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是不會同情共產黨的嗎?

蔣的這些話使陳很不愉快，認為蔣未免有點把他當小孩看了。陳嘉庚訪問延安，是需要一定膽略的。當時延安臨近前方，經常受到空襲。延安城已被日機炸平，新建的窯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襲警報的槍聲不時破空而起。就在那段時間，王震將軍剛率領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對晉西北河防的六路進攻，山西全境的八路軍配合晉西北戰場，殲滅大量日偽軍。在陝甘寧邊區，「保衛大延安」的戰備大演習也剛剛結束，八路軍部隊隨時準備行軍打仗。5月25日，陳嘉庚從蘭州到達西安。陳知道蔣對他不放心，但還沒有完全意識到蔣一直安排人員跟蹤監視，尋機阻撓他的延安之行。在陳抵達西安之前，國民黨陝西省政府即派出一個名叫壽家駿的科長出面接待，嚴令其不得離開陳嘉庚半步。在西安，壽科長的主要任務是千方百計為陳嘉庚一行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聯繫製造障礙。如果萬一陳嘉庚成行，則一路跟隨，相機行事。總之，盡一切可能不讓陳傾向共產黨。

陳嘉庚並不知道蔣介石有這些安排，在到達西安后就自行找了一家覺得合適的招待所住下。但壽科長找到陳嘉庚一行駐地，一定要把陳嘉庚等人接到另一處入住。陳一行人表示不願意，但壽不待解釋，強行要人將陳嘉庚等人的行李搬進汽車運往新駐地。這使陳嘉庚大惑不解，感到「慰勞團不自由」。

第二天一早，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聞訊來拜訪陳嘉庚。交談中朱告訴說，他這次從河北戰區，經洛陽到西安，將回延安，還有一位周恩來先生從延安到重慶，前一天也到了西安，正好碰上陳先生在西安，決定都在這裡耽擱一天，以便招待僑胞慰勞團。請他們在當天中午，到七賢庄八路軍辦事處一起吃飯。陳一口答應下來，朱隨即告辭。到將近中午，陳一行人準備出發時，獲悉此事的壽科長趕出來阻攔，說是陝西省政府蔣鼎文主席請吃中飯。陳為了顧全大局，只得給八路軍辦事處打電話，向朱德講明原委，約定下午三點前往拜會。到了三點，說好給陳安排車的壽科長又不見了人影。人生地不熟，陳不得不放棄了第二次約定。此時陳嘉庚終於意識到：「強移慰勞團寓所，系杜絕與中共辦事處來往。」過了幾天，陳應付完國民黨方面的應酬后，終於到訪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準備向朱德、周恩來等致莫大的歉意。但朱，周兩人早已一個回了延安，一個去了重慶。於是陳嘉庚便同接待他的一位姓蔣的處長談起了去延安的事。陳告訴蔣，他們這次去延安是去定了的，請蔣幫忙安排汽車。蔣很快就落實妥當，定於次日啟程。

終於等來了動身前往延安的日子。當陳嘉庚坐上蔣處長安排的車子即將啟行時，一輛較新的大汽車迎面而來，車停後下來的便是那位壽科長。壽告訴陳，他奉命一起前往，以便沿途照料。見到此情此景，蔣處長就說不妨大家一起走。於是陳嘉庚、侯西反、李鐵民一行三人和壽科長同乘那輛大車，蔣處長等人乘一小車，另一輛大車載有衛兵和汽油，三輛車子一齊向延安進發。一路風塵。三輛車行至洛川縣吃午飯。飯畢出來剛上車坐定，一些當地民眾打扮的人來到了車旁，攔住陳嘉庚的車子，嘴裡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邊說邊掏，每人掏出一封信便往車廂里塞，信封上寫著「陳嘉庚先生賜啟」等字樣。這可使收件人非常迷惑：這些人怎麼知道他就是陳嘉庚?怎麼就會知道他此時會路經洛川?又怎麼會給他寫信?但一打開信件，一切都明白了，因為信里寫的都是「呈為共匪萬惡，請求主持正義事」之類的東西。陳眉頭緊皺，把信給壽看過後，即全都撕毀，拋到了路邊的深溝里。陳已知道這都是有人幕後導演的，目的是給他製造對中共的惡感。

1940年5月31日下午午五點多，陳嘉庚一行到達延安。稍事休息便立即參加延安各界在露天廣場舉行的歡迎大會。到場延安各界人士三四千人，大家都席地而坐。特別興奮的是前列的數百人，他們多能聽懂閩南語。有一些還是來自南洋的男女僑生，象歡迎親人似的跳出跳進，說不盡的高興。在歡迎會上，陳嘉庚用閩南語發表熱情的講演，表達南洋僑胞支援祖國抗戰的熱誠和對抗戰勝利的期盼。正說著忽地後面一陣騷擾，秩序有些亂起來，衛兵們立刻戒備。陳嘉庚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不安地望著台下對面高坡上的擾亂。一個南洋女僑生就近告訴他：「陳先生，不要緊的，這是重慶派來的人同我們搗亂。前幾天張繼先生來，也在這裡演講，也碰到過這種搗亂。」話猶未完，幾個衛士押著兩個人走過來，折向後面去，秩序也告恢復。陳嘉庚看到這些，心裡有幾分難過，深切感到共產黨要團結國民黨一致抗戰，實在是太不容易了。

第二天一早蔣處長送了一封信來。原來蔣在洛川吃完午飯上車時也同樣收到了那種責罵中共的信件。蔣說，既然寫明要交給陳嘉庚，所以他帶來照交。陳嘉庚對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重慶這一手專為抹黑延安的手法也實在是有點太拙劣了。上午陳嘉庚一行由朱德陪同，參觀了延安女子大學。臨近中午辭回，李鐵民上車不慎頭部受傷，入醫院治療，七天後才傷愈出院。因此，陳嘉庚原定在延安的三天日程延長到了八天。下午四時，陳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楊家嶺會見毛澤東。陳曾見過報紙上毛澤東的相片，印象里不再是十數年前國民黨報紙把他描寫得非常可怕的樣子，但無論如何，總以為他可能有點架子，特別是在重慶曾領教了蔣介石的「皇帝」威嚴。不料他車子剛到，主人已在門口等候，熱情地同他們握手。進了窯洞，只見牆上掛一幅地圖，陳設簡單，僅十幾隻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個舊式鄉村民用木桌而已。陳嘉庚端詳一會，心頭不覺一陣感慨。敘談中，雖然陳嘉庚對毛澤東所談，當時並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為毛澤東的誠懇言詞所感動。毛澤東設宴招待陳嘉庚就在窯洞門外的露天，宴會桌是一個舊圓桌面放在方桌之上，那桌面既陳舊也不光潔，於是在上面鋪上四張白紙。不過一會來了一陣風把白紙吹掉了，也沒有再撿起來鋪上。飯菜上桌，除了延安比較稀有的白米飯外，洋芋、豆腐等都是陝北農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隻雞，毛澤東解釋說：「我沒有錢買雞，這隻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下蛋，她兒子生病還捨不得殺呀!」

接下來幾天，陳嘉庚又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歡迎會，還應邀出席了講演會。陳嘉庚感到中共領導人對他的接待和國民黨當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歡迎，中共領導人樸素而誠懇，而國民黨當局卻是奢侈而虛偽。陳嘉庚與毛澤東多次會見，其間發生的一些小事和細節，引起他的注意和驚奇。有一次在和毛澤東談話中，一些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來到，沒有敬禮便坐，並參加談話，無拘無束。還有一次，毛澤東在辦公室與陳嘉庚談論南洋情況，總司令部內的人都可參加，頃刻間席位告滿。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澤東身邊還略有空隙，便擠身坐下。毛澤東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子移開一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服些。知道陳嘉庚對延安各方面都想了解，毛澤東就還陪同陳嘉庚逛延安新市場。毛澤東的穿著並不比當地趕集的農民好多少，走在街上，來來往往的人都跟毛澤東打招呼，有的人還停下來和他聊幾句，大到對邊區政策的建議、小到家裡的紅白喜事，人們語無顧忌，毛澤東都能認真地聽。

陳嘉庚待人處事一直很細心，很有事必躬親的風格。他怕有關負責人所談非實，特意單獨一人與許多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男女學生，以及從他所創辦的廈門大學、集美學校投奔延安來的學生多次交流暢談，就心中所疑詳細詢問，以證實所見所聞。這些僑生也能夠敞開思想，毫無拘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實情況。有一次，陳看到有的南洋女僑生在招待所吃完晚飯還要在夜裡趕回十餘裡外的學校，於是關心地問起了夜裡的安全情況，得到的答覆是絕對安全，絕對沒問題，因為當地民俗風氣很好，一個人夜裡走路沒有任何不安全感。有了這樣踏實的實地調查，陳對延安的方方面面的真實情況總算是心中有底了。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禮堂舉行歡送會，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出席。朱德致歡送詞，陳嘉庚登台講話，說他這次訪問延安，最滿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堅持國共團結，堅持抗戰到底的堅定立場和誠懇態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黨政軍民所激發的艱苦奮鬥精神並由此形成的良好社會風氣。因此，他對抗戰勝利有了絕對的信心。

離開延安前往山西前，有件小事也讓陳嘉庚感慨不已。陳離開招待所時，覺得那位負責照顧他們的服務員辛苦了，便送去一百元表示謝意，但那位服務員堅辭不受。這與其在重慶遇到的司機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錢的情形，恍若是生活在兩個社會。

離開延安后，陳嘉庚一行又到山西等地考察。7月17日返抵重慶。兩個月前，陳離開重慶時，還為國家的前途憂心忡忡。而今他再次回到重慶，則對中國的前途樂觀多了。當時重慶有個「國民外交協會」，邀請陳嘉庚去講演，講題是《西北之觀感》。陳嘉庚欣然接受了邀請，於7月25日晚作了講演。雖然重慶處於轟炸疏散期，天又下著大雨，但會場擠得滿滿的，其中有社會各界人士，還包括新聞記者。陳嘉庚將西北行之中的蘭州、西寧和西安等地的情況簡單幾句帶過，就把話鋒一轉，說到他在延安的日子。他說，在離開重慶前聽到了很多關於延安的傳聞，但他剛到延安「兩三天，已明白傳聞均失實。」接著，他舉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許多生動的事實，證明延安並沒有實行共產共妻制度，而社會風氣及治安秩序無論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氣象。民眾都很自由，民眾生活也很好，教育也不錯，毛澤東住在簡樸的窯洞里等等。他還一再聲明，這些都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陳嘉庚這篇演講，言人之所不敢言，當然在重慶引起了軒然大波。國民黨官員紛紛指責陳嘉庚以華僑領袖的地位發表這樣的演講，「未免為共產黨塗脂抹粉，火上添油」。陳嘉庚則回應說：「我所說的都是事實。你們說我替共產黨說話，那麼貴黨也應該實行良好的政治，同共產黨競爭，這樣就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又說：「我是憑良心與人格說話的，我決不能昧著良心，指鹿為馬。」

最為憤怒的是蔣介石。他認為一個華僑大資本家，竟然直言不諱地為共產黨講話，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他懷疑陳是否受到了身邊人的擺布。於是7月28日在召見陳嘉庚一行時，專門請其他人迴避，單獨和陳談話。陳語氣委婉地規勸，國民黨必須革新政治，否則即使共產黨不反對，也有其他的人反對。蔣介石聽后立刻破口大罵共產黨，比較在成都所罵更為激烈，甚至面紅氣盛，聲色俱厲：「抗戰要望勝利，必須先消滅共產黨，若不消滅共產黨，抗戰決難勝利。此種事外國也多經驗，凡國內反對黨必先消除，對外乃能勝利。此話我未嘗對人說出，今日對你方始說出，確實是如此」陳嘉庚見蔣介石如此生氣，只得少說為佳。最後表示作為海外僑胞，希望祖國團結抗戰，一致對外。

陳嘉庚於1940 年7 月30日早由重慶乘飛機赴昆明，計劃經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浙江到他的家鄉福建。當他離開重慶時，國民黨中組部長朱家驊代表蔣介石去送行，並說蔣介石將要派國民黨福建籍高幹王泉笙陪陳嘉庚到西南各省視察，王隨後一兩天內就會趕到昆明與他會合。當日中午陳嘉庚到達昆明后，馬上寫了一封航空信給蔣介石，信中直言道：「早間朱君告鈞座派王泉笙同餘來西南，諒必有人對鈞座獻言，恐余到西南宣傳共產黨好話，故派王君來監督。又鈞座對余盛氣痛罵共黨事，亦必有人報告余在國民外交協會演說各情。余所言乃據所聞所見事實」。信中還規勸蔣介石：「若欲消滅共產黨，此系兩黨內戰，南洋千萬華僑必不同情」。「若不幸內戰發生，華僑必大失所望，愛國熱情必大降減，外匯金錢亦必減縮」。由於陳嘉庚把話說得如此明白，蔣介石只好放棄了派員監視的打算。

陳嘉庚一路上還是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他在延安的所見所聞，蔣介石對此十分惱火，通知各地國民黨官員務必對陳多加提防。但陳一路上對國民黨地方官員仍然是以禮相待。在與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高官的通訊聯絡中，措辭也頗費心思相當得體。作為一位海外赤子，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抗日的大局，其良苦用心令人敬佩。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則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陳嘉庚在返回重慶前，曾在峨眉山住了半個月。早在那時，每每談起延安之行時，他的興奮之情就溢於言表。他感概地說：「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的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