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2》

關於作者

本書作者張宏傑，清華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后，師從著名歷史學家葛劍雄先生。他原本是遼寧一家銀行的普通工作人員，是中國民間最著名的歷史寫手之一。作品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等，本本暢銷。

關於本書

這是一本深入剖析中國國民性的書，與同類書籍相比，它沒有滿足於在抽象意義上談論一般的國民性，而是在歷史發展的宏觀視野下透視國民性演變的歷史脈絡，試圖把握其中的規律，並且勾勒出這種演變歷程和中國古代制度演進過程的因果關係，兼具歷史的厚重感和縱深感。

核心內容

本書的思想核心是：中國國民性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從春秋時代的貴族文化、魏晉時期的士族文化、宋元時期的平民文化、元明時期的流氓文化以及清朝的奴隸文化這幾個發展階段，每次國民性格的轉換都和古代制度的發展具有直接的關係。    

一、宋元時期的平民文化

任何文化的轉換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貴族文化不可能一下就過渡到平民文化，所以漢代發明了薦舉制，貴族文化「借屍還魂」，這才形成了士族文化。同樣，儘管科舉制在隋朝就已經被發明出來，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漢代薦舉制的做法還有強大的歷史慣性，也不可能一夜之間突然消亡，所以，隋唐時期基本上還是一個半世襲的士族社會。宋代尊文抑武，把讀書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科舉考試上，讓社會各個階層可以通過考試自由流動，從而打消他們叛亂的動機，以達到更好地控制社會的目的。宋代統治者對科舉制相當地重視，並把它作為唯一的選官途徑，宋代平民才真正有機會通過考試進入上流社會，並最終形成一個階層流動的平民社會。

這種平民文化有以下三個特點：

1. 皇權獨尊

宋代政治權力高度統一，再也沒有世家大族可以和皇帝抗衡，所以，宋代皇帝才可以對政治制度進行大幅度修改，而不會遇到什麼阻力。貴族和士族階層消失的直接後果就是皇權獨尊。

2. 民間自由

宋代以前，中國社會等級極為森嚴；宋代之後，整個社會瀰漫著濃厚的生活氣息，比前朝更加自由和平等。國家不再利用階級、戶籍把人固定在一個地方，人口開始大面積流動。之前中國社會出現的所謂「遊俠」，還都是很個體化的，宋代平民獲得了遠遠超過前代的人身自由，整個社會開始自由流動，既有縱向的階層流動，也有橫向的地域流動，原本分層的固定等級秩序被廢除了，開始出現江湖世界。

3. 市民文化

宋元時期的平民文化促進了「俗文化」的發展，為平民喜聞樂見的白話小說和戲劇藝術開始出現。因為民間教育的普及，平民百姓通過科舉不斷湧入上層社會，富於生活氣息的底層文化與高雅的上層文化開始大面積接觸，雅俗之間沒有了嚴格界限，中國文學終於開始在宋代開了以「口語化」為標誌的民間語言寫作的先河。

以元朝為例。在唐宋時期一直處在主流地位的詩歌散文，到了元代一下子就失掉了主要優勢。突然一下，「俗文化」開始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漢族精緻的上層文化詩詞歌賦對蒙古人沒有吸引力，但他們能看懂戲的內容，讀書人既然不能參加科舉，當然會大量投身於劇本創作。正因如此，元朝的戲曲獲得了空前繁榮。

二、平民文化向流氓文化的轉換邏輯

平民文化過渡到流氓文化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 中國文化精英階層的消失

漢民族幾十年的抗元戰爭，帶來了可怕的後果：大量的文化典籍被毀掉、名臣儒士被殘殺、精英文化階層整體消失。元朝建立以後，統治者出於對漢文化的畏懼心理，切斷了漢族士大夫的人生前途，科舉制一度被取消，當時漢族知識分子的地位，第一次從「四民之首」跌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

2. 統治階層的精神基因

元明時期的統治者在整體文化素質上遠遜於宋朝和清朝。明朝有個皇帝叫朱厚照，「流氓皇帝」是他的專有標籤。在位短短十幾年，收了一百多個流氓做義子，在揚州到處追逐處女和寡婦。他的繼承者明世宗則是性變態，公開要大臣們進獻春藥，有時候一天臨幸數十人。明朝官員以向皇帝進獻房事秘術來爭寵。胡宗憲因貪污被指控后，「獻秘術十四，帝大悅」。

3. 流氓階層和權力的結合

元朝作為異族，沒有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儒家禮義又被廢棄不用，結果全國上下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會風氣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漢人由於社會地位極為低下，開始選擇攀附權貴，出現了流氓階層和專制權力之間的高度結合。當時元代的潑皮無賴，多到連元朝皇帝都不得不專門派人研究對流氓橫行的處理意見。中國人的精神層面開始出現流氓化的趨勢。

三、清朝的奴隸文化

中國國民性經由貴族文化、士族文化、平民文化、流氓文化，而最終演化為清朝的奴隸文化，成為中國國民性演變過程中的最低谷。

貴族文化的對立面不是平民文化，而是奴隸文化。因為平民文化尚可以講究獨立人格，但奴隸文化之下，貴族精神里強調的遵守信義、珍視榮譽和勇敢尚武的精神內核完全被抽空，喪失了起碼的人格尊嚴。

為了將整個社會都納入自己的嚴密控制體系之下，清朝統治者連儒學的人格追求，都作為打擊對象。清代皇帝就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過於在乎自身的名譽，就會妨礙他全新全意地為皇帝服務，妨礙他成為一個聽話的奴才。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皇帝甚至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否則就很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這在清朝絕不是偶然現象。

久而久之，很多大臣乾脆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成為一個有才幹、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春秋時期講究人格尊嚴、珍視榮譽信義的貴族精神到了這個時候，才算完成了一次徹底的墮落。

四、國民性演變和專制權力的關係

中國國民性的每一次轉換，都與中國社會的權力性質和專制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第一次從貴族社會到士族社會的轉換，就是因為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度，需要廢除貴族階層；第二次從士族社會到平民社會的轉換，就是因為科舉制的建立和普及，造成了社會階層的自由流動；第三次平民社會到流氓社會的轉換，則主要是因為統治階級的精神基因以及專制制度對流氓階層的利用。

國民精神的演變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的背後其實投射出的是一個國家權力性質和專制制度的發展脈絡。有什麼樣的權力，就會有什麼樣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