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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巴尼亞紀行

作者：麥琪兒於 2024-8-3 02: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旅遊歸來|已有5評論

2012至2013年間，曾應德國聯邦文化交流總署（以下簡稱DAAD）邀請，多次參加DAAD年度獎學金生的評選工作，去巴爾幹地區的波斯尼亞和黑塞格維那、馬其頓、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四個國家面試年度獎學金生的候選人，以下記錄了在阿爾巴尼亞工作期間的一些見聞。

一

從維也納國際機場登上乘載著一百多個旅客的雙引擎客機，在起飛后穿過冬季懶洋洋的太陽光照射下緩緩散去的雲層，然後轉往東南方向，經過大約一個小時飛行，飛機進入了「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的領空。從舷窗鳥瞰白雪覆蓋的大地，空曠的山間零星散布著幾幢簡易農家小屋，它們彷彿是這一片人煙稀少的山區中肉眼可以識別的地標建築。開始迅速下降的飛機在機翼的劇烈顫震中迅速穿過紊流層，它像一個巨大的山鷹翱翔在起伏連綿的巴爾幹半島山脈間，在進入低空后經過一陣急劇盤旋，最終緩緩地降落在阿爾巴尼亞首都的地拉那國際機場。

這座機場以馬其頓出生的阿爾巴尼亞族修女德萊莎（Mother Teresa）[1]命名，對外也叫德萊莎修女機場。走下璇梯隨乘客人群進入機場海關，面前出現了醒目的大幅標語「歡迎前來山鷹之國」以及該國的標誌 —— 雙頭鷹。由於護照有效期將至，兩位身著警服、有著巴爾幹人中罕見高大身材的機場海關工作人員開始詢問入境目的和接待單位，在得到滿意的回答之後，其中一人用很標準的德語說了聲：「旅遊愉快」，隨即便很有禮貌地給出了放行手勢。

儘管飛機因晨霧導致低能見度而未能及時起飛，又因出關時核對護照有效期而耽誤了出關時間，接待單位安排的計程車司機仍然在機場大廳里，手舉「DAAD」字樣的指示牌耐心地等待客人。上車后簡單地寒暄了幾句，熱情的司機便驅車前往旅館。一路上，這位司機除了蹦出不連貫的英語單詞外，幾乎不能表達完整的英語句子。從他的表述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他在一家私人企業工作，企業所有員工都來自一個大家庭，大家除了給自家的企業工作，也都在想辦法增加額外收入，例如開計程車去機場接國外來的客人。到達旅館后，司機主動幫忙搬旅行箱。原打算給他一點小費，但這位看上去老實巴交的司機紅著臉謝絕了小費。後來聽在當地工作的DAAD同事說，在這個國家，人們沒有給小費和收小費的習慣，不知道這個說法是否屬實。

下榻的旅館位於寬闊的烈士-人民大道（Bulevardi Deshmoret e Kombit）南端，這是一家與外資聯合經營的企業，旅館設施和客戶服務與西歐旅館業的行業標準並無二致。底樓大廳一側的整個牆面上是一幅幼稚派風格的馬賽克壁畫，畫面描述的可能是某種圖騰或是傳說中的某個動物形象；大廳另外兩側分別是：由若干會議室組成的會議中心以及由餐廳、酒吧和咖啡室組成的休息區。餐廳提供義大利菜，食材主要是巴爾幹人喜愛的牛羊肉、海鮮類以及生蔬菜和水果。裝修考究的酒吧通宵營業，隨時可以為入住的客人提供服務。咖啡室里的一個封閉式玻璃房一直延伸至外面的花園，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人們依然可以坐在灑滿陽光的玻璃房裡喝咖啡、品嘗各種糕點。在旅館休息的近三個小時中，抓緊時間讀完了所有申請材料，隨後利用晚上活動前的幾個小時，與同行的DAAD部門主任一起去市區散步。

二

烈士-人民大道是一條由南向北的馬路，最南端是阿爾巴尼亞的最高學府地拉那大學。這條寬闊的馬路是在義大利佔領時期為檢閱士兵而建造，延路兩旁是巨大的建築物。也許可以這樣解讀殖民統治時期建造這個工程的政治意義：殖民統治者用軍事閱兵威懾殖民地人民，以示殖民統治不容挑戰。旅館北側有一座鐵欄杆圍起的建築物，這是前國家內務部的所在地，是個曾經令人不寒而慄的部門。

沿大馬路向北去不遠，進入眼帘的是一個類似金字塔造型的建築物，它曾經是霍查（Enver Hoxha）[2]的陵墓。霍查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回到祖國以後，參加了當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1939年義大利入侵阿爾巴尼亞后，霍查加入了反法西斯地下鬥爭，以後成為游擊隊組織的最高領導人之一。1946年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成立，霍查出任部長議會主席，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1940年代末期，霍查追隨斯大林路線，與鄰國南斯拉夫交惡。1960年代初期，中、蘇兩國關係開始惡化時，阿爾巴尼亞是唯一站在中國一方的社會主義盟友，不久后，阿爾巴尼亞與蘇聯斷絕了外交關係。此後很長一段時期里，中國視阿爾巴尼亞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為該國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1985年霍查去世后，他的建築師女兒設計了這座陵墓，其主體框架採用白色大理石和紅色鋼架，並用大面積玻璃窗覆蓋在表面。從設計直至建造耗時多年，陵墓竣工后，霍查的遺骸被安放於陵墓中。到了1992年，霍查的遺骸被遷往另一處公墓安葬，原來的這座陵墓被改成了國際文化中心。

從這裡向西拐入喬治·菲什塔大道（Bolevardi Gjergj Fishta）[3]步行約五百米，再沿北邊的穆罕默德·喬勒沙大街（Rruga Muhamet Gjollesha）[4]走過約一公里，這就來到了斯坎德培（Skenderbeu）[5]廣場。廣場正中矗立著一座斯坎德培騎在馬上的雕塑，它是地拉那的重要景點之一。「文革」初期，有一次在發小家裡翻閱《阿爾巴尼亞畫報》時，第一次接觸到了斯坎德培這個名字，知道他是一位民族英雄，曾經率領人民抵抗奧斯曼帝國的侵略。至今仍然記得，這本畫報中的翻譯體漢語讀起來非常拗口，但它卻提供了不少阿爾巴尼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例如已經實現了全國電氣化和全民醫療保健、青年工人參加職業培訓和青年學生的生活、各種對外文化和體育交流，以及文藝工作者排演莎士比亞的話劇《哈姆雷特》等報道，不啻給當時極其單調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鮮內容，也讓人們對那裡的多元化生活羨慕不已。

離斯堪德培廣場不遠的三個景點分別是清真寺、國家大劇院和國家博物館。社會主義時期的阿爾巴尼亞信奉馬克思主義，堅信馬克思所說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在這個學說指導下，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曾被長期禁止。那時，社會主義阿爾巴尼亞雖然表面上消滅了宗教，但這座有數百年歷史的清真寺並沒有被拆除。到了1990年代初，該國實行體制轉型后解除了對宗教的禁令。現在，全國大約一半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這座清真寺除了供穆斯林集體禮拜外，還規定了對外開放時間供旅遊者參觀。

回旅館的路上經過一個開放公園，其中有一家外觀華麗的飯店。飯店隔壁的咖啡廳提供各種咖啡飲料，不僅有傳統的土耳其咖啡，還有現磨的義大利咖啡，如卡普奇諾、馬奇亞托、馬若奇諾等品種。這裡的大部分糕點都以蜂蜜和奶油為主要原料，這些巴爾幹半島人喜愛的甜食無論外觀還是口感都無可挑剔。從店內的考究裝潢、先進設備和高消費水平來判斷，這家咖啡廳極有可能有外資背景。店裡的客人幾乎都是衣著考究的生意人，他們隨身攜帶公文包、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大概正利用這個優雅的場所，邊喝咖啡邊交流商業信息或洽談生意。

服務生們幾乎都是梳著錚亮的大背頭、身著裁剪得體的西式工作服、態度十分很友好的年輕人。在與一位服務生的閑聊中了解到：他和大多數服務生一樣，來自邊遠地區的一戶貧困家庭，在大城市打工是為了掙錢。由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沒有什麼特別技能，只能在低收入的服務行業工作。現在他白天在這家咖啡廳工作，晚上下班以後還要去一家酒館工作至深夜。為了擺脫貧困並且改善生活條件，像他這樣既無家庭背景也無技術特長的普通人，除了同時做幾份工作，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

DAAD駐地拉那的兩位工作人員在旅館附近的一家簡易飯店安排了工作晚餐。其中H先生畢業於哥廷根大學德語專業，已經在阿爾巴尼亞工作數年。他掌握巴爾幹地區的多種語言，熟悉巴爾幹半島的時事政治以及文化教育問題。另一位S先生在班貝大學獲得博士後來這裡工作，除了在大學教經濟學方面的專業課外，也在研究巴爾幹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問題。工作晚餐期間，兩位先生分別介紹了年度獎學金生的初選過程和結果，並對獎學金申請人的面試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意見。

三

馬里歐教授一早就來旅館餐廳與評委其他成員共進早餐。這位義大利人以前在德國一所大學任教，榮休后申請了DAAD援外項目，來到地拉那大學工作。馬里歐並非他的父姓，而是他的名字。由於他深受學生們的歡迎，年輕人都沒大沒小地叫他馬里歐教授。

馬里歐教授是德語和南歐語言專家，在地拉那大學開設幾門專業課。他指導學生的方法比較特殊：先選定一組與歷史或者民俗有關課題，然後組織學生實地調研和勘察，收集相關的物件、文字和圖片資料，然後組織研討會，由學生報告調研和勘察結果，最後由學生獨立完成研究論文。馬里歐教授十分熟悉阿爾巴尼亞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情況，為評委員會評估申請人的業務能力提供了幫助。早餐過後，評委員會討論日程安排，馬里歐教授提議：考官應當迴避自己學生的面試，這樣可以公平對待所有申請人，保證人人都有同樣的入選機會。

面試獎學金生持續了整整兩個工作日。申請人大多是一些二十歲出頭的在校大學生，他們學習成績優異，其中有些人已經在國內學術會議上做過報告，或在專業期刊上發表過研究論文。所有人都能熟練地用英語、德語或者義大利語回答考官們的問題。按照相關規定，申請人必須提交「托福」考試成績，由於他們大多交不起考試費用，所以評選委員會准許他們在通過預選後補交語言考試成績。這個貧窮國家無法資助青年學生留學，來自勞動人民家庭的學生想出國深造，只能靠自己的成績申請國外獎學金。在與當地同行的交流中了解到一些高校的教學情況，歸納起來可以有以下幾點：

第一、技術學科與計算機學科。傳統技術學科（如機械工程、土木工程、電氣工程）除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教學外還開設了計算機輔助設計、限元方法一類的課程，由於學校缺乏足夠的經費，硬體和軟體的配置仍然有待於改進。計算機專業採用的主要是美國教材，畢業生一般都有較好就業前景，特別是在向數字化辦公和電子商務發展過程中，國家機關、事業和企業單位都需要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第二、經濟與管理學科。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高校開始培養面向市場經濟的國民經濟、企業經濟、經濟管理等領域的專業人才，以滿足政府部門和企業單位的人才需求。近些年來現了一些經濟類私立大學，這些學校沿用美國教學模式，開設金融學與投資學、市場營銷學等專業課。目前的問題是：除了少數畢業生能夠進入政府部門外，由於受經濟大環境影響，大部分畢業生都有可能面臨就業困難。

第三、法律與人文學科。自1991年實行體制轉型起，大學的法學教育已經努力與西歐同類的教育體系接軌，先後引入了如企業法、知識產權法等課程。法學院畢業生除少數去國外留學、少數進入政府部門或媒體外，大部分人選擇去企業擔任法律顧問。其他一些文科專業，例如德語專業，畢業生大多選擇去德語區國家留學或去在當地的外企工作，也有人選擇繼續讀學位或者在學校從事教學工作。

四

選拔工作順利結束后，接受DAAD部門主任的提議，利用晚間活動前的幾個小時一起去市裡逛街。大家首先參觀了著名的景點霍查別墅。這是一幢外表不算奢華的二層樓房，由淺灰色的建築材料（可能是自然岩石塊）建成，底樓沿街外牆採用的是落地窗，二層樓上是露天陽台，這一帶曾經是戒備森嚴的、與外界隔絕的區域。據DAAD駐當地的工作人員H先生介紹，離這裡不遠有一幢僅次於霍查的第二號領導人物謝胡（Mehmed Shehu）[6]的別墅。霍查在長達四十年的國家最高領導任上一次又一次以「反黨集團」和「國外間諜」的罪名清洗了自己的部下，其中最令人震驚的就是給謝胡製造了「多國間諜」和「最危險的敵人」的罪名。阿爾巴尼亞著名作家卡達萊（Ismail Kadare）[7]在他的小說《接班人》中描寫了一起兇殺案，整個故事正是以謝胡之死為背景展開的。小說的情節撲朔迷離，提供了許多謀殺嫌疑的線索，作者雖然沒有道出真正的兇手，但卻留給讀者留許多遐想空間。霍查去世后，他的家屬在這座別墅一直住到1990年代初期才遷出。二十多年以來，別墅的四周已經建造了不少供市民們居住的火柴盒式高層公寓。

最後參觀的是地拉那國家博物館。由於市區供電和供暖不足，那段時間博物館暫停對外開放。所幸馬里歐教授通過熟人關係，請求博物館為我們單獨開放數小時，這樣才有機會進入這座著名的博物館。馬里歐教授主動擔任講解，給大家介紹了阿爾巴尼亞的歷史、文化以及博物館內的各種陳列品。這個國家歷史上曾遭受奧斯曼帝國侵略，也曾被法西斯義大利侵吞，還曾被納粹德國佔領，因此抵禦外敵是展覽館的一個重要部分。整個展覽中沒有出現霍查的名字，而謝胡的名字則在反法西斯的地下組織領導人之列。顯而易見，人們現在正以這樣的方式消除長年以來對霍查個人崇拜的影響。

晚上，地拉那市文化交流部委託當地一家文化公關機構在一座豪宅內設宴招待參加選拔獎學金生的所有人員。在晚宴上，左側就座的是公關機構的一位年輕負責人A女士，她向大家介紹了當地的各種特色食品。在和當地工作人員的交談中隨意提到，自1960年代中起的大約十年中，阿爾巴尼亞的幾部電影在中國很受年輕人歡迎，說到這裡，便情不自禁地哼起電影《寧死不屈》的歌曲：「趕快上山吧，勇士們……」沒想到在場的兩位女士們竟然也跟著哼起這首曲子 —— 原來A女士的公公是這部影片導演！在「文革」的不正常年代，除了幾個京劇樣板戲外幾乎沒有其他文藝作品，阿爾巴尼亞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年輕人文化生活中的空白。且不論這些影片有多高的藝術水平，影片中留長發、吹口哨、彈吉他的年輕人為了反抗侵略者而表現出的視死如歸精神還是很感人的。A女士坦率地談到，今天這類影片已經失去了觀眾。當下，有錢人的子女都在想辦法出國留學和定居，而窮人家的子女則希望去大城市或國外打工掙錢；現在的年輕人大多都在為金錢而奔波，很少有人會為理想而奉獻。由此聯想到，在當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中國，年輕人追求的何嘗不是物質生活呢？

坐在右側的是地拉那大學的K先生，此人的年紀大約在五十歲左右，有著巴爾幹人的粗狂臉部特徵。當其他人在相互交流時，他在一旁一聲不吭地大快朵頤。酒足飯飽之後，他一邊打著飽嗝，一邊向鄰座的幾位客人介紹該國的一些情況。在以後的交流中，讓人感到極為吃驚的是，這個年齡段的知識分子對上世紀1950至1970年代中、阿兩國從親密關係直至最後交惡的原因知之甚少。在那段長達二十多年的中、阿關係蜜月期，中國一直對該國在中、蘇論戰中站在中國一邊給予高度評價。作為回報也為該國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統計資料顯示：1970年至1978，阿爾巴尼亞的年人均生產總值為1100美元左右，而中國同時期的同類指標僅為160美元，只佔前者的大約七分之一。1978年後，中國停止外援，此後的統計資料顯示：1979年至1990年，阿爾巴尼亞的年人均總產平均值下降到800美元左右，可以想象，1979以前該國年人均總產值中超出800美元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援助。所幸這種不合理的國際援助終止了，不然中國人民不知還要付出多大的代價。K先生嘮嘮叨叨地翻出成年舊賬：阿、中關係破裂影響了他們的市場供應，一度甚至出現物資匱乏和主食品、副食品脫銷。在那段時間，他父親不得不每天清早四、五點鐘去農村排隊買牛奶，如果運氣好的話，排上幾個小時隊后可以買回幾升牛奶。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幾十年，最後換來的竟然是這一類的抱怨。

五

三天前來接機的司機一早就來旅館等候。汽車在能見度不過十來米的晨霧中駛向機場。去機場的時間充裕，一路上仍然與司機閑聊。到達機場后，由於登機時間尚早，坐在候機室的咖啡吧，一邊喝著黑咖啡，吃著牛肉餅三明治，一邊梳理此行的一些觀感。

二戰結束后的很長一個時期，即使在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期間，歐洲也非常幸運地一直處在和平環境中，許多歐洲國家都在利用這個時機發展經濟。然而在霍查當政時期（1946—1985），阿爾巴尼亞並未把握歷史良機，把發展經濟建設、改變國家貧困面貌作為主要目標，而是把鄰國當成假想的敵人，動用大量人力和財力修建了幾萬個碉堡以及暗道。這些盲目投入既不能提升國力，也無法增進民生福祉，完全是勞民傷財之舉。

在國際事務中，中、阿兩國曾經是幾十年的盟友。在兩國關係的友好時期，中國給該國提供過大量經濟援助。那時中國實行計劃經濟，老百姓過著節衣縮食的艱苦生活，而國家每年卻要向比自己富裕得多的阿爾巴尼亞提供外援，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80年代初期。中國削減了對該國的援助后，竟被指責為「修正主義」和「最危險的敵人」。對外援助最終導致大恩養仇的結果，人們應該從中吸取哪些教訓呢？

當年計劃經濟留下的是一堆爛攤子，這裡沒有吸引外資的必要交通運輸、電力網路、通訊網路等工業基礎設施，加上體制轉型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這些都給正在實施的改制增添了困難。目前，老百姓關心的主要問題集中在如何解決高失業率、如何控制通貨膨脹和降低犯罪率，而這些問題只有在市場經濟進入正軌和法制健全后才能逐步得到解決。

阿爾巴尼亞在體制轉型后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及歐盟的援助（例如制止1997年的暴亂），在政治上已經逐步走向民主化，在經濟發展方面也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目前，年人均生產總值超過了4700美元，比體制轉型前增長了至少五倍以上。2009年，該國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不久，被歐盟接納為候選國，但要滿足入盟的「哥本哈根標準」 —— 也即：在政治方面，實行民主制和法制，尊重人權和保護少數族群；在經濟方面，實行市場經濟；在法律方面，接受歐盟法律中的公共法以及各項規則和政策 —— 前面的道路仍然會是漫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