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這輩子過得十分清苦。那時候一身深蘭色中山裝,胸前上衣口袋裡插支鋼筆,腳上穿雙皮鞋是國家幹部的標準形象,可在我記憶中父親這輩子不僅沒穿過皮鞋,也沒戴過手錶。家裡僅有的一塊手錶也是母親戴著,直到一九七零年,那塊有年頭的老手錶不工作了,父親才為母親添置了一塊新手錶,上海牌的。父親原先煙酒不沾,抽煙的習慣是打成右派以後養成的。母親見父親精神上十分苦悶,為減輕父親痛苦,主動買來香煙讓父親學著抽,父親慢慢地染上了煙癮。打學會抽煙后,他就一直抽莫和煙,一種新疆土產的顆粒狀煙絲,抽前需自己卷制,這種煙比較經濟。
按照當時規定,如果父母健在,在疆的國家職工單身四年有一次探親假,已婚十年一次,如果父母雙亡,則沒有探親假。像父親這些來疆工作的內地人,平時省吃儉用一分一分地摳著省錢,就是為了回內地探親時派上用場。那時新疆和內地交通不便,生活物資十分匱乏,因為十年才有一次探親假,這些回內地探親的人不僅要給親朋好友送禮,還要捎帶很多生活物資回疆,平時精打細算節省下來的巨款回去探親一次基本上就花得精光。那時候三兩千塊錢就足以稱得上是巨款了。內地人只看到新疆人有錢,哪裡知道這些錢背後的辛酸。
父親他們那批考入革大(人們對軍政大學的俗稱)的人, 是作為未來的管理幹部培養的,但這些解放前受過正規教育的知識分子,其家庭背景大都不符合新時代的要求,所以多數人步入社會後並不順利。父親有一位革大同學,我叫他季叔叔,被單位指控貪污,情急之下找父親求助,父親傾其所有拿出用來探親的存款一千多塊讓其應急,後來證明這事兒搞錯了,但那筆錢季叔叔一直未還。他們家上有兩位老人,下有三個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其中一位老人還有法國的留學經歷,不知為什麼解放后就變成在家吃閑飯的了。
母親多次督促父親要回那筆錢,父親一直拖著未辦,直到父親病逝。父親去世后我們家收入一下減少一倍,生活愈加困難了,無奈之下母親向季叔叔提到這事,見到我家的實際情況,季叔叔七湊八湊,零零碎碎好多次才把這筆錢還清。
北京的大伯在部隊工作,他有一位戰友趙伯伯曾經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任職,父親和他相處甚好。通過趙伯伯,父親在石河子結識了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父親生前從沒帶這些朋友來家坐過。父親過世后石河子的朋友來家裡探訪,為首的穿著軍裝,四個口袋那種部隊的幹部服,聲稱他們來自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是父親的朋友,知道父親去世特前來慰問,其穿著便服的下屬隨即呈上一條超過五公斤的大魚表達心意。那時候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施軍事化管理,普通職工屬於地方編製,工資待遇卻比地方上低,團級以上的幹部穿軍裝,屬現役軍人,享受超出地方的軍人待遇。母親並不認識這位兵團幹部,但他給家裡送來的大魚真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快樂,母親把剔下來的魚肉全部做成魚肉丸子,魚骨頭熬成湯,物資那麼匱乏的條件下全家人意外地享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美味。事情過去近五十年,閉上眼睛,迄今我都能聞到魚丸子的香味!
那時烏魯木齊冬天靠燃煤取暖,家家戶戶需在屋內砌一種帶火牆的爐灶,火牆是空心的,平時燒火做飯,煤煙通過火牆的迴路幾經曲折排到戶外,爐火透過火牆為房間帶來溫暖。爐灶隔五六年就要重砌,一般家庭都是請泥瓦匠砌爐灶,我家爐灶是父親自己砌,其散熱效果一樣很好。那時街上有許多鐵皮店,出售用薄鐵皮打制的水桶、壺、盆一類東西,主要由維吾爾匠人經營。後來每家爐灶得以改進,鐵皮店開始出售鐵皮打制的烤箱,被砌入爐灶后在燒火做飯的同時還可以烤制麵包、土豆。文革中父親工作的單位沒多少事兒,父親利用空餘時間自己動手打制了一個烤箱,和鐵皮店出售的相比,無論外觀還是使用效果都毫不遜色。自有了烤箱之後,每天早晨父親把我們蓋在棉被上的衣服放在烤箱里烘烤,烤熱之後再塞入我們被窩的腳頭部位,等我們起床時穿上去熱乎乎的,十分舒服。一般晚飯後家裡溫度已經上來了,這時候爐火要用加了水的濕煤壓住,早晨做飯時再用鐵鉤把爐火重新捅燃。父親一般都起得最早,用烤箱烘烤衣物時爐火還沒被鐵鉤捅過,烤箱里的溫度剛合適,不會把衣服烤糊。
文革中群眾被挑撥分成兩派,一派保皇,一派造反。父親因曾經當過右派,為了自保處處小心,未敢加入任何一派。文革鬧的厲害時兩派只顧著相互爭鬥,單位已無人上班。父親沒事幹,弄了一套木工工具,在家裡干起了木工。鋸、刨、鑿、鑽、膠,居然為家裡打制了一整套傢具,包括衣櫃和櫥櫃。這套傢具家裡一直使用到上世紀九十年代。
那時候我上小學,但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學校要求每位學生備一桿紅纓槍,商場文體部里有賣。說來奇怪,雖然文革中各種食品和生活物資奇缺,但在百貨商店文體部除了紅纓槍外,還有賣氣槍和小口徑步槍的,購買人似乎不用登記身份。我的那桿紅纓槍是父親為我做的,刷了銀粉的菱形槍頭,黑色槍桿,槍頭槍桿介面處綁著紅色碎布纓子,非常漂亮。在學校看到其他同學投來的羨慕眼光,心裡真是得意。
因為家裡的條件限制,能不買就不買,這樣可以省錢。但經過父親自己親力親為,家裡添制了一樣又一樣用具。回想起來,讓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