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丶胰島素丶援外醫療隊丶「脊灰」活疫苗

青蒿素丶胰島素丶援外醫療隊丶「脊灰」活疫苗

A.毛澤東時代首次發現青蒿素。  

 人類已經和瘧疾進行了數百年的鬥爭。19世紀，法國化學家從金雞納樹中分離奎寧。此後，奎寧的替代物氯喹一度成為抗擊瘧疾的特效藥。上世紀60年代，瘧原蟲對奎寧類藥物產生抗藥性，使得全世界2億多瘧疾患者面臨無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劇上升。屠呦呦發現的全新抗瘧疾藥物青蒿素，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抗瘧新葯。青蒿素目前仍然是人類治癒瘧疾的唯一選擇。以青蒿素類藥物為基礎的聯合療法，至今仍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瘧疾治療方法，挽救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

上世紀60年代，在氯喹抗瘧失效、人類飽受瘧疾之害的情況下，在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任研究實習員的屠呦呦於1969年接受了國家瘧疾防治項目「523」辦公室的任務，39歲的屠呦呦任中藥抗瘧組組長，從此開始征服瘧疾的艱難歷程。歷經380多次實驗、190多個樣品、2000多張卡片，屠呦呦和課題組發現，青蒿提取物對鼠瘧原蟲的抑制率只有12%—40%。屠呦呦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分濃度過低。問題在哪裡?  屠呦呦重新把古代文獻搬出來，終於在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中找到了答案：「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原來古人用的是青蒿鮮汁!屠呦呦立刻意識到，有可能是高溫破壞了青蒿的有效成分。

青蒿素的提取，只是第一步。自1972年分離得到青蒿素單體后，屠呦呦等先後與中國科學院有機所和生物物理所協作，最終用X—衍射方法確定了青蒿素的立體結構。青蒿素是一個具過氧基團的新型倍半萜內酯，也是一個與過去抗瘧葯結構完全不同的新抗瘧葯，打破了過去認為「抗瘧葯必須含氮雜環」的斷言。「青蒿素的發現不僅增加一個抗瘧新葯，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發現這一新化合物的獨特化學結構，它將為合成設計新葯指出方向。」屠呦呦說，青蒿素是屬於我們中國的發明成果，而且是從中醫藥里集成發掘的，是中醫藥造福人類的體現。

B.毛澤東時代首次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 

1965年9月，中國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與天然胰島素分子相同化學結構並具有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質，標誌著人類在探索生命奧秘的征途中邁出了重要一步。

張友尚：94歲，中國科學院院士，參與了牛胰島素合成工作。人工合成胰島素，最早是在1958年由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提出的。時任生化所所長王應睞院士回憶，那時，人們都想對祖國做出大貢獻。什麼貢獻才算大?   「合成一個蛋白質」建議一出，便贏得一致贊同。 贊同，原因正在於「挑戰性」。張友尚當時還是著名生物化學家曹天欽的研究生。他介紹，胰島素是當時唯一闡明化學結構的蛋白質。1955年英國化學家桑格完成了胰島素的全部測序工作，並因此獲得1958年諾貝爾化學獎。然而國際權威學術刊物《自然》卻發表評論文章斷言：「合成胰島素將是遙遠的事情。」

人工合成胰島素項目在1958年底被列入1959年國家科研計劃，並獲得國家機密研究計劃代號「601」，意思是「六十年代第一大任務」。參加的科研人員來自中科院生化所和有機所，以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單位。張友尚回憶，全合成胰島素的研究策略是分別有機合成A肽鏈和B肽鏈，再進行組合摺疊，最後鑒定生物學活性和各種理化性質。

為了摸索合成路線，生化所兵分五路，根據專家特長分別做有機合成、天然胰島素拆合、肽庫及分離分析、酶激活和轉肽研究。經過實踐，后三條路線被否定，大家再集中於一、二兩條路線和分離分析工作。僅僅用了一年時間，他們就取得了天然胰島素拆合成功，將胰島素B鏈的所有30個氨基酸分別連接成了各種合成肽，最長已達到10個氨基酸的長度。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確定了全合成胰島素的研究策略，即採用先分別合成A、B兩個肽鏈，然後進行組合合成的路線。

這樣的結果令人大受鼓舞，有關方面開始組織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研群眾運動——「大兵團作戰」。當時，僅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就集中了五家研究所300多人的科研隊伍。但此後，「大兵團作戰」因收不到預期效果被叫停。

正逢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合成工作困難重重。黨中央、國務院、科學院、教育部卻都表示鼓勵。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說：你們做，再大的責任我們承擔，人工合成胰島素100年也要搞下去!

1963年，中科院生化所、有機所和北京大學三家單位重新啟動協作，生化所合成B鏈，有機所和北京大學合作做A鏈。北京大學還從最初的研究羊胰島素A鏈改做牛胰島素A鏈，以便能實現協同。

張友尚說，他做的分離純化重合成胰島素工作，1959年就已完成，由於它關係到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路線並未立刻發表，直到加拿大學者報道了類似工作后，才不得不在1961年公開發表。

「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研究工作中，有太多默默奉獻的無名英雄。」張友尚說：「西方國家感到迷惑不解，為什麼在科學還比較落後的中國能做出這樣的工作。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所有參加這一工作的人能夠取長補短、密切合作，再加上領導者的精心組織，因而能發揮團隊精神，在集體中充分發揮出每個人的聰明才智。」

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中集中培養起的一批科研人才，日後成為中國生物化學界的中堅力量。

C.毛澤東時代派出的第一支援外醫療隊。

1963年，應阿爾及利亞政府邀請，中國派出援外醫療隊，開啟了中國援外醫療的歷史。醫療隊工作地點賽依達，靠近撒哈拉沙漠。當時，當地生活貧苦，醫療條件簡陋，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中國醫療隊在兩年半的時間裡，診治37萬多人次，手術3000多例，接生1000多嬰兒，未發生一次醫療事故。

　徐賢澤：85歲，中國第一支援外醫療隊隊員，湖北省中醫院退休醫生。  56年前，29歲的徐賢澤剛下夜班，便收到一個出差通知。「當時人事科長告訴我是參加非洲援外醫療隊，一定要保密。」徐賢澤回憶。

「當年，只有我愛人支持我，她僅提了一個要求——為肚子里的孩子起個名字。」徐賢澤告訴妻子，家裡是書香門第，如果是男孩就叫彬，女孩就叫文，文質彬彬的意思。「雖然去之前有一定心理準備，但阿爾及利亞的條件還是超出我們預期。」徐賢澤一邊回憶，一邊搖頭。「首先是飲食不習慣。當地廚師所做的牛肉，每塊巴掌大，1厘米厚，表面烤熟，切開后裡面還有血水。」好在不久后，當時的衛生部派來了中國廚師。更讓人不安的，是當地的緊張局勢，「我們當時還趕上一次政變」。

雖然條件艱苦，但當地將中國醫生當作尊貴的客人。徐賢澤說，醫療隊不時會被邀請參加當地人的婚禮，還兩次受到阿爾及利亞總統的接見。原定半年至1年的援外，因阿爾及利亞政府3次強烈挽留，一再延期。徐賢澤在非洲待了兩年多，直到1965年10月才回國。回到家中，家裡的男孩彬已經兩歲多了。

援外期間，徐賢澤印象深刻的是搶救一名產婦。1965年，一名產婦被送到醫院后大出血。當時正趕上當地人過節，找不到獻血的人。於是徐賢澤和一個同事毫不猶豫地給這名產婦獻了血。當天，產婦平安生產。第二天，這名產婦當面向徐賢澤和同事表示感謝，場面十分感人。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不斷擴大，派遣的援外醫療隊數量逐漸增加。截至2018年7月，中國先後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和大洋洲的71個國家派遣過援外醫療隊，累計派出2.6萬人次，診治患者2.8億人次。中國向56個國家(其中45個是非洲國家)派有醫療隊，1095名醫療隊員分佈在111個醫療點上，1809人次獲得受援國政府頒發的總統勳章等各種國家級榮譽。

D.毛澤東時代對脊髓灰質炎糖丸減毒活疫苗研製成功。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每年報告2萬—4.3萬例脊髓灰質炎病例。控制脊髓灰質炎，成為新中國公共衛生工作的重點。

1958年，中國首次分離出「脊灰」病毒，為免疫方案提供了科學依據。1959年，中國成功研製出首批「脊灰」活疫苗，1962年研製成功糖丸減毒活疫苗。「糖丸」將不易貯存的液體疫苗轉化為固體，大大延長了保存期，方便送往農村和偏遠地區，能更大範圍控制疾病風險。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證實，中國本土「脊灰」野病毒的傳播已被阻斷，成為無「脊灰」國家。這是繼全球消滅天花之後，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的又一重大成就。 是董德祥研製脊髓灰質炎疫苗。

董德祥：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原副所長，參與糖丸減毒活疫苗研製。1955年，一種被稱為小兒麻痹症的惡疾在江蘇南通暴發。這種疾病，由病毒引起，學名為脊髓灰質炎，多發於7歲以下兒童。孩子患病後，有些手動不了，有些腿腳變形，最嚴重的不能自主呼吸，甚至導致死亡。

那時，中國對這種流行病知之甚少，國家將其列為法定報告傳染病，僅南通一地就收到上千例報告。隨後，發病地區迅速蔓延，青島、上海、濟寧、南寧……人人聞之色變，家家不敢開窗，兒童不讓外出，每年因病致殘的兒童多達數萬名。

為應對疫情，1959年初春，董德祥和顧方舟、聞仲權、蔣競武4位科學家被衛生部派往蘇聯考察。從學術會議得知，當時國際上有活疫苗和死疫苗之爭。中國該怎麼選?  顧方舟查閱了所有能獲取的公開資料，立足中國患病人口多、經濟欠發達的實際，大膽提出走活疫苗技術路線的建議，最終被衛生部採納。這一決策，對中國戰勝脊髓灰質炎產生決定性影響。

決策已定，分秒必爭。董德祥4人趕回國內，抓緊研製「脊灰」活疫苗。衛生部召集中國醫科院及北京、成都生物製品所組成協作組，由顧方舟任組長，短短3個月就試製出Ⅰ、Ⅱ、Ⅲ型各500萬人份的減毒活疫苗。在第一期臨床試驗階段，需要找10名易感小兒服苗觀察。「我帶的頭，對疫苗有把握，我孩子小東算一個!」顧方舟率先給年僅一歲的兒子報了名。在他的感召下，同仁們紛紛參與，順利完成試驗。到了第三期臨床試驗，有450萬名7歲以下兒童參與，結果發現明顯降低了發病率。這證明活疫苗安全有效，具有很好的免疫學和流行病學效果。

1958年，中國醫科院選址雲南昆明，建設醫學生物學研究所，作為疫苗生產基地。活疫苗對低溫要求很高，為方便運到偏遠地區，必須改進劑型。顧方舟提出研製糖丸疫苗，並由董德祥具體負責。時任中國醫科院副院長沈其震親自選定藥廠，採用中藥制丸技術，將病毒液包裹在糖丸中製成疫苗。

歷經3年，董德祥團隊不斷改進糖丸配方和滾丸工藝，1962年終於成功制出可在室溫條件下延長保質期的糖丸疫苗，第二年全國推廣。自此，一顆顆糖丸，擋住了「脊灰」病痛，成了全中國孩子們心中永遠的甜。隨著疫苗需求增長，生產任務不斷加大，從最初的每年500萬人份，達到最高1億多人份。為跟進病毒動態，研究所每年開展病毒學、血清學、流行病學調查，不斷改進免疫方案。1971年選育出了中Ⅲ2株代替原來使用的SabinⅢ型毒種。1985年又成功研製出三價糖丸疫苗。所有科研工作者一起努力，奠定了戰勝「脊灰」的基礎。後來，由於工作調動，當年赴蘇聯的幾位專家相繼離開昆明，只有董德祥留下一直與疫苗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