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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潘漢年的百喙莫辯與在劫難逃（中）

作者：量子在於 2018-1-20 23:5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相關人物|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1評論

四

在潘漢年、陳雲奔赴莫斯科途中時，共產國際的政治策略，發生了重大轉變。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號召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強調「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就在於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陣線的工作」。根據這種精神，中國共產黨就應該積極實現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與國民黨建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民陣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順便說一句，王明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會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席團全部成員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這意味著，王明與斯大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同日而語」了，可以「並駕齊驅」了；意味著王明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是世界革命的領導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了。據說，在宣布主席團名單時，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樣，激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這一刻，王明一定體驗到了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幸福。沒錯，這種幸福此前不曾有過，此後也不會再有。不過，當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從天而降時，還是帶著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獲得的榮耀和光環的。他不只是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回到延安，還是以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身份來到延安。這也就解釋了毛澤東為何對其表現得那樣恭敬。國際共運的領袖，這身份令毛澤東不得不表現出某種敬畏。

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時傳達給在國內的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已批准張聞天為中共負責人，也必須儘快讓國內的中央知曉。1935年10月，王明決定潘漢年、張浩兩人回國，傳達這些指示和精神。當然，潘、張兩人必須分頭行動。

在潘漢年離開中央赴蘇聯期間，中共內部又發生了嚴重變故，也即張國燾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中央發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張、周們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合。會合后，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毛澤東們與張國燾發生根本分歧。毛澤東們主張北上，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後來，張國燾終於率紅四方面軍獨立行動，並於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張國燾的氣焰之所以如此囂張，就因為他手中的軍事實力遠勝於毛澤東們。

這時，張聞天雖然名義上是中央負責人，但實際的決策者已不知不覺間成了毛澤東。張國燾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澤東的中央為非法，這對毛澤東來說，當然是極為頭痛的事。毛澤東與「國際派」較量，依靠的是在軍中的威信。「國際派」在軍中幾乎沒有影響，這是他們終於敗給毛澤東的重要原因。但毛澤東卻無法靠軍中的威信戰勝張國燾，因為張國燾統率的紅四方面軍，在人數上數倍於毛澤東指揮的軍隊。正在毛澤東憂心如焚之際，張浩從莫斯科來到了他身邊。

張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產國際工作。這次，王明派其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后，張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張浩到達陝北。張浩是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這使毛澤東心頭一亮，馬上想到了制服張國燾的妙策。秦福銓書中說，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澤東找張浩密談，請求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致電張國燾，說明自己是受共產國際之命回國解決中共內部的分裂問題。但張浩一開始拒絕了毛澤東的請求，因為共產國際根本不知道中共內部的這檔子事，根本不知道張國燾另立了一個中央。1936年1月，毛澤東再次約張浩密談。毛澤東強調，分裂問題必須儘快解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共產國際既然已認可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負責人，那張國燾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沒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產國際不能承認的。共產國際雖然沒有授權張浩解決中共內部的分裂問題，但張浩即便「假傳聖旨」，也並不違背共產國際的「聖意」。應該說，毛澤東這番話，並非全無道理。張浩終於被毛澤東說服，於是連連致電張國燾，聲稱共產國際要求張國燾取消他那個另立的中央，歸順陝北的中央。張國燾不能不買共產國際的賬。沒有共產國際的認可，他那個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軍隊就會被國共兩黨都視作是「匪」。秦福銓書中說：「張浩用共產國際名義發給四方面軍的指示，全是冒名的。這個秘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有毛澤東和張浩兩人知道。」

張浩致電張國燾事，肯定是真的，因為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詳細地說到了此事。當然，說法與秦福銓稍有出入。張國燾說，張浩一到陝北，「立即致電給我」，並且此後「電報源源而來」。據張國燾說，張浩向其詳細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關於分裂問題，張國燾這樣敘述張浩的電報意見：「林育英鑒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複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已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配合起來。」從張國燾回憶看，張浩出面解決分裂問題，確有其事。按張國燾的說法，張浩並未勸其「歸順」陝北，只是說雙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張國燾的這種說法，有些可疑。共產國際既然已經認可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負責人，那就意味著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當然有權力以中央的名義命令張國燾。張浩如果真的提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那倒真是在對抗共產國際的「旨意」，張浩應該不會幹出此等事。再說，這樣的提議，十分滑稽，根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只能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不管張浩致張國燾電報具體說了些什麼，反正張浩在解決張國燾鬧分裂問題上，起了很關鍵的作用，幫了毛澤東的大忙。那麼，理應與張浩同時起程回國的潘漢年呢？

五

當張浩已然到達陝北時，潘漢年還沒有從莫斯科動身。接受王明回國的命令后，潘漢年先到共產國際情報部門學習一種新的密碼編製方法，並默記一套新編密碼，以供回國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絡之用。密碼不能記於紙上，只能牢記在腦中。背熟、默寫、燒毀；背熟、默寫、燒毀，這個過程要反覆進行。一字一碼，都必須釘子一般釘在腦中。做到這一點，便用去了三個來月。正在潘漢年打算啟程時，南京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在蔣介石授意下主動與王明接觸，就國共再次合作的可能進行試探。王明命潘漢年代表中共與鄧文儀晤談。潘、鄧晤談了三次，時間是1936年1月，最後商定於這年七月在南京舉行國共正式會談，國民黨方面將由陳果夫、陳立夫出面。正當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謀求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時，蔣介石主動伸出了橄欖枝，這令王明十分興奮。當然，蔣介石之所以有如此舉動，也一定是因為已知曉了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如果與中共再次攜手，就可能在抗擊日寇中得到蘇聯的援助。而中國的抗日戰爭，多麼需要援助。在王明與鄧文儀的晤談取得初步成果后，王明便催促潘漢年儘快回國，向張聞天彙報與鄧文儀接觸情形，並要張聞天將實現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當作頭等大事。

潘漢年於1936年2月下旬離開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臘，但因希臘發生政治動蕩，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漢年才從陸路到巴黎，再從馬賽乘船，五月中旬才到達香港。到達香港后，潘漢年才獲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陝北。但潘漢年並未立即與陝北聯繫，而是按與鄧文儀約定的方式，向陳立夫發出信息。在陳立夫的安排下，潘漢年順利到了南京。潘漢年到南京時，已是七月下旬。潘漢年本來打算自己代表中共與陳立夫談判。當陳立夫弄明白潘漢年並未與陝北聯繫、是在沒有獲得陝北中央授權的情形下來到南京時，便拒絕與潘漢年見面，只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與潘漢年敷衍了一番，並勸潘漢年儘快到陝北。這樣，潘漢年才有些灰溜溜地離開了南京。

當潘漢年在香港與陳立夫聯繫並試圖在南京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時，陝北的中央在他眼裡彷彿是不存在的。這其實頗有些違背常理。而潘漢年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有王明的命令。陝北的中央是以張聞天為首，張聞天本是王明集團的要員，聽從王明的命令就等於聽從張聞天的命令。在潘漢年看來，在時間很緊急的情況下，執行王明的指示而事先不經張聞天同意，張聞天決不會怪罪。但潘漢年不知道，陝北的中央，名義上以張聞天為首，但實際上已是毛澤東掌門。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的此種行為，說明他眼裡只有王明而沒有他毛澤東，說明潘漢年只認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而不認陝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說明潘漢年仍將王明的話當作「最高指示」。這當然會令毛澤東極其不快。而國民黨方面對中共的實際情形，似乎比潘漢年更清楚。蔣介石、陳立夫知道，與中共的合作，是與陝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與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的合作。沒有陝北中央的同意，沒有陝北中央的授權，潘漢年作為中共代表就沒有實際的合法性。再說，潘漢年試圖代表中共直接與陳立夫談判，也同樣是一種忘乎所以的表現。這兩人在各自黨內的地位根本不對等。「蔣家的天下陳家的黨」。陳立夫是國民黨的實際掌管者，而潘漢年只是中共黨內的一個情報專家，一個信使。陳立夫派一個鐵道部次長與潘漢年相見，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漢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後來，國共正式談判開始，潘漢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權下先期與陳立夫接觸，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漢年到了陝北保安。他向張聞天彙報了種種應該彙報的事情。但他並沒有單獨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當然不會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漢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舉。秦福銓書中說：「但潘漢年在向張聞天彙報中，回答張聞天的詢問時，說他對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感到懷疑。毛得知后，對潘的『直率』很不滿，對潘的遲到，尤其是對潘漢年途經香港時，沒有明顯的理由滯留二個月，更是不以為然。」嚴格說來，張浩與潘漢年一樣，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張浩是共產國際的信使，潘漢年是王明的信使。當張浩在毛澤東的慫恿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致電張國燾時，當然是一種「僭越」。潘漢年對此質疑，張浩會感到難堪，而毛澤東則一定很惱怒。

潘漢年到達保安后，中共中央便將與國民黨談判一事提上議事日程。秦福銓書中說，在決定派誰先期與陳立夫接觸一事上，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有過爭議。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都主張派潘漢年，而毛澤東則表示反對。秦福銓寫道：

當天休會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裡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后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裡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毛還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這讓我們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時候，毛澤東就對潘漢年下過「不可信用」的斷語。1955年4月在北京，不過是重複十九年前在保安說過的話而已。當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澤東還沒有能力下達「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指令，如果能夠，潘漢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審查了。

爭議的結果，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意見佔了上風，還是決定派潘漢年先期與陳立夫會談。這說明，在1936年的時候，雖然毛澤東已是中共實際的核心，但還沒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後的「整風」或許就沒有必要了。

1936年9月下旬，潘漢年離開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銓告訴我們，臨行前博古約潘漢年密談。我們記得，當遵義會議后潘漢年啟程赴蘇聯前，博古與潘漢年有過一次深談。那一次，博古把遵義會議的詳情、把黨內鬥爭的最隱秘的細節，都對潘漢年和盤托出了。從那時到現在，一年半的時間過去了。黨內又有過幾番驚心動魄的權力鬥爭，中共甚至幾近分裂。博古此番約潘漢年談話，首先就是要把這期間黨內鬥爭的詳情以及現在中央的權力格局，向潘漢年說明。不過，博古這次向潘漢年交底，與上次性質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漢年詳細介紹最高層的鬥爭內幕，還可以理解為是通過潘漢年傳達給王明和共產國際，因此也不能說是違反組織原則。但這一次，博古向潘漢年透露高層機密，卻純粹是出於私人友情，是為了讓潘漢年知道在黨內應該怎樣立身處世。從這也一點也可看出，博古與潘漢年，的確交情非淺。

六

在這次密談中，博古也對潘漢年有所批評。秦福銓說，博古首先指出潘漢年不該比張浩晚九個月才到陝北。張浩一到陝北，就問潘漢年是否到達。毛澤東等人才知潘漢年也要回來。他們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漢年仍杳無音信。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密碼，裝在潘漢年腦子裡。潘漢年的腦袋不出現在陝北，中央與共產國際就聯繫不上。這期間，急不可耐的毛澤東只得又派鄧發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所以，博古對潘漢年說：「你說毛能不生氣嗎？」

潘漢年到陝北保安后，言必稱王明，這也被博古認為不妥和失策。當潘漢年向張聞天彙報時，口口聲聲把與國民黨的合作說成是王明下達的指令，這令毛澤東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抑或僅僅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凌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機構抑或僅僅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這時期，毛澤東開始強調：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只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而王明僅僅是一個派出機構的領導人；中共中央有權撤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成員。一年多之後，王明到達延安。

博古還向潘漢年介紹了這一年半的時間裡，毛澤東怎樣在周恩來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鳴」的方式獲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譽，從而在軍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權威性。張國燾鬧分裂的內情，博古也對潘漢年做了說明。據秦福銓說，博古如此告誡潘漢年：「你這次身負重任前往白區和陳果夫談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恩來，批准后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裡，不論遇到什麼情況，見到什麼人，寫文章談話……一概不要談到我。毛澤東生性好疑，最近他對周恩來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博古之所以告誡潘漢年凡事要向周恩來請示、不要擅自行動，當然是針對潘漢年擅自往南京、試圖以中共代表身份與陳氏兄弟會談而言。如果考慮到1943年潘漢年在南京擅自與汪精衛會晤，就該認為博古的這番告誡是十分寶貴的。博古於1946年4月死於飛機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漢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張而禍從天降，會痛惜不已吧。

博古要潘漢年從此與自己少來往，用今天的話說，要潘漢年與自己進行「切割」，確實是出於對潘漢年的愛護，不願看到潘漢年的政治命運受自己連累。秦福銓說：「1936年9月24日，潘漢年離開陝北前往南京。以後博古和潘漢年之間，除了公務，再沒有私交了。

可以想見，潘漢年是懷著很沉重的心情離開陝北的。以後，隨著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擊日益沉重，潘漢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時候，潘漢年就已經知道毛澤東對自己很沒有好感、很不信任，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時毛澤東已經是黨內核心人物，潘漢年的心頭不可能不有著一片陰影。此後，毛澤東的權勢越來越大，並最終成神成聖，而潘漢年心頭的陰影當然也越來越濃重。潘漢年的頭上，一直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帶著沉重的心情、帶著心頭的陰影，潘漢年參加了國共和談。國共再度「合作」后，潘漢年又回到了情報戰線。1939年，潘漢年重返上海，從事情報工作。當年在上海，潘漢年的情報工作是以國民黨為對象。如今，上海已為日軍和汪偽控制，潘漢年的使命則是獲取日偽情報。此時的上海，日本人和汪偽都建立了情報機關。日本人的「梅機關」和汪偽的「76號」，都臭名昭著。「梅機關」實際上是日本在中國的情報基地，其創辦者和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是日本在華的特務頭領。除「梅機關」外，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也建立了一個情報機構，由先任副領事後任領事的岩井英一負責。汪偽的「76號」，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聞之色變的魔窟。潘漢年在上海，與日本特務頭子岩井英一、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聯繫，甚至當面接觸，甚至與影佐禎昭也見過面。潘漢年與日偽特務接觸，是想獲取情報。要從日偽特務手裡得到情報，就必須用他們所需要的情報交換。潘漢年這時期與日偽特務的情報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騏所著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這樣敘述潘漢年與日本特務的交易：「數日之後，岩井英一就約請潘漢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館見面……席間，岩井向潘漢年詢問了一些香港和重慶以及整個大後方的情況。潘漢年適度地講了一些香港和內地的概況，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派的情況，還講了一些蘇聯、美國和英國與蔣介石政府的關係。等等。岩井對這些情況顯然很感興趣。雖然其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機密信息，而大多屬於新聞背景資料和時事觀察分析，但潘漢年的侃侃而談和獨到的評述，還是令岩井聽得津津有味。」按這位作者的說法，潘漢年是在用沒有價值的信息從日本特務那裡騙取有價值的情報，這恐怕有點說不過去。日本人的「特務水平」之高、間諜技術之強，是世界公認的。中國現代傑出的軍事學家蔣百里，堪稱日本通，他曾說過，日本男人最適合當特務、日本女人最適合當護士。岩井英一是一個特務機關的首領，他的上司是影佐禎昭。他們怎麼可能輕易被騙。如果潘漢年的確從他們那裡得到了有價值的情報，他們也一定從潘漢年那裡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日本人不可能做虧本生意。

潘漢年在上海與岩井等日本特務來往時，雖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實身份，日本人其實是很清楚的。尹騏寫道：「岩井這個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經從袁殊的報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實身份就是中共要員潘漢年，何以又會答應讓袁、潘合作共同開展情報工作，並且一直不點破潘的真實身份，而且裝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樣子，放手讓袁、潘去從事情報活動呢？這正是岩井這個職業情報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員的區別。」岩井能識破潘漢年的偽裝，說明確非等閑之輩。潘漢年連自己的真實身份都瞞不了岩井，能用沒有價值的情報哄岩井嗎？

關於潘漢年與岩井等日本特務來往的情況，尹騏書中還有這樣一些敘述：「以後每半月要交給小泉清一的情報，在潘漢年的指導下……負責編寫，內容以大後方情況為主，包括國共合作情況，美、英、蘇在香港和重慶的活動情況，等等。不用說，這類情況的編寫必須仔細斟酌，不能太有價值，也不能沒有價值。」「他（岩井英一）當然會想到潘漢年這位中共情報官員會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館』獵取日、汪方面的情報。但他更重視潘漢年所能為他提供的有關中國內地以及重慶政府和蘇、美等大國關係的情報。」「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試探和商討，潘漢年通過袁殊和日本情報機構『岩井公館』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間便建立了這樣一種特殊的關係：袁殊不斷從『岩井公館』搜集情況供給在香港的中共情報機構；潘漢年則以胡越明的名義在香港定期為『岩井公館』提供情報。互相利用，各取所需，這正是情報戰場一種特殊的政治遊戲和智慧角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