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牧區公社主要由哈薩克,維吾爾等穆斯林民眾組成。按照他們的伊斯蘭教習俗,未經詠經和放血的牲畜是不能吃的。正是因為這樣,在食品極為匱乏的三年困難時期,父親不知通過什麼途徑從牧區搞來了病亡的駱駝。經過一番處理后,單位職工每家餐桌上出現了想都不敢想的肉食,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職工們普遍存在的營養不良問題。父親把自己那份駱駝肉經過鹽水腌制晾乾後分出一部分寄往江蘇響水老家和北京大伯處,這為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快樂。伯母在一次閑談中說起過這些往事。
解放戰爭後期,母親已經成為蘇南軍區解放軍護士學校的學員,父親正在華東軍政大學學習。父母打小就認識,母親對父親的才華早已仰慕,遠離親人互有來往,自然而然他倆就走到了一起。懷著對國家未來的憧憬,父母婚後一起來到新疆。母親說和父親結合前護士學校一位營教導員曾經對她有所表示,但被母親婉拒。兩位老人先後都已駕鶴西去,現在,這些往事已無從查考了。
父親是經過亂世的人,抗戰時期作為一名學生,他所在的國立二十一中因形勢惡化一路西撤,由蘇北退至陝西藍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他都經歷過。一九五二年父母奉調入疆時新疆的剿匪工作還沒結束,局面並不穩定。為防止情況出現反覆,父親攜帶入疆的物品中除了衣物書籍外還有部分謀生工具,這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修鞋用具。小時候家裡環境差,這些東西沒處存放,只好塞入床底下,日常進進出出都能看到。我們那時還小,對其早已熟視無睹,並沒想到有什麼深層意義。歷經滄桑風雨,如今我已是耆宿之軀,方才理解父親攜帶這些工具入疆的另一層含義。雖然那種情況並沒發生,陰差陽錯地,父母支援邊疆的熱血之舉卻以悲劇的形式落幕。
母親出生於國民黨官員家庭,參軍時外祖父已隨民國政府撤離,但因母親的現役軍人身份,姥姥和舅舅還是受到解放區擁軍政策的優待。父母奉調入疆后,國民黨早已敗走台灣,全國形勢也逐步趨於穩定,此時他們已離開部隊轉為地方幹部,留在上海的姥姥和舅舅因失去了軍屬身份,不僅沒有了原先的優惠,還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株連。舅舅考中學時成績優異又是軍屬,很順利地入讀了上海中學這種名校,高中畢業時,卻因他的官僚家庭背景被大學拒之門外。為了生計舅舅在上海郊區找到了民辦教師工作,並利用業餘時間在上海教育學院完成進修。郊區公社在那個年代非常需要老師。
這一干就是十幾年,不僅工資待遇低,還因不是國家職工而低人一等,個人婚姻問題也因此一直沒有解決。舅舅時常給母親來信,信中流露出他的悲觀情緒,感覺自己在這個世界是多餘的。看到舅舅來信母親十分焦慮,同父親商量後父親決定在新疆為舅舅想想辦法。經過一番努力,父親果然為舅舅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找到崗位,依然是中學老師,並且有國家正式職工身份。
得到這個消息后舅舅決定辭去教職來疆。舅舅雖是民辦教師,但在業務上早已成為當地學校的骨幹,這事兒驚動了公社社長和書記,兩人輪番找舅舅談話。他們告訴舅舅,雖然現在沒有國家正式職工身份,那是因為國家還沒有正式指標,一旦公社得到了國家指標,公社會首批解決他身份問題;再者,即使現在這種情況,舅舅也不會丟掉工作,除了沒身份外,舅舅在工作穩定性方面並不存在問題。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在早期六十年代,上海知識青年滿懷激情響應國家號召支援新疆建設,這些人大部分都過得很慘。社長和書記以他們為例,勸說舅舅千萬要冷靜,一步錯步步錯,萬萬不可冒然前往新疆。社長和書記是真誠的,他們最終說服了舅舅。在得到國家指標后,公社果然第一批就解決了他的幹部身份,舅舅成為國家正式職工。其實父親為他在新疆找到的也是正式工作,幹部身份,情況不會像上海知青那樣差。
家裡有一位遠房親戚正好就是上海知青,在塔里木流域兵團農場當農工,父親讓我叫她姑姑。姑姑所在農場距離馬蘭核基地很近,所有核試驗都在那裡進行。過去那裡進行的是大氣核試驗,每次核爆姑姑他們都能看到。有一次姑姑在家裡織毛衣,哐當一聲門就被震開了,姑姑以為鄰居孩子調皮,隨後整個房間都被窗外的紅光照亮,姑姑這才意識到又在進行核試驗。按照姑姑說法,「和太陽差不多,沒啥稀奇的"。
姑姑每次往返上海都在我家落腳,後來很多姑姑的同事回內地探親時經過烏魯木齊也來我家,家裡似乎變成了他們的驛站,父親對這些農工都能盡其所能予以接待。有時距離火車離站時間還有好幾個小時,這些人就會在床上休息個把鐘頭,家裡並不介意。但那次父親發現一位農工離開時隨手順走了壓在床鋪下面的二十塊錢,十元一張那種。那時候還沒有百元、五十元和二十元紙鈔,人民幣面值最大的就是十元。家裡經濟本來就緊張,父親在每月家庭用度上都控制得很緊,被偷的二十元錢基本上就是全家六口一個月的伙食開銷,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金額。那些農場員工的生活應該很苦,否則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不過這種事情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對家裡日常生活勢必造成影響。據此,父親只能同這些團場農工斷絕來往。我很喜歡這位姑姑,但自那以後再也沒見過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