央有關部門在研究如何使用這兩輛車時,大多數人都主張給毛主席配一輛,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堅決反對。在毛主席的堅持下,一輛配給了指揮作戰的朱老總,另一輛則給了年歲較大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兒子上勞動大學的特殊。5歲便離開、24歲才與毛主席相聚的岸英,從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勞動大學。8個月後,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舊灰布衣服、頭上用白羊肚毛巾扎著個英雄結、兩條又粗又黑的胳膊閃著黝黑的光彩、臉也曬得黑不溜秋的、手上還磨起厚厚的老繭、完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陝北青年農民模樣的兒子時,欣慰地說:「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勞動大學畢業了!」
三是他「搞」了開後門送兒子上抗美援朝戰場的特殊。1950年,美國發動了一場滅絕人性的侵朝戰爭,中朝邊境上空,布滿了戰爭陰雲,黨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並任命彭德懷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求入朝參戰,毛主席身邊許多人包括彭總考慮到主席為革命已失去了好幾位親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對。毛主席為了滿足岸英入朝作戰的心愿,破例為其要彭總開後門,在家宴上舉杯替兒子求情,感動了彭總,終於使其成為志願軍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榮犧牲。當毛主席獲悉噩耗,痛惜之餘,發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誰讓他是我毛澤東的兒子」!
四是「搞」了絕不允許兒子違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歲的劉思齊和二十六歲的毛岸英來到毛主席辦公室,陳述了結婚的想法。當得知劉思齊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時,毛主席說:「噢,還不滿十八周歲,你們著什麼急啊!到了滿十八周歲后再結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規定,年滿十八周歲方可結婚,再等一等,好嗎?」思齊同意了,但岸英還想不通,他對爸爸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我想結婚以後好好工作和學習,就不操這個心了。」毛主席有點生氣:「你是不是想讓我現在就同意你們結婚呢?」岸英說:「是的。」毛主席很嚴厲地說:「你是毛澤東的兒子,你不遵守婚姻法,還能叫誰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剛剛公布,就違犯它,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為他們舉行了婚禮。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為難」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剛進京,便收到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給其安排工作。接信后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楊開智「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事,不要使政府為難。」毛主席同時又寫信給當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長沙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囑以「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六是「搞」了我的親戚「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針對親屬中有的來京看望他回鄉后,驕傲起來,不大服從地方政府領導,給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對我的親戚應「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後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七是「搞」了「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麼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漢視察,由於此前曾多次去過武漢三鎮,這次特意提出要去漢陽,但武漢的同志考慮到從漢口到漢陽既沒有橋,也沒有渡江的輪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對毛主席的漢陽之行。毛主席沒講別的話,只反問一句:「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麼我不能坐筏子?」反問的含義很顯然:黨的主席和黨的其他幹部只是責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后,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降幅達到33.64%。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樣飢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
九是「搞」了73個補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從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沒有做過一件新衣服,一件打著73個補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對此,毛主席是這樣看待的:「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沒關係,穿裡面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與工農子弟划等號的特殊。50年代後期,李敏、李訥考上大學后,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她們過著與工農子弟划等號的生活,吃住在學校,同普通群眾的子女一起,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睡上下鋪,吃一樣清淡的伙食,一樣下鄉參加勞動,回家一樣擠公共汽車。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時候,她們才能得到回家見見父母的機會。而就是在這種時候,她們也還是照例去機關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訥參加學校的活動,天黑才離校回家。警衛員出於對安全的考慮,瞞著毛主席用車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嚴厲批評了警衛員,並質問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別人的孩子能獨自回家,我的孩子為什麼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塊餅乾也不許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有一天,一名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里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乾。幾天後,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嚴肅批評了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麼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主席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乾也不許送!」
十二是「搞」了「禮品一定要送倉庫」的特殊。1964年,瑞士總統送了兩塊金錶給毛主席。當工作人員向他徵詢是否留下時,毛主席說:「這種禮品不能要,誰當主席他送給誰,你當主席也會送給你。我是代表人民的,這種禮品不能收,一定要送倉庫。」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到杭州龍井茶產地梅家塢參觀制茶。民主人士黃炎培要買一罐龍井茶送給毛主席,茶場同志聽后,精選了上等好茶並且堅決不肯收錢。黃炎培回京后將茶葉送給了毛主席,並說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況后,委託別人把這罐茶送還了梅家塢茶場,並表示了感謝。
十三是「搞」了替身邊工作人員退賠土特產的特殊。毛主席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官僚主義和貪污腐化。他對身邊工作人員三令五申,「你有沒有貪污?」「你現在不貪污,你以後貪污不貪污?」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鐘:「不要叫糖衣炮彈打中。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蝕,要經得起考驗。」「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你們在我身邊,職務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們要警惕,要夾著尾巴做人!」 1959年9月,當他了解到身邊工作人員收受地方贈送土特產的事實后,大發雷霆。立即開展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對一些工作人員的職位進行了調整,使他們重新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接受鍛煉和改造,並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費,按照實際收受情況,一共退賠了3萬多元。
十四「搞」了為革命失去11位親人的特殊。眾所周知,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毛主席的一家,先後犧牲了6位親人,如47歲的弟弟毛澤民、28歲的妻子楊開慧、28歲的兒子毛岸英、29歲的小弟毛澤覃、24歲的堂妹毛澤健、19歲的侄兒毛楚雄。不僅如此,還有5位親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過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生下來便分離的第一個女兒、失蹤的第五個兒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個兒子、無法尋找的第七個女兒。
象毛主席這樣「搞」特殊的事例還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陳述……
毛主席真的沒「搞」特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僅「搞」特殊,而且還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時機和場合,毛主席都不會放過,都會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難以理喻。
不過,需要我們辯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於國家,還是有利於私家;是有利於民眾,還是有利於個人。由上述可見,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於共產黨信仰的傳遞,有利於全民意志的統一,有利於黨的形象的樹立,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員都能像毛主席這樣「搞」特殊,改革還會有寒氣嗎?開放還會有穢氣嗎?官場還會有戾氣嗎?精英還會有媚氣嗎?社會還會有瘴氣嗎?百姓還會有怨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