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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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工（2）

作者：孫海濤於 2025-4-24 12:2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移民生活

太太和我的中小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的，上大學后才開始接觸英語。離開大學快二十年，太太上學時學過的那點英語早已還給了老師。登陸加拿大后，她立即參加政府開辦的免費英語課程。我倆來加拿大時隨身攜帶的現金並不多，雖說政府提供免費英語課程，但吃喝拉撒、租房、交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花錢。即使拚命節省，銀行的存款還是一天天見底。看到我輕輕鬆鬆就掙了那麼多錢，太太十分羨慕，也想出去試試，可惜那時她沒有語言，只能在沒有語言要求的華人企業找工。

那天我和太太到超市買東西，出門時看到超市隔壁中餐館門前有「請幫工一名，有意者面談」的招聘廣告，隨即進入飯館表明來意。老闆看上去已經年過五旬，一見我們的衣著和舉止就認出是才來不久的大陸移民，「我們這兒不要技術移民啦」，「我不是技術移民，餐館的幫工我在國內干過」，太太蒙他。老闆明顯不相信，他不願意在我們身上多花時間，搪塞道，「留個姓名和電話號碼啦，合適的話給你們打電話」。太太向老闆要了紙和筆，趴在前台寫地址。「用繁體字寫」，聽老闆口音他應該是香港人，考慮到香港人使用繁體字，我特意提醒她。在國內時太太在設計院從事設計工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的科研設計單位大都在繪圖板上手工繪圖。多年的專業經歷讓太太練就了一筆漂亮的正楷仿宋體。她寫完姓名和聯繫電話，這場註定失敗的找工經歷也就結束了。

我們多傻呀，人家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不要技術移民，想請那種文化不高的粗人。太太卻用那麼正規的仿宋體寫下自己的姓名和電話，簡體字環境中出來的人用的還是繁體字！這不明擺著告訴對方我們受過很好的教育嗎？算了！就當是吃一塹吧。雖然在國內從事專業工作多年，但因為沒有語言和「加拿大的」工作經驗，來加拿大后無法進入相關領域；尋找體力崗位，我們又處在競爭的劣勢，現在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路是自己趟出來的，既然選擇了移民，遇到任何挫折只能自己承受，想辦法從跌倒中爬起來吧。

來加拿大時互聯網雖已開始流行，但報紙和廣播電視仍保有相當的讀者和觀眾，商家更願意在傳統媒體上刊發他們的廣告。當時多倫多有三種華文報紙：「星島日報」、「世界日報」和「明報」，其中最受廣告商青睞的是「星島日報」。每天從英語班學習回來，我們都會買上一份。雖然廣告欄里刊有各種招聘信息，但發了簡歷或打電話過去幾乎完全見不到回復。後來才知道，人家嫌我們登陸時間太短，沒有「加拿大的」工作經驗。

那天太太終於接到一個回復，是一家衣廠，要求她隔日前往見工。這家衣廠離我倆住址很近，坐公交車上下班十分方便，當時我們還沒有買車。

見工那天是禮拜三，太太一大早就起來收拾化妝，情緒即激動又緊張。我陪太太一起趕往那家衣廠，抵達地點后發現時間尚早，我們在附近轉了轉。四周都是工業廠房，靜悄悄的，見不到一個人影。終於有一輛麵包車停在了這家衣廠門口，車上走下一名西人，他四下張望了一下，然後徑直步入那家衣廠。估計十分鐘左右，幾名工人抱著紙箱出來裝入車中，隨後西人把車開走了。「這人怎麼像小偷一樣，鬼鬼祟祟的」，我隨口說出了自己的觀感。「瞎講，人家是取貨的老闆」，太太反駁道。眼看預約時間已到，太太進入那家衣廠見工。此時她非常緊張，激動的感覺早已不見了蹤影。

二十分鐘左右，太太從衣廠出來。「怎麼樣？」我趕緊迎上去，「星期一上班。」太太十分高興。

見工過程非常順利。老闆是位三十五歲上下的香港女性，對太太很客氣。見面后她把太太領進一間很小的辦公室，問太太來加拿大多久，是否喜歡這裡，又問太太來自哪裡，聽太太說來自新疆后老闆很吃驚：「新疆來加拿大的很少嗷」，隨後又問太太是不是新疆的維吾爾族並談及那裡的風土人情。老闆帶太太參觀了衣廠的車間，介紹衣廠上班的作息時間和注意事項，返回辦公室后告訴太太禮拜一可以來上班了。

那天是大晴天，再加上見工的過程很順利，使得我倆心情十分愉快。回家的路上我問她時薪多少，「不知道，老闆沒說」，太太答，「你怎麼連薪水都不問？」，「不好意思問，也不敢問呀。好不容易有一個面試的機會」。太太回答的有道理，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哪裡還敢再問薪水。

太太終於可以上班了。她負責剪線，經過縫紉機扎制的成衣有很多縫製過程中遺留下來的線頭，太太負責把它們從成衣上剔除掉。那是衣廠中的低級工種，不需要什麼技術。上工的頭幾天太太興緻很高，每天回家都有很好的情緒。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心情也慢慢平復下來。

太太說衣廠車間的車衣工大多是福建人，車間里還有一名男性雜工，看上去像是南美人，負責打掃車間的衛生和裝卸貨物。那些車衣女工一有空就和南美人調情：「吃香蕉啦」，同時用手比劃著，看樣子南美人在這裡工作也不是一天兩天，他顯然明白這句簡單的中國話的背後隱喻，隨後身體一搖一擺地用相應的動作予以回應，在場的女工一陣喧囂和鬨笑，體力和精神上似乎都得到放鬆。「很噁心」，太太這樣評論道，她無法適應那種環境。

車衣工里還有一位新疆人，來自庫爾勒，父母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支邊的上海知青。知道太太也來自新疆后總愛當眾炫耀，「我是上海人，她是新疆人」，這讓太太哭笑不得，也為那些上海知青感到悲哀。

終於熬到了開糧的日子，女工們把發薪水稱做開糧。太太的薪水是現金三百六十塊七十二分，每周六天，每天九小時，兩個禮拜的報酬。怎麼這麼少？我倆都為這點報酬感到意外。算下來時薪才三塊三十四分，正好是當時加拿大最低工資標準六塊六十八分的一半。

怪不得見工時老闆那麼客氣，即沒談到薪水也沒要太太的工卡。這根本就是一家黑工廠，裡面雇傭的都是沒有正式身份的偷渡客，不知不覺中太太和她們一起同甘共苦了兩個星期。「告他們去！」，當時我非常氣憤。「算了，告起來容易，打官司不是還要花時間嗎？我們哪有那麼多時間。」，太太說。是呀，初來乍到，還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我們哪有時間奉陪。再說了，雖然我們能打贏這場官司，可是衣廠幾十名黑了身份的女工怎麼辦？好不容易偷渡出來，再讓政府逮個正著，這不害了人家嗎？包括那名「上海」老鄉？

那天晚上我和太太躺在床上一夜沒睡，第二天一早太太就去衣廠辭工。老闆更加客氣，恭維太太道，「我知道你在這裡干不長啦」，「你和她們不一樣啦」，「你有很好的前途啦」，甜言蜜語從她嘴裡泉水般涌了出來，此時好像她是僱員，太太才是老闆。

太太的第一份工使她對加拿大產生了相當負面的看法，經過很長時間，她才從負面情緒中緩過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