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話》

《原話》

1. 「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少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麼搞法。在北京就是沒有人聽我的話，《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話……為 人民服務，我們黨過去也講了許多。但我有懷疑，有的人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同一位外國黨負責人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

2. 「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不過，整個潮流看來，鬥來鬥去，那些錯誤的人總是最後站不住腳。」(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

3. 「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2月18日)

4. 「小組(指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六月以來，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獨行，否認政治局常 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幹部統統打倒，怎麼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把工人、學生提上來， 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 (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記錄，1967年2月12日。)

5.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對《偉大的歷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6. 「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毛澤東對瀋陽軍區一份報告的批語，手稿，1967年3月3日)

7. 「亂是由於階級鬥爭，兩派鬥爭，左派同右派鬥爭。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  第二，山上的草木照 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  第三，河裡的魚照樣游;  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我們的政府是靠群眾。沒有群眾，什麼事也辦不成。」(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 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5月16日)

8. 「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同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5月)

9. 「一年開張; 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  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頁)

10. 「有錯誤，還要幫助他們，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農民對待地主一樣。對待幹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坐噴氣式、抄家、戴高帽、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聿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   希望他們錯了就改嘛，能站出來。哪有那麼多人要打倒啊! 對幹部要一分為二嘛! 不能一切都抹殺了，他們過去還打過很多仗嘛……紅衛兵、工廠的工人分兩派，一個工廠、學校分兩派，我想不通。雙方都有後台……形『左』實右，現在還是以極左面目出現，這是主要的。」(毛澤東同南萍、陳勵耘談話記錄， 1967年9月16日 )

11. 「幹部垮得這麼多，究竟是個好事還是壞事? 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這種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我們不是專為保守派說 話，是教育左派的問題……總而言之，打擊的面要縮小，教育的面要擴大，包括左派。」(毛澤東同程世清等談話記錄，1967年9月17日 )

12. 「清理幹部得搞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同黎原、華國鋒、章伯森談話記錄，1967年9月18日 )

13. 「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同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記錄，1967年9月20日)

14. 「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幹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幹得不好。如果統統幹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幹什麼? 正是有個黑暗面，要改變……這是社會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社會上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它就要在共產黨里找代理人。」(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9月30日)

15.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我只要求你(指幹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什麼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什麼要罵人 ……無政府主義也大大發展了。有那個思潮，暴露出來好，我們就可以教育……亂了一會就不亂了，請他亂，他也不亂了，他鬧夠了，不鬧夠不行……一個工廠為什麼要分成兩派，而且打得那麼凶? 這沒有道理。他打夠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眾不想打了，上面頭子孤立起來了。中央講幾句話，就是給他一個下台階的機會，講早了不行。」 (毛澤東同努馬扎萊談話記錄，1967年10月3日)

16. 「這是一次審查幹部的好機會……我們有一部分幹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幹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因為國家這麼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沒有見過，人都不認識……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為什麼我們不怕亂呢? 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7年10月12日)

總結文革理論的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中，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歸納為六條：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17. 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凡是拚命地逼，他就會供，供了你就會相信，又會要許多人這樣去供。這樣做也不好。」(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5月8日)

18. 「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 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毛澤東等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談話記錄，1968年7月28日 )

19. 「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只有鬧一鬧……學生為人民沒作什麼好事，怎麼能取 得群眾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點好事，才能取得群眾信任。」(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吳德談話記錄，1968年8月8日)

20. 「這一次黨政軍民來了一個比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這樣可以保持一個時候的安寧，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說這一次搞得那麼乾淨了，也不能講搞的統 統很正確，沒有搞錯。從我們所知道的，不少人還是要平反的。群眾要麼不搞，一搞起來就很厲害，就不那麼文明了，也搞武鬥，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噴氣式。說 我們中國人那麼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眾勁來了，就不那麼文明了。所以這需要領導，叫他們不要這麼做，他們這種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同阿爾巴尼亞黨政 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10月5日)

21. 「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  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有?  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 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麼幾個，秋風落葉那麼一掃，三年半也差 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68年10月13日)

22. 「清理階級隊伍有一種傾向，就是擴大化……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規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擴大化。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 事……現在擴大化的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於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 志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9年4月11日)

23.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斗、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9年4月28日)

24. 「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調查，沒有目的地到處亂跑。還有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一個學校那 么多教師、教員都不要，怎麼辦呢? 你不改造他? 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 至於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麼要緊?  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年3月15日)

25. 「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關於珍寶島事件的講話記錄，1969年4月28日 )

26. 「人的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呢? 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  這不是唯物主義，也 不是辯證法。」     「不要搞『早請示、晚彙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 1559頁)

27. 中國的文字很有道理，「飯」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沒有飯吃，就要起來造反的，民以食為天嘛。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 礎。我們經濟形勢的好壞，依農業形勢的好壞而轉移。(曾思玉：《我的緬懷》。見《毛澤東在湖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頁。)

28. 「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 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 1版，第1566、1567頁)

29.「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對陳伯達「天才論」的批判：《我的一點意見》，手稿，1970年8月31日)

30.「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   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裡說  「要文斗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麼踢我 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裡嗎?   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 假的，是真的，武鬥。

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紅軍、人民解放軍不是這樣的，他們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搜腰包，發路費回家，不槍斃，軍官都不槍斃，將軍 那樣大的軍官都沒有槍斃嘛，解除武裝了嘛。不論是士兵還是軍官，是大軍官還是小軍官，解除了武裝嘛，你為什麼還要虐待啊?   我們歷來就立了這個規矩的。」 (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31. 「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 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毛澤東對「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審稿的批語，手稿，1971年3月 15日)

32.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同劉豐談話記錄，1971年8月27日)

33. 「個人崇拜，我和斯諾談話說過了，當時搞一點也是需要的，你美國也搞個人崇拜嘛。但搞得那麼多!我姓毛，工作是黨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聽了很舒服。什麼 四個偉大，討嫌!頂峰問題，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給林彪打過招呼，他不聽，還是那麼寫。」(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談話的傳達記錄，1971年10月4日)

34. 「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同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人員談話記錄，1971年11月20日)

35.「我們黨歷來的方針，對犯錯誤的同志以教育為主，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目前有那麼一些人，跟著『副統帥』，跟著他上當，不光彩。還是跟著黨，不要跟著個別人。」(來源同上)

36. 「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麼辦。朱升說：『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採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 利……(根據形勢)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報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37.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寮國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 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 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1970年5月21日針對 美帝侵略柬埔寨行徑，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38. 「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的談話記錄， 1972年7月24日)

39. 「看問題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要看實質……我們就算有十億人口，在聯合國也只是一張票，一個小國也是一張票，我奉勸你不要看不起小國……(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是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634頁)

40.  "有些話我過去也沒有講過，想在今天跟你們談一談。我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我這個人也是犯錯誤不少，但是當時他們又不講我的錯誤在哪個地方，只讓當個候補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這對於我有壞處沒有呢?我說是有好處，沒有什麼壞處。至於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選作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於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後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杆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杆子裡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裡是槍杆子裡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麼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杆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麼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裡頭就跑出一個政權來。後頭又被封為「一貫機會主義」。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本書中就學魯迅的辦法，「報復」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山裡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在山裡頭，城市裡頭就有馬克思主義。他們就忘記了，他們也來到山上了，而我們從前也是在城裡的。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他們剛剛來，因為是在城市裡待的時間長，就有那麼多馬克思主義。填表的時候不是要填過去受過什麼處罰嗎?這些事情，現在填表我都不填，因為這樣多，要填一大堆，而且這些沒有一條是我承認的。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如此等等。這些真錯誤他們不處罰，而那大約二十次左右的處罰和打擊，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似乎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家，別無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呢?我又不懂外國文，外國也沒有去過，只是看了一些翻譯的書。我總是跟一些同志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可以學到的，即便學不到那麼多，多少總可以學到一點。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我是這麼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麼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並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後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鑽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麼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後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些人去考試，一個名叫孫山的人去看了榜回來，別人問他自己的兒子考上沒有，他說「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意思是說最後一名是我孫山，你的兒子在我孫山後面，沒有考取。這就是所謂「名落孫山」的典故。"  (毛澤東:     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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