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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將至 ( 犯罪電影2017 ) - 主演: 段奕宏 / 江一燕 / 杜源 / 鄭偉 / 鄭楚一 《
暴雪將至》是由世紀百年影業等公司出品的犯罪懸疑片，由董越編劇並執導，段奕宏、
江一燕、杜源、鄭偉主演。影片於2017年10月29日在第30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上首映，
2017年11月17日在中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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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 shaodian (有熊), 信區: Movie
標 題: ZZ 郭松民 ： 《暴雪將至》：國企工人階級的湮滅
發信站: BBS BBS (Mon Feb 19 22:16:13 2018, 美東)
郭松民 ： 《暴雪將至》：國企工人階級的湮滅
《暴雪將至》讓很多人聯想起，《鋼的琴》《白日煙火》，我卻有點不合邏輯的想起了
《不夜城》。
《不夜城》，是由著名導演湯曉丹執導、孫道臨主演，1957年攝製的老電影，講述了民
族資產階級在經歷了猶豫、彷徨之後，終於滿懷信心的加入公私合營，跟著共產黨走上
社會主義道路的故事。
一個階級被消滅了，但在被消滅的時候卻敲鑼打鼓慶祝，這聽起來有一點匪夷所思，但
在五十年代的社會氛圍中，卻不是不可理解的事。
一方面，徐徐展開的社會主義藍圖，為新中國和全體中國人民勾畫了美好未來；另一方
面，對民族資產階級個人來說，整個階級在生產關係意義上的被消滅，反而是個人乘上
社會主義時代列車的開始。
毛澤東主席制定的用「贖買」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使他們不僅可以長期享受
「定息」收益，而且還被納入新體制，獲得新身份，有的成了企業管理者或技術人員，
有的成了國家幹部。
在人類革命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階級被推翻后能夠獲得如此優厚的善待。
五十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所以能夠進行得如此溫和、順利，是因為在當年的中
國，帝國主義勢力已被驅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已被推翻，新政權獲得了知識分
子、農民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堅定有力的支持，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陷於孤立，除了
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改造，其實無路可走，這堪稱是社會革命、社會改造方面的「北平
模式」。
時間過得真快！從1957年到2017年，剛好六十年。六十年一個甲子，世事出現了輪迴。
在《暴雪將至》中，我們看到了「國企工人階級」的被消滅，以及他們堙滅前夕的掙扎
和絕望。和民族資產階級被消滅時「痛並快樂著」不同，「國企工人階級」卻只有「純
粹的痛苦」，因為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遵循的「階級消滅，個人心情愉快」，最終將他
們納入體制，「國企工人階級」被消滅卻意味著被體制所拋棄。
多少有點諷刺意味的是，「國企工人階級」正是伴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被消滅而出現的
，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裡，他們從區區200多萬人的規模，發展到幾千萬人。而隨著「
國企工人階級」在九十年代的土崩瓦解，「資產階級」（這個新資產階級是不是「民族
」的，還要繼續觀察）也再次出現並開始覬覦政權。
這裡說的「國企工人階級」指的是存在於1950-1990年代，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建
立的國營企業中工作，其身份、待遇獲得國家保障的工人階級，不是指「一般的」工人
階級。「一般的」的工人階級是不能被消滅的，沒有他們，這個世界一天也維持不下去
，但「國企工人階級」是可以被消滅的。繼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之後，他們是1949
年以來第三個被消滅的階級。
記得新世紀初有一部講述國企改制的電視劇《省委書記》，提出了論述工人下崗合理性
的「跳船論」，大意是說，國企現在是一條破船，馬上要沉了，為了救船，就必須有人
先跳船，工人最熱愛國有企業，所以應該先跳船，云云。
我當時看到這一段的時候就深感困惑：跳水救船，貌似有理，但工人階級不是國企主人
嗎？船主跳了船，即便保住了船又有什麼意義呢？船又歸了誰呢？如果有人說這是一場
騙局或者陰謀，散布「跳船論」的人又該如何為自己辯解呢？
當然，編劇不管這麼多，在結尾，黑壓壓的工人群體，在勞動模範、黨員等工人中的先
進分子帶領下，伴隨著慷慨激昂的音樂，潮水般的湧出工廠大門，自豪的下崗了，一如
他們在五十年代，帶著國家主人的自豪感，在解放軍和共產黨員的帶領下慷慨激昂的接
管工廠。
在《暴雪將至》中，不斷被預報要來，但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沒有真正到來的「暴雪」，
其實隱喻了即將到來的「下崗潮」。「改制」、「下崗」雖然引而不發，將至未至，但
卻決定了所有可能被捲入的人的心境和行為方式——人人都感到恐懼、抑鬱乃至窒息，
都在拚命掙扎，努力想抓住點什麼。
男主角余國偉，這位在保衛科工作的工人，把工廠附近出現的連環兇殺案，視為改變自
己命運的最後機會。如果能夠成功破案，像「軸承廠老馬」那樣，從工人身份轉為警察
身份，自己就可以在下崗潮襲來之前，成功逃到岸上。
這個念頭誘惑著他，也強烈支配著他，為了實現夢想，他放棄了一切——尊嚴、愛情、
乃至生命，如果不是為了破案，他甚至連愛都懶得做。對失去體制身份和榮譽的恐懼有
多麼大，他破案的勁頭就有多麼大。在破案過程中連續失去了愛徒和戀人之後，他完全
瘋狂了，最終讓自己成了殺人犯，不僅沒有獲得體制的接納，反而獲得了監獄的接納。
扮演余國偉的段奕宏，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可謂名至實歸。他把一位自視
甚高但又時刻擔心將被「暴雪」掩埋的小人物的焦慮、恐懼演繹的活靈活現——在看上
去邋裡邋遢，基本都是工作服的人群中，他穿著一件「很酷」的皮夾克，像模像樣的打
著一條「一拉得」領帶，騎著一輛雖然經常熄火但很拉風的「偏三」摩托車，顯得有點
鶴立雞群。但在有可能改變他命運的警察面前，他的姿態又永遠都是卑微的，甚至是諂
媚的，膝蓋好像永遠直不起來，在大雨里瑟縮著手護著火苗兒，等一個給警察點煙的機
會……「工人老大哥」的自豪和尊嚴，早已被迫在眉睫的「暴雪」掃蕩得無影無蹤。
在「暴雪」來臨之前焦慮、恐懼以至於變態的並不僅是余國偉一個。他的徒弟在臨死之
前向他吐露真情，他們早就和廠外的盜竊團伙沆瀣一氣，偷盜工廠的設備和材料了。「
國企工人」盜竊國企，不能改善他們的命運，反而為要求他們下崗的力量提供了口實。
另一個發生在工廠家屬樓的兇殺案則表明，下崗的巨大壓力甚至使家庭這樣一個「本來
是互相取暖的地方」也分崩離析。
燈光球場，這個本來應該是國企工人自豪地進行文體活動，展示自己「主人翁精神風貌
」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下崗女工秘密賣淫的場所……
如果說，八十年代興起的「傷痕文學」，由於充溢著「落地鳳凰」式的自戀而令人感到
矯情的話，那麼類似《鋼的琴》、《暴雪將至》這類展示下崗「暴雪」給國企工人階級
造成傷痕的電影，則因為過於真實而令人感到觸目驚心。
他們遭遇的剝奪是整體性的，但他們的「反抗」或應對，則基本上是個人化的、「逃離
」式的；雖然有所謂「買斷工齡」的政策，但由於價格過低，實際上他們未能給自己爭
取到「贖買」的待遇；從來沒有一個如此龐大、重要的階級在退出歷史舞台時如此灰心
喪氣、自暴自棄，在完成了「身份轉換」，也就是失去了國家保障的體制身份之後，不
旋踵即全軍潰散，不復存在。
說起來，中國「國企工人階級」的命運真的是光榮與悲劇的混合體。作為「共和國長子
」，他們是中國完成工業化的主力軍，沒有他們辛勤的、創造性的勞動，就沒有新中國
成立以來持續的經濟增長，更談不上今天的「崛起」。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歲月里，他們還在中國社會扮演著類似「中產階級」的角色，是國家
和社會穩定的「壓艙石」。此外，國企工人階級作為當時社會的主流階級，還深刻塑造
了社會的價值觀——勞動光榮！
今天我們都明白，在工人階級失去了主流地位之後，勞動並不「光榮」，再也沒有青年
以成為一名工人為榮，也再也沒有一位姑娘以嫁給工人為榮。在追求快富、暴富的社會
氛圍中，不勞而獲才是「光榮」的，能夠空手套白狼，瞬間暴富，甚至是最「光榮」的。
「國企工人階級」雖然對中國的工業化居功至偉，但政治上的保守，承擔不了繼續革命
的重任，決定了他們的悲劇性命運。
說起來令人嘆息，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工人像中國的「國企工人階級」那樣獲得過這麼
好的上升為國家領導階級的機會，毛澤東主席他晚年的政治實踐中，甚至把領導權硬塞
進他們的手中。
但在毛主席去世之後，國企工人階級仍然不能作為一個階級採取有意義的政治行動，當
他們開始放棄保衛鞍鋼憲法，默認了廠長負責制，並且為獎金的增加而沾沾自喜的時候
，他們實際上默認了自己沒有管理企業，更談不上領導國家的資格了。這個時候，「暴
雪」就蓄勢待發，余國偉的命運已經等在前方了。
為什麼呢？因為作為受到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保障的國企工人階級，他們的權利太多（比
如不能隨意解僱），待遇也太高（甚至超過幹部），不適合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
下的雇傭奴隸，這就使得有一股力量，處心積慮的要消滅他們。除非他們能夠從政治上
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奮起保衛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否則也不能保住自己的權利和經
濟地位。
「國企工人階級」的消失，給中國社會留下的空白是巨大的，以至於誰能代表中國的形
象都成了大問題，各種文藝盛典和官方的宣傳畫中，「當代中國人」的形象都消失了。
此外，如前所述，國企工人階級曾經是中國穩定的「壓艙石」。他們的消失，是中國社
會九十年代以來一直缺乏穩定感、安全感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暴富階層並不認同現行體制，他們最熱衷的是向國外轉移財富，城市新出現的「中
產階級」極不穩定且首鼠兩端，政治底色是自由主義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
階級並不像國企工人階級那樣是由體制一手培養起來的，缺乏和體制的深厚感情，甚至
形同陌路。
體制在失去了曾經的階級基礎——國企工人階級——之後喪失了安全感，而這種不安全
感又通過各種方式傳遞到了全社會，這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危機感卻越來越嚴重的
根本原因。
在《暴雪將至》的最後，天空終於開始飄下雪花，余國偉在目睹了曾經作為他生活全部
意義的工廠在「整體爆破」中灰飛煙滅之後，上了一輛公交車，但這輛公交車卻熄火了
——車上並非余國偉一個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他們被時代滯留在原地，自生自滅，聽
任雪災的降臨無處可逃。
國企工人階級的誕生及堙滅，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最大遺產，也是最重要的歷
史教訓，但直到今天，這個教訓並沒有被認真總結，這可能是比國企工人階級堙滅本身
更嚴重的問題。
延伸閱讀：
郭松民觀影筆記之 |《鋼的琴》：工人階級的寓言與荒誕
電影《鋼的琴》被譽為「2011年口碑第一強片」，看來並非溢美之詞，筆者最近出差比
較多，遇到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但凡看過的，都說是好片子，這就不簡單。
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個頗具黑色幽默的場景：
下崗工人陳桂林，組織了一個小樂隊，唱著前蘇聯歌曲《三套車》，為一次葬禮助興。
靈棚就搭在一個發電廠的圍牆外面，背景是兩座巨大的冒著水蒸氣的涼水塔，一望而知
是建於「一五」期間的大型國有企業，靈棚的橫幅上寫著「沉痛悼念母親」。
導演安排這樣一個畫面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曾經有不少下崗工人把國企深情地稱為「國
企媽媽」——
陳桂林們參加的葬禮，其實正是「國企媽媽」的葬禮，國企死了，陳桂林們也就成了孤
兒。
但陳桂林們卻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沒有意識到和國企一起被埋葬的，還有
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反而按照吩咐把曲調從沉痛舒緩的《三套車》，換成了歡快熱
烈的《步步高》。
這的確是夠荒誕的，但也頗為真實地反映了90年代國企改制高峰時，相當一部分工人的
精神狀態：他們被忽悠了，還真的以為國企改革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呢。
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國企死了，陳桂林和他的工廠同事們也就只能作鳥獸散，各奔東
西，自謀生路，從頭再來。
好一點的賣唱、殺豬，次一點就變成了黑社會、小偷和賭徒，曾經是統一的、自豪的，
佔據社會舞台中心的「工人階級」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群掙扎在社會邊緣的流氓無產
者，小手工業者等；
他們的命運，更大的可能是向下墜落，只有極個別人，才會由於某種偶然的機緣或特殊
的條件，上升為「中產階級」。
但舞台中心的空白還是要有人來填補的，什麼人呢？「賣假藥的」。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本質，就是「賣假藥的」取代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
陳桂林風姿綽約的妻子就是跟「賣假藥的」走了，然後她又帶著被金錢支撐起來的自豪
感回來了。這次回來，她不僅把「她們車間所有的女工都請去吃飯」，還要帶走她和陳
桂林的女兒，理由居然是「讓她受到更好的教育」。
影片用一種趙本山式的調侃來講述這個故事，但卻讓人體會到了一種「含淚的微笑」—
—曾經支撐起共和國脊樑的產業工人淪落了，靠坑蒙拐騙發家致富的「賣假藥的」隆重
登場了。
「賣假藥的」雖然在影片中從來沒有真正露面，但他卻給陳桂林製造了一種無法承受的
壓力。透過陳桂林的壓抑與無奈，觀眾能夠清晰地感受「賣假藥的」驕橫與貪婪，他儼
然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他不僅奪去了陳桂林的愛情，甚至還要壟斷
藝術，奪去陳桂林未來的希望——他的女兒。
初看這部影片時，一直有一點不解：陳桂林除了會拉手風琴，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過人
的地方，何以能夠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把淑嫻、王抗美、大劉、胖頭、季哥、快手、
二姐夫，包括當年留學蘇聯，曾經為女工偶像的「汪工」等都動員出來，參與他近乎荒
誕的製造鋼琴的行動呢？
看到後來我就明白了，真正把他們動員出來，正是那個「賣假藥的」，他要奪去陳桂林
們最後的希望，最後的尊嚴，這迫使他們不得不「發出最後的吼聲」，用製造「鋼的琴
」的來進行反抗。
但陳桂林們的悲劇在於，他們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不經意間，他們已經置身於
一個市場-金錢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陳桂林們所擁有並長期為之自豪的技術、
友誼、愛情……甚至團結等，都變得一錢不值，真正能夠君臨天下的只有金錢。
製造「鋼的琴」行動，根本改變不了這一格局，所以他們的反抗，與其說是一種「反抗
」，不如說是一種毫無希望的「掙扎」。已經和「賣假藥的」鬼混在一起的陳桂林的妻
子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所以她對整個事件都採取了冷眼旁觀，好整以暇的態度，靜待陳
桂林們的失敗。
「鋼的琴」果真造出來了，陳桂林們不愧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工人；但陳桂林們也果真失
敗了，「鋼的琴」的竣工儀式，也是他們的失敗儀式——
當他們開動吊車，在靜穆的氣氛中，把這架沉重、冰冷、寒傖的「鋼的琴」緩緩吊運到
空曠的廠房中央時，「鋼的琴」預設的主人——女兒，已經和妻子一起整裝待發，準備
投奔能夠給她「更好教育」的「賣假藥的」去了。
整個影片中，陳桂林們始終都是處於一種「自發」的而非「自為」的狀態，他們始終沒
有從宏觀上去思考自己的命運，而只是試圖依靠親情、友情、技能和勤勞等來改變自己
的命運。
故事悲涼的結局又似乎在提醒觀眾，如果陳桂林們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妻子與女兒，而不
考慮通過某種整體性的方案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則不僅會失去妻子，還會失去女兒。
故事講到這裡，馬克思的名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也就
呼之欲出了。當然，這個道理可能並非是編導主觀上想告訴我們的，但卻是人物命運的
邏輯和生活的邏輯所決定的。編導只要不故意違反、扭曲這個邏輯，則這樣的結論一定
會自然浮現出來。
試想，除非重建公有制，否則的話，陳桂林們作為一個整體，又如何能夠戰勝「賣假藥
的」，回到舞台的中央呢？
有趣的是，從激進批判的角度看，這部以下崗工人為主角的影片所訴求的對象，卻恰恰
是以「賣假藥的」為代表的市場成功人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城市的中產階級——目
的是要喚起他們的同情，贏得他們的淚水，讓他們做出某些善行來撫慰自己的良心。
影片講述了下崗工人的苦難，但卻用喜劇手法做了柔化處理，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任何
人，這是這部電影能夠贏得幾乎各階層人士「口碑」的一個主要原因。
暴雪將至》是由世紀百年影業等公司出品的犯罪懸疑片，由董越編劇並執導，段奕宏、
江一燕、杜源、鄭偉主演。影片於2017年10月29日在第30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上首映，
2017年11月17日在中國上映。
【 以下文字轉載自 Movie 討論區 】
發信人: shaodian (有熊), 信區: Movie
標 題: ZZ 郭松民 ： 《暴雪將至》：國企工人階級的湮滅
發信站: BBS BBS (Mon Feb 19 22:16:13 2018, 美東)
郭松民 ： 《暴雪將至》：國企工人階級的湮滅
《暴雪將至》讓很多人聯想起，《鋼的琴》《白日煙火》，我卻有點不合邏輯的想起了
《不夜城》。
《不夜城》，是由著名導演湯曉丹執導、孫道臨主演，1957年攝製的老電影，講述了民
族資產階級在經歷了猶豫、彷徨之後，終於滿懷信心的加入公私合營，跟著共產黨走上
社會主義道路的故事。
一個階級被消滅了，但在被消滅的時候卻敲鑼打鼓慶祝，這聽起來有一點匪夷所思，但
在五十年代的社會氛圍中，卻不是不可理解的事。
一方面，徐徐展開的社會主義藍圖，為新中國和全體中國人民勾畫了美好未來；另一方
面，對民族資產階級個人來說，整個階級在生產關係意義上的被消滅，反而是個人乘上
社會主義時代列車的開始。
毛澤東主席制定的用「贖買」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使他們不僅可以長期享受
「定息」收益，而且還被納入新體制，獲得新身份，有的成了企業管理者或技術人員，
有的成了國家幹部。
在人類革命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階級被推翻后能夠獲得如此優厚的善待。
五十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所以能夠進行得如此溫和、順利，是因為在當年的中
國，帝國主義勢力已被驅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已被推翻，新政權獲得了知識分
子、農民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堅定有力的支持，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陷於孤立，除了
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改造，其實無路可走，這堪稱是社會革命、社會改造方面的「北平
模式」。
時間過得真快！從1957年到2017年，剛好六十年。六十年一個甲子，世事出現了輪迴。
在《暴雪將至》中，我們看到了「國企工人階級」的被消滅，以及他們堙滅前夕的掙扎
和絕望。和民族資產階級被消滅時「痛並快樂著」不同，「國企工人階級」卻只有「純
粹的痛苦」，因為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遵循的「階級消滅，個人心情愉快」，最終將他
們納入體制，「國企工人階級」被消滅卻意味著被體制所拋棄。
多少有點諷刺意味的是，「國企工人階級」正是伴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被消滅而出現的
，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裡，他們從區區200多萬人的規模，發展到幾千萬人。而隨著「
國企工人階級」在九十年代的土崩瓦解，「資產階級」（這個新資產階級是不是「民族
」的，還要繼續觀察）也再次出現並開始覬覦政權。
這裡說的「國企工人階級」指的是存在於1950-1990年代，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建
立的國營企業中工作，其身份、待遇獲得國家保障的工人階級，不是指「一般的」工人
階級。「一般的」的工人階級是不能被消滅的，沒有他們，這個世界一天也維持不下去
，但「國企工人階級」是可以被消滅的。繼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之後，他們是1949
年以來第三個被消滅的階級。
記得新世紀初有一部講述國企改制的電視劇《省委書記》，提出了論述工人下崗合理性
的「跳船論」，大意是說，國企現在是一條破船，馬上要沉了，為了救船，就必須有人
先跳船，工人最熱愛國有企業，所以應該先跳船，云云。
我當時看到這一段的時候就深感困惑：跳水救船，貌似有理，但工人階級不是國企主人
嗎？船主跳了船，即便保住了船又有什麼意義呢？船又歸了誰呢？如果有人說這是一場
騙局或者陰謀，散布「跳船論」的人又該如何為自己辯解呢？
當然，編劇不管這麼多，在結尾，黑壓壓的工人群體，在勞動模範、黨員等工人中的先
進分子帶領下，伴隨著慷慨激昂的音樂，潮水般的湧出工廠大門，自豪的下崗了，一如
他們在五十年代，帶著國家主人的自豪感，在解放軍和共產黨員的帶領下慷慨激昂的接
管工廠。
在《暴雪將至》中，不斷被預報要來，但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沒有真正到來的「暴雪」，
其實隱喻了即將到來的「下崗潮」。「改制」、「下崗」雖然引而不發，將至未至，但
卻決定了所有可能被捲入的人的心境和行為方式——人人都感到恐懼、抑鬱乃至窒息，
都在拚命掙扎，努力想抓住點什麼。
男主角余國偉，這位在保衛科工作的工人，把工廠附近出現的連環兇殺案，視為改變自
己命運的最後機會。如果能夠成功破案，像「軸承廠老馬」那樣，從工人身份轉為警察
身份，自己就可以在下崗潮襲來之前，成功逃到岸上。
這個念頭誘惑著他，也強烈支配著他，為了實現夢想，他放棄了一切——尊嚴、愛情、
乃至生命，如果不是為了破案，他甚至連愛都懶得做。對失去體制身份和榮譽的恐懼有
多麼大，他破案的勁頭就有多麼大。在破案過程中連續失去了愛徒和戀人之後，他完全
瘋狂了，最終讓自己成了殺人犯，不僅沒有獲得體制的接納，反而獲得了監獄的接納。
扮演余國偉的段奕宏，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可謂名至實歸。他把一位自視
甚高但又時刻擔心將被「暴雪」掩埋的小人物的焦慮、恐懼演繹的活靈活現——在看上
去邋裡邋遢，基本都是工作服的人群中，他穿著一件「很酷」的皮夾克，像模像樣的打
著一條「一拉得」領帶，騎著一輛雖然經常熄火但很拉風的「偏三」摩托車，顯得有點
鶴立雞群。但在有可能改變他命運的警察面前，他的姿態又永遠都是卑微的，甚至是諂
媚的，膝蓋好像永遠直不起來，在大雨里瑟縮著手護著火苗兒，等一個給警察點煙的機
會……「工人老大哥」的自豪和尊嚴，早已被迫在眉睫的「暴雪」掃蕩得無影無蹤。
在「暴雪」來臨之前焦慮、恐懼以至於變態的並不僅是余國偉一個。他的徒弟在臨死之
前向他吐露真情，他們早就和廠外的盜竊團伙沆瀣一氣，偷盜工廠的設備和材料了。「
國企工人」盜竊國企，不能改善他們的命運，反而為要求他們下崗的力量提供了口實。
另一個發生在工廠家屬樓的兇殺案則表明，下崗的巨大壓力甚至使家庭這樣一個「本來
是互相取暖的地方」也分崩離析。
燈光球場，這個本來應該是國企工人自豪地進行文體活動，展示自己「主人翁精神風貌
」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下崗女工秘密賣淫的場所……
如果說，八十年代興起的「傷痕文學」，由於充溢著「落地鳳凰」式的自戀而令人感到
矯情的話，那麼類似《鋼的琴》、《暴雪將至》這類展示下崗「暴雪」給國企工人階級
造成傷痕的電影，則因為過於真實而令人感到觸目驚心。
他們遭遇的剝奪是整體性的，但他們的「反抗」或應對，則基本上是個人化的、「逃離
」式的；雖然有所謂「買斷工齡」的政策，但由於價格過低，實際上他們未能給自己爭
取到「贖買」的待遇；從來沒有一個如此龐大、重要的階級在退出歷史舞台時如此灰心
喪氣、自暴自棄，在完成了「身份轉換」，也就是失去了國家保障的體制身份之後，不
旋踵即全軍潰散，不復存在。
說起來，中國「國企工人階級」的命運真的是光榮與悲劇的混合體。作為「共和國長子
」，他們是中國完成工業化的主力軍，沒有他們辛勤的、創造性的勞動，就沒有新中國
成立以來持續的經濟增長，更談不上今天的「崛起」。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歲月里，他們還在中國社會扮演著類似「中產階級」的角色，是國家
和社會穩定的「壓艙石」。此外，國企工人階級作為當時社會的主流階級，還深刻塑造
了社會的價值觀——勞動光榮！
今天我們都明白，在工人階級失去了主流地位之後，勞動並不「光榮」，再也沒有青年
以成為一名工人為榮，也再也沒有一位姑娘以嫁給工人為榮。在追求快富、暴富的社會
氛圍中，不勞而獲才是「光榮」的，能夠空手套白狼，瞬間暴富，甚至是最「光榮」的。
「國企工人階級」雖然對中國的工業化居功至偉，但政治上的保守，承擔不了繼續革命
的重任，決定了他們的悲劇性命運。
說起來令人嘆息，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工人像中國的「國企工人階級」那樣獲得過這麼
好的上升為國家領導階級的機會，毛澤東主席他晚年的政治實踐中，甚至把領導權硬塞
進他們的手中。
但在毛主席去世之後，國企工人階級仍然不能作為一個階級採取有意義的政治行動，當
他們開始放棄保衛鞍鋼憲法，默認了廠長負責制，並且為獎金的增加而沾沾自喜的時候
，他們實際上默認了自己沒有管理企業，更談不上領導國家的資格了。這個時候，「暴
雪」就蓄勢待發，余國偉的命運已經等在前方了。
為什麼呢？因為作為受到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保障的國企工人階級，他們的權利太多（比
如不能隨意解僱），待遇也太高（甚至超過幹部），不適合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
下的雇傭奴隸，這就使得有一股力量，處心積慮的要消滅他們。除非他們能夠從政治上
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奮起保衛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否則也不能保住自己的權利和經
濟地位。
「國企工人階級」的消失，給中國社會留下的空白是巨大的，以至於誰能代表中國的形
象都成了大問題，各種文藝盛典和官方的宣傳畫中，「當代中國人」的形象都消失了。
此外，如前所述，國企工人階級曾經是中國穩定的「壓艙石」。他們的消失，是中國社
會九十年代以來一直缺乏穩定感、安全感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暴富階層並不認同現行體制，他們最熱衷的是向國外轉移財富，城市新出現的「中
產階級」極不穩定且首鼠兩端，政治底色是自由主義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
階級並不像國企工人階級那樣是由體制一手培養起來的，缺乏和體制的深厚感情，甚至
形同陌路。
體制在失去了曾經的階級基礎——國企工人階級——之後喪失了安全感，而這種不安全
感又通過各種方式傳遞到了全社會，這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危機感卻越來越嚴重的
根本原因。
在《暴雪將至》的最後，天空終於開始飄下雪花，余國偉在目睹了曾經作為他生活全部
意義的工廠在「整體爆破」中灰飛煙滅之後，上了一輛公交車，但這輛公交車卻熄火了
——車上並非余國偉一個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他們被時代滯留在原地，自生自滅，聽
任雪災的降臨無處可逃。
國企工人階級的誕生及堙滅，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最大遺產，也是最重要的歷
史教訓，但直到今天，這個教訓並沒有被認真總結，這可能是比國企工人階級堙滅本身
更嚴重的問題。
延伸閱讀：
郭松民觀影筆記之 |《鋼的琴》：工人階級的寓言與荒誕
電影《鋼的琴》被譽為「2011年口碑第一強片」，看來並非溢美之詞，筆者最近出差比
較多，遇到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但凡看過的，都說是好片子，這就不簡單。
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個頗具黑色幽默的場景：
下崗工人陳桂林，組織了一個小樂隊，唱著前蘇聯歌曲《三套車》，為一次葬禮助興。
靈棚就搭在一個發電廠的圍牆外面，背景是兩座巨大的冒著水蒸氣的涼水塔，一望而知
是建於「一五」期間的大型國有企業，靈棚的橫幅上寫著「沉痛悼念母親」。
導演安排這樣一個畫面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曾經有不少下崗工人把國企深情地稱為「國
企媽媽」——
陳桂林們參加的葬禮，其實正是「國企媽媽」的葬禮，國企死了，陳桂林們也就成了孤
兒。
但陳桂林們卻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沒有意識到和國企一起被埋葬的，還有
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反而按照吩咐把曲調從沉痛舒緩的《三套車》，換成了歡快熱
烈的《步步高》。
這的確是夠荒誕的，但也頗為真實地反映了90年代國企改制高峰時，相當一部分工人的
精神狀態：他們被忽悠了，還真的以為國企改革符合他們的「長遠利益」呢。
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國企死了，陳桂林和他的工廠同事們也就只能作鳥獸散，各奔東
西，自謀生路，從頭再來。
好一點的賣唱、殺豬，次一點就變成了黑社會、小偷和賭徒，曾經是統一的、自豪的，
佔據社會舞台中心的「工人階級」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群掙扎在社會邊緣的流氓無產
者，小手工業者等；
他們的命運，更大的可能是向下墜落，只有極個別人，才會由於某種偶然的機緣或特殊
的條件，上升為「中產階級」。
但舞台中心的空白還是要有人來填補的，什麼人呢？「賣假藥的」。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轉型的本質，就是「賣假藥的」取代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
陳桂林風姿綽約的妻子就是跟「賣假藥的」走了，然後她又帶著被金錢支撐起來的自豪
感回來了。這次回來，她不僅把「她們車間所有的女工都請去吃飯」，還要帶走她和陳
桂林的女兒，理由居然是「讓她受到更好的教育」。
影片用一種趙本山式的調侃來講述這個故事，但卻讓人體會到了一種「含淚的微笑」—
—曾經支撐起共和國脊樑的產業工人淪落了，靠坑蒙拐騙發家致富的「賣假藥的」隆重
登場了。
「賣假藥的」雖然在影片中從來沒有真正露面，但他卻給陳桂林製造了一種無法承受的
壓力。透過陳桂林的壓抑與無奈，觀眾能夠清晰地感受「賣假藥的」驕橫與貪婪，他儼
然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他不僅奪去了陳桂林的愛情，甚至還要壟斷
藝術，奪去陳桂林未來的希望——他的女兒。
初看這部影片時，一直有一點不解：陳桂林除了會拉手風琴，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過人
的地方，何以能夠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把淑嫻、王抗美、大劉、胖頭、季哥、快手、
二姐夫，包括當年留學蘇聯，曾經為女工偶像的「汪工」等都動員出來，參與他近乎荒
誕的製造鋼琴的行動呢？
看到後來我就明白了，真正把他們動員出來，正是那個「賣假藥的」，他要奪去陳桂林
們最後的希望，最後的尊嚴，這迫使他們不得不「發出最後的吼聲」，用製造「鋼的琴
」的來進行反抗。
但陳桂林們的悲劇在於，他們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不經意間，他們已經置身於
一個市場-金錢的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陳桂林們所擁有並長期為之自豪的技術、
友誼、愛情……甚至團結等，都變得一錢不值，真正能夠君臨天下的只有金錢。
製造「鋼的琴」行動，根本改變不了這一格局，所以他們的反抗，與其說是一種「反抗
」，不如說是一種毫無希望的「掙扎」。已經和「賣假藥的」鬼混在一起的陳桂林的妻
子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所以她對整個事件都採取了冷眼旁觀，好整以暇的態度，靜待陳
桂林們的失敗。
「鋼的琴」果真造出來了，陳桂林們不愧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工人；但陳桂林們也果真失
敗了，「鋼的琴」的竣工儀式，也是他們的失敗儀式——
當他們開動吊車，在靜穆的氣氛中，把這架沉重、冰冷、寒傖的「鋼的琴」緩緩吊運到
空曠的廠房中央時，「鋼的琴」預設的主人——女兒，已經和妻子一起整裝待發，準備
投奔能夠給她「更好教育」的「賣假藥的」去了。
整個影片中，陳桂林們始終都是處於一種「自發」的而非「自為」的狀態，他們始終沒
有從宏觀上去思考自己的命運，而只是試圖依靠親情、友情、技能和勤勞等來改變自己
的命運。
故事悲涼的結局又似乎在提醒觀眾，如果陳桂林們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妻子與女兒，而不
考慮通過某種整體性的方案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則不僅會失去妻子，還會失去女兒。
故事講到這裡，馬克思的名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也就
呼之欲出了。當然，這個道理可能並非是編導主觀上想告訴我們的，但卻是人物命運的
邏輯和生活的邏輯所決定的。編導只要不故意違反、扭曲這個邏輯，則這樣的結論一定
會自然浮現出來。
試想，除非重建公有制，否則的話，陳桂林們作為一個整體，又如何能夠戰勝「賣假藥
的」，回到舞台的中央呢？
有趣的是，從激進批判的角度看，這部以下崗工人為主角的影片所訴求的對象，卻恰恰
是以「賣假藥的」為代表的市場成功人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城市的中產階級——目
的是要喚起他們的同情，贏得他們的淚水，讓他們做出某些善行來撫慰自己的良心。
影片講述了下崗工人的苦難，但卻用喜劇手法做了柔化處理，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任何
人，這是這部電影能夠贏得幾乎各階層人士「口碑」的一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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