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林大衛牧師的見證

1、我的出生與召命

我是父親林葆恆的第二個兒子，1917年在菲律賓出生。父親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當時在馬尼拉擔任中國副領事。母親潘承昆幼年時， 曾在江蘇蘇州的一家基督教學校就讀。美國傳教士潘爾女士曾經教她如何禱告，但是她有好些年沒有注意保持禱告的習慣，直到她有了我的哥哥保羅和我，婚後的艱苦責任迫使她跪下禱告。有一天，我突然發高燒而被送進醫院。母親跪下禱告，向上帝許願說，如果上帝使我痊癒，她就奉獻我成為一個傳道人。那天沒等到醫師診治，我的病立刻就好了。從此以後，母親就一直叮囑我說：「你是屬於上帝的，將來要做一個傳道人。」

2、少年時代

1919年我父親被任命為中國領事去加拿大赴任。 母親、哥哥和我在1921年去和父親會合。從1922年到1925年哥哥和我上當地的學校並去浸禮聚會。1925年我們回到上海，隨後去爪哇，當時父親在那裡當領事。哥哥和我在一所英國人辦的私人學校讀書。1927年蔣介石上台，北洋政府解體，父親失去了他的政府職位。我們遷回了上海。1930年我們遷居北京，保羅和我在北京美國學校上學。我那時上六年級，由校長摩爾女士任教。有一天校長讓學生講自己長大以後要做什麼職業。當我講我以後要做一個傳道人的時候，大家都很驚奇。從此以後我就被看作是一個怪人。每逢星期天，母親帶我們到衛理公會禮拜堂去聚會。1932年父親遷居漢口，在稅務局工作，母親和他同去，把我留在北京白克牧師家裡；漢口沒有衛理公會禮拜堂，所以母親先後去過好幾個教會的禮拜堂。一天，有一位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傳教士來募善工捐。父親訂了一份時兆月報，又與她用英語交談起來。

3、為安息日的道理左右為難

以後這位女傳教士鄧福恩女士常來拜訪我們，並請母親去漢口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聚會。母親聽到那裡的會眾能夠背誦十條誡命，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她記得有一次她的一位當律師的妹夫問她基督徒信仰的準則，她告訴他說基督徒遵守十條誡命。他問她說，哪十條？她儘力回憶也只能想起九條。這位親戚笑她說，你做了十年的基督徒，卻不能準確的背誦十條誡命!母親為此倍感懊惱。因此，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如此重視十條誡命，是她確信他們所教導的是真理。在暑假裡，我到漢口和父母同住，母親把安息日的真理講紿我聽。當我回到北京，白克一家發現了我的新信仰，就設法勸阻我。這時候鄧福恩女士寫信給住在北京的女傳道士安路錫女士，她到學校來看我，讓我跟她查經。這樣為了我該不該守第七日為安息日，發生了一場爭奪戰，令我左右為難。1934年母親回到北京，我們就一起去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教會聚會。

4、逆境仍緊持著我的召命

1935年我高中畢業。我哥哥在美國大學讀書時不幸死於車禍。我便成為家中唯一的兒子。親戚們都勸我改變志向，放棄收入微薄的傳道事業，致力於一份賺錢多的職業以擔負將來家庭的重擔。上帝安排我到南京橋頭鎮的中華三育研究社上學。這是一所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開辦的初級大學。我在裡面讀傳道專科。我在學校里是唯一自付學費的傳道專科學生，其他傳道學生都享受一種專為鼓勵青年人學習傳道而設置的獎學金。任何自付學費的學生都是學醫科或商科，只有付不出學費的學生才讀傳道科，我又再一次被看作是個怪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停辦。我到了香港，父母寄錢給我，讓我進美國「太平洋聯合大學」繼續學習傳道。在抗日戰爭時期，我的父母住在蘭州市，日本軍隊從未到達，相對來說比較安全。然而有一天大批日機空襲，我的父母居住的那棟房子卻在周圍的廢墟之中巍然獨立。一一充分證明了上帝慈愛的看顧。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暑假中我到三藩市中國城推銷書報，此外我也在大學食堂，機器房，裝訂房工作，或者到樹林里砍伐木材，賺錢來支付四年讀書的種種費用。1941年畢業以後，我又到美京華盛頓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神學院學習。有空的時候，我還是做推銷書報的二作。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希伯來書3：13的「今日」與希伯來書4：9的「安息」之間的關係。直到1946年我才完成這篇論文而得到學位。為了要知道猶太教崇拜儀式中怎樣應用詩篇第95篇(裡面的「今日」）我到猶太教堂去聚會，而且和一位猶太拉比做了朋友。

5、傳道生涯

1944年，教會請我參加預言之聲的工作，編寫中文聖經函授課。沒有中文鉛字，我就用手寫，然後付之交印。日本投降以後，我在1946年12月隨著一批傳教士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中華總會廣播部與李嗣貴牧師同工。1948年12月上海臨近解放，大多數傳教士撤走到香港，在那裡設立了中華總會臨時辦事處。廣播部遷到廣州，工作半年之後，於1949年6月再遷到香港。我被指派為《時兆月報》香港版的主編。1949年12月，中華總會臨時辦事處撤銷。將一切工作移交給在上海的中國職員。我回到上海擔任總會的總幹事。徐華任會長，李承璋任司庫。從1952年到1954年，我們一部分被停職的同工在一起。以製造計算尺為業。同時我們翻譯了《歷代願望》。後來又翻譯了善惡之爭叢書中的另外幾本書。上海本會的一些青年幫助油印分發了這些書。1954年我退出了製造計算尺的工作。編寫了一本《x光機的保養與維修》的書籍，接著又寫了一本《天文愛好者自製望遠鏡手冊》。1958年4月我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1960年被判刑十五年。我被送到一個水利工程單位勞動，推過獨輪土車，開過電動絞車，又先後做過x光機的技術員，發電站技術員，國營農場拖拉機電工等，在那些年間，我都受到人道的待遇，有時甚至可以很好的安排工作而遵守安息日。我的兒女來看過我幾次，我在其中的一次，為兒子德泉在農場的壕溝中施了浸禮。有人傳說我在監獄中為幾個人施浸，那不是事實。在那種環境中只能與人談道，不便施浸。1991年3月28日，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為我平反。回想起來，我要讚美上帝，因為祂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露了我性格中的許多缺點，迫使我加以克服。我可以老實地說：「我受苦是對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律例。」其次，那位從起初就洞察將來的上帝，在舉國上下一片狂熱的『文化革命』中，把我『冷藏』起來度過那危險的幾月。有一位勞改管理人員甚至說，我是處在一個防空洞裡面。

6、確信上帝的慈愛保護

過了多年以後，找才知道當1966年一場政治風暴的襲擊中， 上帝怎樣保護我脫離了災難。我父親在1959年去世：留下了我母親，妻子，兒子和四個女兒面對這場狂風暴雨。如果上帝沒有在那嚴峻的歲月中奇迹般的保護了他們的話，他們不可能活著。由於我們的大女兒德源早就因為安息日『曠課』的問題，給她的學校帶來不少麻煩：我們的家便成為紅為兵向全市資產階級發起掃蕩的第一批物件。在那動蕩的日子裡，我的家被抄了六次。他們甚至把我的家當作一個據點，在安息日來擂起他們的戰鼓。我全部的書藉被堆到弄堂里燒掉。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母親說：「你應該到天津去看你的阿姨。」母親這時候已經72歲了，所以上帝安排一位年輕的侄女陪伴她，她留在天津直到危險的日子過去。與此同時，我的妻子葉遲生被毆打，剪去頭髮，並被迫站在街上示眾。「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按照這些話，我妻子的精神力量在上帝的評價中可算為最高：因為祂使她遭受了最嚴峻的試煉，雖然也曾一時動搖，但依靠主的恩典終究得到勝利。至於母親和我，上帝看到我們可能忍受不住，因此就把我們放進了避難所。另外一個事實，也說明了我妻子的成功；就是她藉著上帝的幫助，設法教育所有五個孩子在上帝的哺育下成長。在社會主義政權之下，他們每個人都在上學的時候和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的時候遵守安息日。必須強調的是，唯有藉著上帝的恩典，他們才有可能成功的為主作見證。服刑期滿以後，我從國營農場轉到安徽淮南煤礦公司，做翻譯技術檔的工作。我在那裡做了五年，領取正常的薪金，也享受守安息日的權利。現在我已經退休，住在上海時，領一份養老金，同時在沐恩堂擔任牧師。回想起過去一切，我最寶貴的記憶乃是母親的禱告生涯把我畢生奉獻給上帝。以後在北京她又常在陽台上禱告和唱詩讚美上帝。她給我立下了用禱告和讚美接近上帝的榜樣，特別是接近末世，我們應該更勤奮地禱告。

摘自：http://***/s/blog_ed226e130102wyu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