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大學生恢復招生之後,父親把姐姐從托克遜轉到烏魯木齊,其接受再教育的生產隊正是當年他勞動改造的同一家生產隊。這家生產隊離我家很近,姐姐可以住在家裡了。當時政府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各地生產生活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姐姐的文化基礎太差,為此父親需要為其補課。數學、物理、化學再加上語文、政治、英語。他畢竟離開學校近三十年了,一人承擔全部課程的輔導談何容易。為了重新撿起這些東西,他開始尋找資料,整夜整夜地看書。父親晚上看書熬夜靠那種廉價磚茶和莫合煙提神,我們半夜常常能聽到他的咳嗽聲。
當時書店裡沒有英文教材,父親買來了英文版「老三篇」(毛主席「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三篇著作的簡稱),對照中文一句一句地給姐姐講解,然後要求姐姐強記。
記得父親從外面找來磁鐵,玻璃板及鐵粉,讓姐姐自己動手做物理磁場實驗。當姐姐叮叮咚咚地敲響桌子的邊緣時,玻璃板上面的鐵粉動起來了,漸漸的,它們首尾相連,形成了一個閉環,磁場的磁力線被清晰地展示出來。玻璃板下面,兩頭各有一塊磁鐵,用膠帶固定在桌面上。
姐姐上小學時數學內容最多只涉及到加減乘除四則運算,這些知識中國古代就有,故這門課程當時叫算術。記得我上小學時也叫算術。中學的內容很多是從國外傳播進來的,所以叫數學。姐姐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滌,可能連四則運算都未必能記得。當父親開始輔導其數學時,她理解起來就顯得有些吃力。父親給她講解正負數概念時,用海平面做例子,海平面以下為負,以上為正;又用溫度做例子,零度以下為負,以上為正。講了幾遍姐姐還沒理解。當父親舉例子讓她回答應該是正還是負時,我隨口回答了父親。父親顯得有些焦躁,但還是耐心地說:「你看,弟弟都聽懂了,你還是沒聽懂。」然後又重新開始給她解釋什麼是正負數。
父親白天上班,晚上還要給姐姐補課,我從來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睡覺,家裡瀰漫的莫合煙特有的味道卻給我留下難忘的記憶。父親自己也感到時間不夠用,和母親商量后,他向單位遞交了臨時調換工作的報告。烏魯木齊冬季很冷,室內需要採暖,有條件的單位有暖氣供應,沒條件的單位室內砌爐子自己生火燒煤取暖。那時候我們小學從一年級開始每個孩子就要排值日,輪到值日時需提前一個小時到教室把火燒起來。父親在單位負責行政和後勤,他們單位有暖氣,鍋爐房也屬父親管轄。父親遞交給領導的報告大意是眼下正值冬季採暖季節,鍋爐房人手嚴重不足,無法保障單位的暖氣供應。為保障單位供暖,申請臨時前往鍋爐房代崗值班。
姐姐冬季農閑在家,如果父親能如願前往鍋爐房上班,他就可以主動固定到夜班,正好其他人也不願上夜班。除了適時給鍋爐添煤加水、定期抄錄各種儀錶數據、檢查鍋爐運行狀況以外,其實也沒有太多事情,這些對他而言並不困難。那樣,父親就可以騰出大把時間看書並且不影響休息,白天還可以在家輔導姐姐的功課。這才是真實的動機,雖然遞交上去的報告中隻字未提。其實大到單位小到個人,正式向上級提出一項報告或要求時,紙面上的內容和實際隱含的動機經常南轅北轍。直到今天類似情況應該還是這樣吧?
報告交上去后領導很快就回絕了。幹部轉工人崗位,臨時性質也不符合人事管理規定;再者,即使符合規定,父親當時所在的行政崗位也離不開他,單位認為父親的工作比鍋爐房的工作更重要。
那段時間父親非常辛苦。工作、學習、料理家務、同時還要輔導姐姐的功課。終於,他發現自己大解時便血現象越來越嚴重,經醫院檢查後父親住院了,醫生確診為肝癌。按規定醫院只通知患者家屬我母親,但父親在醫療衛生系統工作了一輩子,這種情況是瞞不過他的。那時候烏魯木齊是一座人口不足五十萬的小城,醫療水平和設施都極其有限。醫生建議父親立即動身前往北京複診治療,醫院知道我家在北京有親戚,或許能幫上點忙。其實父親那時候已經是肝癌晚期了。
由於父親的離開,姐姐上學的願望落空了。生產小隊,大隊,公社一路推薦姐姐,且給予的鑒定也無可挑剔,但在縣裡審核時,認定家庭出身不符合要求。
父親在石河子的朋友了解到家裡的困境,建議姐姐去石河子,他們可以安排她到石河子毛紡廠當工人。父親他們自願來疆支援邊疆建設已經落得這樣的結果,母親怎麼還敢讓姐姐再次離開烏魯木齊呢?所以回絕了。
父親這輩子歷經坎坷,他為姐姐操心的事情還沒結果,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盡頭,他應該能預料到自己走後姐姐將得到這種結局。這是父親短暫人生的又一次挫折。「命與仇謀,取敗幾時」,韓愈的這段文字應該是父親命運的最好註腳吧?這是那個時代決定的,無法改變,即使父親拚盡了全力。
父親走後的那些年,姐姐知道自己已經完全沒有依靠了,只能通過好好表現來贏得組織的回報。姐姐年年被評為知青先進個人並出席縣裡的表彰大會,可是到招生招工時就輪不到姐姐了。父親在世時姐姐是那些知青同學中第一個離開托克遜回到烏魯木齊的,父親離開后的那些年,這些同學全都陸續返回烏魯木齊躋身於各行各業,唯獨姐姐一個人還在郊區公社苦苦掙扎。直到一九七六年,姐姐才得到機會成為烏魯木齊師範學校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那是一所中專,出來以後當老師。那年頭老師並不吃香,沒人與她競爭的情況下她終於如願了。
父親知道自己這一走就再也回不來了,和母親商量后決定去北京治病時身邊帶上一個孩子。母親作為單位指派的陪護,同父親一道前往北京,隨行的還有我。那時候正值暑假,我十三歲,小學五年級剛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