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耶夫是猶太人,出生於俄國,迫於種種無奈,於二戰前來到了法國。二戰爆發后,科耶夫為了躲避維希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政策,就又跑去了英國,當時戴高樂正好也在英國流亡。二戰行將結束之際的1944年,科耶夫寫了一篇重要的長文《法國國是綱要》,並把這篇長文呈遞給了戴高樂。
這篇長文的重要性在哪裡呢?
這篇長文基本上奠定了歐洲統一進程的倫理和道德基礎。因為就歐洲為什麼要統一這個問題來說,它不僅要回答為什麼歐洲國家只有手挽手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它還要回答我們要為了什麼活下去。
為了什麼活下去,這是要通過倫理觀念來獲得表達的。而和歐洲統一進程比較直接相關的倫理基礎就是從科耶夫這篇長文里來的。
科耶夫在這篇長文中提到,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一個民族國家無論再怎麼優秀,在同等技術條件之下,其組織和動員效力也很難做到比納粹德國更高效、更強悍了。即便是納粹德國這種被組織動員得如此精悍的國家,也根本做不到憑德意志民族的一己之力去對抗全世界。
也就是說,民族主義的方案,只能動員起本國本族的人,它無法真正有效地動員起除本國本族之外的人,因為民族主義政策的所有利益訴求都是為了滿足本國本族的需求,以至於如此高效能的納粹德國,都會因後勁不足而難逃一敗。
所以,未來的世界很顯然是屬於帝國的時代。這裡的帝國指的是古典意義上的帝國,它意味著一種普遍理想的世俗載體,其內核是一種超越於所有族群之上的政治共同體,組織帝國政治體所依憑的理念不是為了獲得某個特定的民族或者某個特定人群的認同,而是為了獲得全人類的認同。
科耶夫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是一個超越於很多民族、國家、人群,甚至是超越於很多信仰之上的一個普遍理想。一旦秉持這一普世理念,那麼該國家的理念就極有可能被他國甚至敵國的人所接受,它就是一個比較有道德責任感的國家。
由這樣一個既有能力又有擔當的國家來推動這一理念的實施,其最後能夠動員起來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就會遠遠超過它的本國本族。與此同時,和這樣一個普世帝國為敵,就意味著和全世界為敵,於是那些無法超越民族主義之局限的國家就再也不是普世帝國的對手了。所以科耶夫說,二戰以後的世界將是一個帝國的世界,而不會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