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枯樹賦》中的「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讓人淚目。但江左有太多文章一時無兩,才幹德行有虧的人物。後來的錢謙益也是如此。他們可以縱論古今,卻無法力挽狂瀾。即使謝安在淝水之戰中有舉重若輕的表現,也不過是名士風流的體現,而不是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泰然處之。在江南浮誇的風氣下,越來越多的能人異士泯然眾人矣。
南朝梁的開國君主蕭衍在最開始也是靠招降納叛起家的。但當了皇帝之後,卻無所作為。他在位將近五十年,卻落得凄涼下場,不得不引人深思。他是勤於政務,躬行節儉。但沒有將之上升為國家政策。反而王公大臣貪贓枉法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他也因為佛教徒的所謂仁慈而不加追究。到了他統治的晚期,勛貴重戚就敢當街殺人。他是借鑒了前代得失,不過將之恢復到較好的晉時代。他也任用奸臣,他說他篤信佛教沒有花費國家資財。但這樣的後果更加嚴重,小人當道,百姓不勝其苦,江南的和平是假和平,泡沫一戳即破。
與蕭衍同時代的北魏孝文帝進行了漢化改革。有人說他恢復了門閥制度,導致北魏速亡。其實,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隋、唐都出自北魏,是北統一了南。並且北方門閥一直存在,孝文帝只是承認現實而已。孝文帝改革其實和秦孝公時代商鞅變法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邁出建立國家的關鍵一步,從此他們不以外族自居,而是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序列中,為實現大一統而努力。
孝文帝走出的關鍵一招就是遷都,並進行吏治改革,實行依法治國的方略。他讓王公大臣從部落中脫離出來,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轄,獎優罰劣,為著建立新國家而努力。這是元清兩朝沒有做到的事情。在中央,各民族混為一體,逐步融合,華夷之分逐漸消弭,這是功德無量的大事件。
孝文帝有自己的問題,作為帝王多愁善感。每有親近人士亡故,都要悲不自勝。這使得他的身體漸漸崩壞,33歲就亡故了,留下了一個渴望復興的政權。北魏後來的衰落也是中原王朝的通病。豪門大族們奢侈專橫,人才晉陞之路被斷絕。幼主登基,太后攝政,兩聖爭權,導致吏治腐敗,官逼民反,農民起義遍于山野。
北與南的區別就在於此,北能夠直面問題,勇於革新。雖然會碰得頭破血流,但終將闖出一條新路。而南則墨守成規,坐待死亡。北魏遷都洛陽,一大批貴族等待安置。寺廟就成了重要的基建形式。從此,洛陽幾萬座寺廟拔地而起。這也成為新貴族起家的模式。沒有了孝文帝的打擊,新貴族們有了新的風尚,寺廟成為他們聚斂財富的依憑。為了向佛祖贖回皇帝,國家要拿出億萬的金錢進行交易,這樣佛教也納入中國的統治序列中。
北魏的遷都,使得北鎮的問題更加突出。北鎮後代成為沒人管的孤兒。但他們卻蘊含著較大的能量。他們的率先發難,使得東西魏的歷史得以開啟。以宇文泰、高歡為首的北鎮人開始了打擊豪族的歷程。高歡的後代用了殘暴的方式,這種方式只能兩敗俱傷,北齊也就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了。宇文泰的後代,實現了新形勢下新的平衡。這也是漢化鮮卑人與胡化漢人的較量。當北方重新整理了階級關係后,在侯景之亂后遭受重創的南方政權也只能俯首稱臣。
南方才有真正的門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過是一種奢望。我們可以看到,從王導、王敦開始,南方大族總是首鼠兩端,兩方下注的。所以無論誰定鼎天下,天下依然是豪門大族的。那些想要剪除豪門勢力的皇帝,歷史的風評都會很差,後來的人也難以一窺全貌了。但是,我們知道的是在南朝這將近300多年的歷史中,無論哪個皇帝上台,都不曾觸動大家族的利益。當南方的土地分配結束后,南方政權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所以,從蕭衍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標準南朝皇帝的形象。
謝靈運、庾信這類文學大家則是南方豪族的另一面。他們的家族都兼并了大量土地,他們縱情山水背後,有著無數小民可悲的下場。從王羲之以來,江南大族們徹底喪失了進取之心,嚮往那種悠然自得的生活。到了後來,佛教成為他們清修無為政治理想的很好載體。在眾生平等的掩護下,江南大族們掌控了歷史的進程。隋朝大軍一來,江南士族們也就舉家投降。當隋朝君主想要進行土地改革之時,則遭到江南士大夫強烈抵制。江南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是化外之地,階級壓迫深重,鍛造了一批底層力量,朱元璋可謂其中的代表,但也不過是大地主階級推出去的武夫。上千年來江南的社會性質不曾改變,那裡有最濃厚的商業氣息,最發達的文化,但總感覺少了一絲煙火氣。
想起兩句詩,「南朝四百八十四,多少樓台煙雨中。」「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但厚重的歷史豈是這些詩篇所能寫盡的。江南士大夫們形成了自己的階級,有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創建了東林黨。後來的國共兩黨也與江南有莫大關連。程朱理學包括王陽明的心學都代表了他們心中的理想風尚。很自然地想起東林黨領袖顧憲成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但他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天下,他們心中的中華文化,失去的是對天下蒼生的責任。《枯樹賦》很感人,但它早已和普羅大眾相去甚遠。蕭衍也是如此,他關心的是他的天道輪迴,卻放棄了天下之主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