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眾在市場上辛勤勞作不是為勞作本身,而是為在居住社區里生活,為更美好的生活,為8小時之外的16小時,為5天之外的2天周末,為每年將近1/3時間的節假日,為了養小、送老。居住社區還是社會公德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不愛社區共有的家怎麼可能愛國家?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大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曾莊嚴宣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現代居民社區里的「小事」早就不是滿足人們基本的生存要求了。糾紛來自商住混合、房東與房客、違章建築、物業管理、垃圾處理、噪音擾民、寵物貓狗、佔道停車、送小孩上學拼車、老人買菜做飯、陪伴說話以及臨終需要醫院接納,等等。但「小事」就是民心,久拖不決會變成「大事」,還會爆炸。
而今,城鄉大量居住社區淪為一盤散沙,公德不彰。沒組織可依賴的居民們只好自救,自私自利,互坑互害,彼此占彼此和公共集體的便宜,國家的便宜更是不佔白不佔。鄉村盛行六合彩之類的賭博。大城市裡到處是違法、違規現象,諸如商住混合、樓頂違章建築、樓下圈地和挖地下室、野蠻裝修危害居民樓結構、肆意佔社區共有財產便宜、拒繳物業費讓鄰居們為自己承擔公電、電梯、清潔、保安、技術設施養護維修等費用。居民、政府、物業管理公司都沒有集體共有財產觀,滿腦子充斥私有財產觀念。私有財產觀在現代城市生活里早就陳舊過時。現代城市人生活在有電梯的高樓里,大樓在結構和各種管線等基礎設施上是社區集體的共有財產,小區內的空地、花園、噪音、垃圾也共有,一損俱損。除地理區位,居民樓的生命、壽命、價格都取決於居民們把幾乎均等份的財產集體信託給專業的物業公司管理。而今居民樓公共區域又臟又破,各種共有管線等基礎設施損毀嚴重,衛生條件惡化,抗交物業費與物業服務下降成了惡性循環。還有,大城市房子貴,很多勞動者買不起,要租房居住,但租房市場一片混亂。房東沒組織,房客沒組織,有組織的中介賺錢不擇手段,還哄抬房價。房東、房客、中介形成了三角互坑互害關係。
然而,居委會、街道、派出所、城管,眼睛向上,忙著為上級辦「大事」、完成「政治任務」,沒錢、沒空、沒人手來社區進行「吃力不討好」的執法。所有「小事」都推給物業管理公司,出事就向物業公司課種類繁多的罰款,但物業公司並無執法權,連收取十來年沒漲過的物業費都難如登天。如此,遍地出現「破窗效應」,一個窗子被打破沒人管,很快所有窗子都被打破。居民們鬱悶、心懷不滿,絕望地想組織起來。組織「業主委員會」是當下大城市業主們的激烈訴求,卻因自私分裂基本組織不起來。缺乏行政和執法支持,有了組織也不頂用,業主委員會甚至經常被占鄰里便宜和帶頭違法的霸道居民劫持。包括宗教勢力在內的國內外各種勢力看到我國居住社區陷入自組織的真空,紛紛前來滲透,混亂的居民社區里無不點綴著教會和NGO租賃的房屋。混亂的城鄉居民區就是居住在「單位大院」及「高尚社區」難以感受到的「眾人之所惡」的低處了。
常見有官員和學者辯稱社會失序是因為社會進步導致「利益多元化」,卻忘掉西方多元社會的居民社區秩序井然。與西方深厚的社會組織傳統截然不同,中國缺少清晰穩定的階級劃分,卻有深厚的獨立小農傳統,居民們自私自利,極難產生健康的基層社會自組織,一盤散沙的臟和亂是常態。在美國,房屋買賣和租房中介完全分開。房屋買賣中介需要通過嚴格的法律資格考試以獲得證書;但租房中介卻是由「居委會」規範的、非盈利的志願服務機構,在固定區域內只可有一家。房東免費在此機構貼出租廣告,租房者則在固定期限內以成本價獲取信息列表。房東與潛在房客自行談判,談成了房東會通知服務機構撤下出租信息。
科層體系專為辦「大事」而生,「小事」只能由扁平組織辦,由社區自組織動員群眾們自己辦。與建國早期不同,社區組織不會涉足居民的「私事」,「私事」當然是居民自己的事。國家辦「大事」,社區辦「小事」,居民自己辦「私事」。「黨政系統」辦了許多漂亮的「大事」,但解決不了「小事」,百姓與黨離心離德怎能不是必然?而今因為「小事」辦不好,國家建設的「大事」得不到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也逐漸不好辦了。當我國居民們在互坑互害,大量居民社區的秩序每下愈況,人人不滿,社會秩序焉能不緊張?
而今不少黨政官員相信「錢能辦到的事都不是事」,於是花錢「維穩」,雇傭大量協警、城管、保安,再加上高科技的攝像頭、手機監控、大數據。如此「維穩」,成本越來越高,人力、財力越來越緊張,百姓稅費負擔居高不下。當代政治的特徵是認同政治,認同組織的政治。基層行政執法機構執行力的前提更是基層社區自己有組織。少數不安分的人最先看清「維穩」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按鬧分配」的,小鬧得小利,大鬧得大利,不鬧不得利;但這冷了絕大多數本分百姓的心。心灰意冷的人們正猶豫著是否跟著一起鬧。於是「黨政系統」又有了向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外包」社會服務的「創新」。有些地方連「黨的建設」也「外包」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官做老爺,花錢買平安。無怪乎「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組織基層社會,為人民服務,為自己居住的社區居民服務,所以我們加入中國共產黨高尚、光榮。我黨有近九千萬黨員,幾乎每十個成年人中有一個。這麼龐大的「義工」組織,有人、有錢、還領導著政府的行政和執法力量,黨卻要把組織社會的責任和權力「外包」出去,且不說承擔「外包」服務的「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需要騰挪大比例的經費做行政開支甚至「利潤」。
共產黨在每個村莊建立支部,有組織基層社會的出色本領,所以能取代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共產黨當然有自己的科層機構,但不能喪失扁平組織這一黨的基本性質。喪失了扁平性就沒有黨、只有科層體系了。扁平的黨組織才是黨的科層體系有執政權的緣由。「處眾人之所惡」的基層黨組織,而非廟堂上的領導機構,才是黨的最大活力和權力所在。基層黨支部不應因上級搞「黨建檢查」而被迫偽造數年支部活動記錄,不應是上級壓迫的對象。基層組織是為人民服務的主體,也是監督上級、督促上級,拒絕腐敗的主體,是黨生命力的全部基礎。
筆者對黨重走「群眾路線」,既解決黨本身的腐化問題又解決組織基層社會的難題,充滿了希冀。在國家的上升期,看到和承認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希望,黨員交納的黨費至少一半要撥付給該黨員居住的社區,把黨費和黨員在自己居住社區里的帶頭作用緊密聯繫起來。工作社區組織資源過剩,黨費應該向居住社區傾斜。用社區黨員的黨費把社區里居住的退休黨員們組織起來,建設社區黨支部、黨小組,支持社區黨支部的活動。在職的黨員們多出錢,退休的黨員們多出力。黨員都有從本職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黨,終生是人民義工,循環往複無窮盡。為什麼當黨員高尚、光榮?因為黨員出錢、出力,服務於自己社區居民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九千萬黨員在每個居民區里以身作則,組織居民辦「小事」,我國數以百萬計的社區就都會井然有序,十四億人民就安居樂業。如此,黨員們的共產主義情懷就有了實在的寄託對象。
我希望,每個居民小區、每棟居民樓都有黨支部、黨小組。黨員居民都亮明身份,帶頭組織業主委員會、房客委員會、學童家長會、老年康樂會、寵物交流會、傢具電器交換會……基層為大,基層黨組織是執政黨最重要的組織,能調動派出所、居委會、城管、街道等行政執法資源,支持黨解決社區居民們的糾紛和困難。「中國共產黨就在你身邊」從電視廣告中走出來成為現實,群眾就會感到踏實有依靠。如此,我黨在每個有黨員居住的社區里都會享有崇高聲望。
我希望,選拔「黨政系統」幹部必須以服務基層社區組織兩年為必要條件,使黨政幹部全部來自基層,有組織群眾的經驗,並因組織群眾自治、解決社區「小事」的本領而升遷。把「群眾」組織成「人民」的能力是我黨最重要的幹部資源,也應是組織路線的核心標準。幹部們每次升遷需要上黨校,但黨校應撥出幾個月讓學員們去最混亂的基層社區組織居民,為居民自治組織排憂解難,讓居民們而非黨校教員們評估他們回爐學習的成效。入黨不是為當官,絕不是為當官做老爺。恢復了與人民的血肉和情感聯繫,我黨才會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權力和權利。黨以基層百姓自組織的訴求為政治路線和大政方針的起點,方能「不忘初心」。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以基層組織為重,才有中華政治的悠久道統,即「以民為本」、「以孝治天下」。因為組織群眾自治、自己解放自己,因為組織起來的人民有無窮盡的偉力,所以中國共產黨能推翻「三座大山」。「上善若水」。黨抗拒腐化、長期執政的根本在於「處眾人之所惡」,組織和領導居民自治。若我黨密切聯繫八千萬普通黨員,深深紮根於社區居民,以「小事」為「大事」,尊最下層的組織為至高組織,下情必然上達,我國在各宏觀領域大政方針的指向就會確定無疑。
有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才能有共產黨人「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下盤穩固,上盤才有靈活機動的本錢。靠土豪劣紳幫著「抓壯丁」建立的軍隊,其「戰略戰術」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