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椿庭（九）

父親確診后很快就踏上前往北京治病的旅程。父母兩張硬卧再加上我一張硬座，他們的車票是公家報銷的。當時烏魯木齊到北京的綠皮特快全程正點需要七十八個小時。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場死亡之旅，即使像我這樣才滿十三歲的孩子。每天凌晨，我都會坐在窗邊等待血紅血紅的太陽爬出地平線，內心像曠野中飛馳的列車，飛向不知名的遠方。

到北京後父親已經無法站立，大伯接我們來到家中。大伯在部隊工作，家裡居住條件相對寬敞一些，父親被安排在客廳，客廳中間擺了一張行軍床。此時父親已經無法看書讀報了，好在客廳里還有一台「北京牌」黑白小電視，父親躺在床上可以看看電視里的新聞。江蘇老家的奶奶和小叔叔也趕過來了，再加上大伯他們自己一家。房子一下子住這麼多人，基本上連插腳的地方都沒有。

雖然北京的醫療條件相對較好，但大伯為父親聯繫醫院時才發現，讓父親住進任何一家醫院基本都不太可能。很多外地的中高級幹部都在排隊等著在北京治病呢，哪裡輪得到我的父親。期間大伯家走馬燈式地來了好多「名醫」，這些「名醫」依據自己多年臨床的「成功經驗」，開了據說能治療癌症的偏方。母親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一心只想著拯救父親的生命，這些偏方都試過來了，父親的病情依然在持續惡化。

那年母親來加拿大探親，我帶她四處遊覽。Grand River河水清潤潺湲，在秋葉的映襯下五彩斑斕，如練般鋪向遠方。母親在車上談起這段往事：「你爸爸當年沒救過來，單位看到人已經去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把治病的費用全報了。如果你爸爸能夠救活，欠公家的債我們這輩子恐怕都要還不清。」那些偏方里的很多藥品和名貴補品都不在報銷範圍之內。

我作為一個孩子天天悶在家裡實在受不了，那天溜出去在衚衕里轉悠了很長時間才回來，回家時午飯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大伯有些生氣，教訓我說，「你幹嘛去了？北京這麼大自己在外面瞎跑，跑丟了怎麼辦？你以為這是在烏魯木齊嗎？」事後大伯和父母商量，覺得把孩子一直關在屋裡也不是事兒，再加上母親沒日沒夜地操勞也很疲憊，就讓母親帶我出去散散心。母親帶我來到天壇。初秋的北京，藍天白雲，公園裡古樹參天，到處是紅牆綠瓦，耳邊充斥著知了此起彼伏的嘶鳴聲。然而此時母親和我的心境卻是灰色的，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起伏跌宕的苦難經歷並沒有抑制住父親對生活的熱愛。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倒計時已經啟動了，以分鐘為單位。家庭、孩子、工作，未盡的事情一一從腦海中閃過，但他什麼也幹不了了。父親告訴大伯他很想看一場電影，大伯立刻叫來他們部隊轄屬的電影放影員，在部隊家屬大院的兩顆大樹之間拉起熒幕。那天晚上放映的是「英雄兒女」，家人把父親躺著的行軍床抬到陽台上，父親在陽台上只看了一個片頭，前後大約五分鐘身體就經不住了，家人又把他從陽台上抬了回來。窗外人聲嘈雜，大院和周圍街道的居民自己帶著小凳繼續坐在露天的空地上享受著電影中感人的故事。

父親的疾病在繼續惡化，他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情急之下大伯叫上司機，帶著我去拜訪他以前的老首長。在空曠的客廳里落座后大伯介紹我說這是他的侄兒，然後說明了來意並懇請對方幫助，老首長為大伯打了一張便條，憑藉這張便條，父親終於住進了醫院。

大伯，大媽平時要上班，媽媽在醫院陪護，奶奶留在家裡給父親做飯，往醫院給父母送飯的任務就落在我的頭上。我不喜歡坐公交車，每天走路去醫院，單程大約四十多分鐘。那天是禮拜天，奶奶、小叔叔和我一塊兒去醫院，他們要坐公交車，我要走路，兩邊發生了嚴重衝突。小孩子不懂事，自己完全沒意識到奶奶那個時代的人大多裹過腳。奶奶氣得眼淚都流下來了，對我說道，「看你爸爸死了以後你還能這麼不聽話！」當時我很衝動，很想把這事告訴母親，但最後還是忍住了。多少年過去了，我一直為和奶奶頂撞這事兒後悔，奶奶飽經風霜，自己的丈夫和一個兒子已經先她而去，算上父親，她即將失去第二個兒子，我卻堅持要走路去醫院，根本沒意識到奶奶的小腳走不了長路。

眼看著學校的假期行將結束，父親已意識到自己離生命的盡頭只是俯仰之間而已，他想在臨終以前讓我留在身邊。父親託大伯為我聯繫學校，大伯聯繫了幾家學校，中學不收，小學倒是同意收，但認為烏魯木齊的教育水準達不到北京的水平，只同意我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復讀。這意味著我要連降兩個年級，父親立即拒絕了這個方案。「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經歷了短暫而又坎坷的人生，父親非常清楚這一點。為了孩子父親放棄了自己生命中這點最後的慾望，決定在開學之前讓我返回烏魯木齊。

臨行前我到醫院和父親道別，在醫院病房的走廊里就已經淚眼模糊，我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躲在父親的病房門外，我哭了很久，淚水像雨點般滴滴答答往下掉，自己還強忍著不敢出聲，生怕父親聽到了難過。好不容易止住淚水，我怯怯地步入病房來到父親面前，原先想好的話早就忘得一乾二淨，哽咽地小聲對父親說，「爸，我明天就要走了。」父親朝我笑了，笑得很安詳，一點看不出他內心和身體的雙重摺磨與痛苦。「回去后好好學習。」這是父親生前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

為我買票時家裡把離京的時間拖到了最後。我八月二十九號登上火車，九月一日那天抵達烏魯木齊。學校同一天開學，我正式跨入了中學校門。

父親於九月一日同一天病故，一九七三年。那年父親四十七歲。

七年後，母親收到了政府寄來的公函，「孫海濤同志於一九五七年因部分不當言論被錯劃為右派，現予以平反並恢復其政治名譽。」落款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廳黨委組織處。當時我正在北京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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