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君主制-8

談談君主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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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啟蒙運動實際上是在受到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的深刻影響之後開始的，光榮革命是當時英國權力高層，議會與國王之間為了權力所發生的沒有流血的革命。但是在這之前，議會與國王之間的爭鬥是流過血的，為此一個英國國王被送上了斷頭台(1649年查理一世)。在這之後，英國出現了一段短暫的沒有君主的共和時期，但卻是沒有君主的專制獨裁時期(克倫威爾時期)，直到此時英國人終於明白他們到底需要和反對的是什麼，所以在獨裁者死了以後，很快就又恢復了君主制。也就是說，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在英國議會汲取了前面歷史經驗教訓之後成功進行的。從今天英國王室顯赫的地位可以看出，當時英國議會革命的對象，並不是王權本身，而是絕對的王權，也就是絕對的權力。整個事件實際上是從1215年大憲章開始直到光榮革命結束，歷時473年。其中誕生於1258年的英國議會在其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

簡單回顧一下，首先就是1215年大憲章的訂立，參與訂立大憲章的有三個參與方，一個是大憲章的起草者當時英國的教宗，另一方是當時英國的封建貴族，再有一個就是當時英國的約翰王。也就是說當時希望限制王權的不只有當時英國的封建貴族，還有當時英國的教會。即在當時的英國，教權與王權是相互獨立的。當時英國的封建貴族之所以能夠挑戰王權是因為得到了教權的幫助和支持。教權與王權的相互獨立，這原本是早期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就是說，人類早期的社會是建立在教權與王權相互獨立，這種自然的二元權力結構基礎之上的，就像人是兩條腿走路一樣，早期的人類社會本身就存在著權力的相互影響和制衡。歐洲文明之所以能夠走向成功，就是由於歐洲始終保持了教權與王權相互獨立這種自然的二元權力結構。

而在中國就完全不同了，不知道中國最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單一王權的權力結構，從中國最古老的古典文獻《易經》可以看出，中國在遠古時期存在著只有神權才能夠從事的預知未來吉凶禍福的活動，神權是早期的教權，中國最早的教權也就是宗教到底是什麼？或許是受到「人定勝天」思想的影響。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教權的權威最終是由王權確立的，就是那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根據儒家的教義，任何敢於挑戰王權的行為都是大逆不道，有違儒家道德理念。儒家大談道德，這就涉及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確定道德標準的根據是什麼，這種確定是否合理公正具有公信力。儒家利用了中國在先秦時期教權的缺失和社會教育水平低下，人們認知水平差的特點，為了服務王權，根據王權的需要制定道德標準。所以在中國，誰要是挑戰王權，首先就會受到來自教權的強烈壓制和無情打擊，因為教權是為王權服務的，由此可見儒家在中國社會中的真正作用。

在君權神授和王權至上的國家，比如中國，以及當時的法國，出現國王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公開處死，這完全就是顛覆普遍認知常識的事件。英國議會的出現，國王被送上斷頭台和光榮革命的成功，這一系列事件對毗鄰的法國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衝擊是巨大的，現代啟蒙思想由此而在法國孕育和向歐洲和世界傳播。實際上議會這種政治權力機構的出現，在歐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公民大會，之後還有古羅馬的元老院。在歐洲的政治文化傳統上本身存在著議會的基因，而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上缺少的正是議會的基因。

到此人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上起碼有兩個重大缺失，一個是獨立的教權，另一個是議會，而這些都是制約王權的重要因素。

王權所體現的是代表少數集團的家族化寡人政治，而議會所體現的是代表國家所有成員的社會化政治。王權所具有的只是個人或少數人智慧，議會所具有的是社會群體智慧。王權的判斷主要來自於別人的通告，而議會的判斷很多來自於議員自身的觀察和切身體驗。現代社會在人口規模和種群分佈上要比幾千年前龐大和繁雜的多，繼續沿用由少數人統治的王權政治顯然是非常不合理的，現代社會的管理只能依靠在廣大民眾自我管理基礎之上的議會政治。

到了20世紀，在經歷了19世紀先進的歐洲文明的強烈衝擊之後，中國開始努力的向先進的歐洲國家學習，也開立議會，但是不管是什麼樣的議會，最終都成為獨裁者們的裝飾和工具，議會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究其原因就在於在中國的主流傳統文化中沒有議會的基因，所以學習只能是停留在形式上。在中國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中，高貴的家族，黨派和官僚體系的作用是統治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底層民眾。只有在存在人人平等觀念的社會，才會有社會民眾自我管理，各自發揮各自作用這樣的意識，而這就是產生議會的思想基礎。近代中國人對於現代西方世界認識諸多的障礙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人平等這個基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是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意圖阻礙人人平等理念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進而阻礙整個先進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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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世紀開始，中國以一種弱勢的姿態進入由歐洲人開闢的全世界嶄新的時代，這是中國兩千多年君主專制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因為在這兩千多年中，別人特別是歐洲人在不斷地發展進步，而中國始終還停留在兩千多年前，沒有進步反而出現倒退。這種弱勢對中國來說並不是壞事，這可以讓中國人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過去。

20世紀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世紀，隨著歐洲先後經歷了文藝復興，大航海時代，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之後，歐洲社會取得了跨越式的進步發展，西方對整個世界和自己的認識越來越清楚，整個世界的聯繫更加的緊密，這同時也增加了獨裁者們的信心。20世紀前50年整個世界最大的特徵是空前的戰爭，其中包括末世王權為了擴張所導致的兩次世界大戰和主要大國內部進行時代轉型所導致的內戰。那些發動王權擴張戰爭的國家，最終在外力強力干預與影響下，都轉型成為民主國家，而進行社會轉型的大國也行進在民主社會的途中。這是整個世界從君主時代向民主時代轉型的過渡階段。

戰爭這是君主時代常見的社會現象，也是民主時代需要盡量避免出現的社會現象，因為戰爭對社會的破壞太大。民主具有解決社會矛盾更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戰爭的出現。在君主時代，當一個王朝喪失了軍事能力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這隻要看看19世紀的清王朝和13世紀的宋王朝就可以了，軍事能力的喪失對一個王朝來說是致命的。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廷的官僚權貴們所總結的經驗教訓是，武器不如人，所以積極籌辦洋務運動。然而這樣的經驗教訓在20世紀的中共面前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面對的戰場上所有對手的武器裝備都要比中共好，但是最後成功的是中共而不是它的對手。

從1911年清王朝滅亡到1949年中共建政，38年的時間是中國戰亂和內憂外患不斷的階段，從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對中國來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亟需解決就是如何提高軍事能力。起初中國國民黨在當時蘇聯的幫助之下開設了黃埔軍校，培養軍事人才，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打敗當時的北洋軍閥。當時蘇聯對中國的幫助除了國民黨的黃埔軍校之外，還有中國共產黨，在早期黃埔軍校的學員中，既有國民黨員也有共產黨員。到1927年4月，國民党進行清黨，開始一心一意消滅共產黨，把中共逼上了梁山，迫使中共深入到中國廣大的農村去發展力量。此時的中共在嚴酷的血雨腥風中，為了生存而與國民党進行了幾十年艱苦卓絕的軍事鬥爭。這同樣是提高軍事能力的活動，而且是直接在戰場上，通過殘酷的戰爭實踐來提高軍事能力，基於中國農村廣大豐富的人力資源，或許也只有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才有能力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自身的軍事能力。

從國民黨一心一意要消滅中共，中共1927年8月1日舉行武裝暴動，開始自己的武裝軍事歷程，直到中共建國成功，22年艱難的武裝軍事實踐，為中共培養了大批各級優秀的軍事人才，中共高層對於戰爭的認識也更加的深入，打破了很多普通人對於戰爭的常識性認知。作為他們的領袖毛澤東在後來的總結中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這是關於在戰爭中人與武器作用的認知。在軍事人才的產生上，中共眾多傑出的軍事人才，比如毛澤東，彭德懷，粟裕，韓先楚等一大批，沒有一個上過正規的軍事院校，他們傑出的軍事才能都是在幾十年艱苦的戰爭實踐中學到的。在1946年開始的國共內戰中，國民黨那些在軍事院校培養出來的將領，最終都成了中共沒有軍事院校背景的軍事將領們的手下敗將，由此可見在軍事作戰領域不能迷信課堂教育，要更注重實踐。

從1946年開始的國共內戰，中共把國民黨完全趕出中國大陸，表明起碼在中國國內，中共的軍事能力是完全滿足中國民眾要求的，而接下來的朝鮮戰爭，中共的表現又向整個世界表明，中國已經找回了19世紀由滿清王朝完全喪失的軍事能力，此後中國的軍事行動也少有敗績，這根本保證了中國和平的國際環境。

中共建政之前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具有強大的軍事能力，是因為當時的中共與中國最底層民眾有著良好的社會關係，無論是面對什麼樣的軍事對手，中共都可以利用這種社會關係，也就是底層民眾的支持取得勝利。而清王朝之所以喪失軍事能力，根本原因在於其喪失了中國廣大底層民眾的信任與支持，在於君主專制對廣大民眾嚴酷的壓迫。無論是清王朝還是國民黨在對外戰爭中弱勢表現的根本原因在於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與廣大民眾惡劣的社會關係。在日本侵華時期，國民黨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完全可以寫入歷史教科書。

實際上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在中國廣大民眾中就已經人心盡失，在接下來的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根本就沒有獲勝的可能，對此中共心裡有數，而國民黨的權貴們卻還天真地抱著幻想。抗戰結束后，中共就等待國民黨首開內戰的第一槍，從而根本打敗國民黨。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其軍事能力主要由社會最底層的民眾決定，因為他們人數最多是戰爭直接的參與者。但是中共為了獲得廣大底層民眾的信任不是沒有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犧牲地主和富農們的利益。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農民暴動的傳統，在均貧富思想的影響下，地主富農官宦權貴往往都是這些暴動的犧牲品，再加上中共所信奉的馬列主義所提倡的階級鬥爭。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什麼是政治？政治的本質是社會關係，包括社會不同階層和各個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正確的政治是在特定的社會狀態下，充分發揮社會特定階層和組織的作用。在社會不同的狀態下，社會各階層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戰爭時期誰能夠組織動員社會最底層的廣大民眾，再加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誰就擁有了戰爭獲勝的法寶，即使敵人擁有強大的武器和戰術，也難以戰勝。

接下來再看看在中國教科書上說的所謂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19世紀中國之所以受到西方列強的侵擾，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王朝軍事能力的完全喪失，如果當時滿清王朝有著強大的軍事能力，那大清王朝就是當時的帝國主義，西方列強是沒有能力侵擾的，所以帝國主義這種說法完全就是弱者推卸責任的一種說法。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理論上說不應該是一個弱國，中國的弱主要來自於中國御用官宦權貴文人的思想觀念，而中國的強來則自於中國實幹的最底層民眾。

在工業化推動的熱兵器-使用飛機大炮的時代，各個不同產業的民族在軍事上是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原來冷兵器時代游牧與狩獵民族在軍事上的天然優勢基本上不復存在，而農耕民族的人口優勢卻愈發的凸顯出來。所以從技術上講，近代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在軍事上的衰敗是時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