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安史之亂不為人知的一面

01 中國史的分水嶺

八世紀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在中國史上的意義極為重大，到目前為止也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以安史之亂為分界，之後的唐帝國不僅失去了西域，甚至是容忍中國本土內部的藩鎮（節度使、觀察使等）的跋扈，與堪稱是帝國時代的前期（初唐、盛唐）相比，實質支配的領土大幅縮減，但是有賴於淮南至江南一帶農業經濟的蓬勃發展，保住了近一個世紀半的命脈，足以匹敵前期。

關於國家常備軍的部分，並沒有繼續沿用先前採用的民眾一律要基於租庸調製度來服徭役，而是透過重視土地課稅的兩稅法與鹽專賣、商稅等間接稅，用徵收到的稅金雇傭。

若是依照中國史的卓越研究，可以明確指出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已經從自己能夠調派軍事力的武力國家，變身為用錢買和平的財政國家。確實如此，也就是說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為了避免產生誤會，我認為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不應該使用「大唐帝國」的稱呼。

02 將視點從中國移到歐亞大陸

對我而言，安史之亂不單單是唐代史的分水嶺，也是中國史整體，甚至可視為歐亞大陸史的分水嶺。

然而，在過去的研究里，把安史之亂的原因指向宰相李林甫排斥科舉出身的政敵，積極錄用像安祿山這樣的異族將軍作為邊境節度使（煽動胡漢對立的李林甫「奸臣」說），或者是在遠方受玄宗寵愛的安祿山與玄宗身邊的皇太子或是宰相楊國忠（楊貴妃一族）之間，針對玄宗之後的繼承人之位產生的權力鬥爭，或者是安祿山遭到懷疑有意謀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採取了唯一的選擇，又或者是長安所在的關中與雜胡聚集的河北之間出現區域對立的情勢，不管是哪一個都是以中國史的觀點出發，而且幾乎都是負面評價。

近年，我嘗試從不同於以往的角度，來重新檢討以粟特人、突厥人、粟特系突厥人為主角的八世紀的康待賓、康願子之亂、安史之亂、僕固懷恩之亂、八到九世紀的河朔三鎮動向、以及進入十世紀之後五代的沙陀系王朝與遼（契丹）帝國的成立等一連串的動向，著眼於擔綱起這些事件的中央歐亞勢力，提倡給予安史之亂有別於過去的正面評價。

中央歐亞勢力指的是由出身於中央歐亞的蒙古人種阿爾泰系（主要是突厥系，也包含奚、契丹等的蒙古系）騎馬游牧民或高加索人種伊朗系的粟特人以及其混血所構成的游牧的、軍事的、商業的集團。

還有，甚至是關於助唐朝一臂之力「消滅」安史之亂的突厥系回鶻（回紇），我也主張應該有不同的評價。換言之，遼國作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典型（即所謂的「征服王朝」），它的雛型可回溯到我個人曾經提倡的渤海加上安史之亂的勢力，甚至是回鶻帝國的勢力這三者，而且這個趨勢是歐亞大陸整體歷史的必然潮流（長期波動）。我提出這樣的想法，說明如下。

03 登場時機過早的「征服王朝」

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牽動歷史走向的一大契機是軍事力。西元前一千年初，在中央歐亞的乾燥大草原地帶上，擅長騎馬的游牧民集團登場，成為擁有地表最強的騎馬軍團之後，他們的動向自然就成了牽動世界的原動力。

誠如在第一章敘述的時代區分，我的世界史的時代區分裡面有④游牧騎馬民族的登場和⑤中央歐亞型國家的優勢時代。尤其是作為歐亞大陸史的一大轉換期，值得注目的是⑤開始的十世紀前後的時代。

一進入這個時代，歐亞大陸從東向西，依序有遼（契丹）國、沙陀系王朝（五代裡面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王朝）、西夏王國、甘州回鶻汗國、西回鶻汗國（又稱高昌回鶻）、喀喇汗國、伽色尼王朝、塞爾柱王朝、可薩汗國等，一字排開都是同樣類型的中央歐亞型國家。

意即在十世紀以前登場的④游牧騎馬民族，經過長遠的時間，游牧民勢力不論成功或失敗，反覆不斷地掠奪、征服富庶的農耕定居地帶，或者是與其居民進行協調、融合、同化，到了十世紀左右，終於建構出一套關於組織的關鍵知識，以少數人口穩定統治擁有龐大人口的農耕民、都市民的地區。

這些關鍵知識囊括了軍事支配製度、稅制、人才錄用制度、商業和情報網路、導入文字系統、文書行政、都市建設等，而支撐這些的最大基盤是游牧民集團的軍事力以及透過絲路貿易累積的財富。

然而，光是這樣的話，要維持一個更加穩定堅固的「征服王朝」是不夠的，可能短暫地就結束了對中國的支配。因此有必要建構出一些錯綜複雜的要素組成的「體系」，想當然耳，其根基就是立在文字文化（文字普及以及使用文字的文書行政）上。

雖然人口少的「北方」游牧民勢力仍然立足於過去以來的根據地——草原，可是一次出現多個支配「南方」都市或農耕地帶的中央歐亞型國家，這絕非偶然。「北方」勢力經過久遠的歷史淬鍊，不光是靠武力，也建構出一套透過文書行政直接、間接地支配「南方」的體系。

因此，歐亞大陸整體幾乎在同個時期出現同樣的現象，這裡可以看出歷史的必然性。包括安史之亂的勢力在內，切勿忘記甚至連鎮壓安史之亂的唐朝軍隊，其核心也同樣屬於中央歐亞勢力的騎馬軍團。

若是站在這樣的觀點，安史之亂的「亂」，這個標籤所象徵的僅僅是中國史方面的負面評價，從歐亞大陸史方面來看，應該給予積極的正面評價。

這是因為安史之亂可以說是連帶影響了在十世紀前後發生、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走向，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

中國學者榮新江也已經指出，安史之亂的發動並且得以維持的背景，是基於游牧民的軍事力與絲路貿易帶來的經濟力。也就是說，安史勢力應該充分具備了成為征服王朝的條件，只是最終無法獲得回鶻的支援，導致在軍事上出現破綻。

如果安史之亂成功的話，那就是成為安史王朝吧，但是很遺憾地在八世紀足以實現統治大夢的基盤尚未充分整備。所以，或許可以說安史之亂是「登場時機過早的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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