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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如晦書旗族——也談儒丐小說《北京》

作者：量子在於 2017-11-3 22:5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相關人物|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風雨如晦書旗族——也談儒丐小說《北京》 by 關紀新

［摘要］儒丐的長篇小說《北京》，是迄今能讀到的用中文書寫的、最為真切詳備地收錄有民國伊始京師旗族命運場景的記實之作。他是北京土著滿人，民族情感濃烈，雖有留學經歷和較高學養，卻只是一介布衣，與被迫湧入貧民行列的旗族下層休戚與共，因此才做得到鍥而不捨地跟蹤尋訪蹈入厄運的同胞生活真相。體察作者寫作品時的民族心理，是不無意義的。以《北京》為文本，能夠窺見滿民族在民國初年遭逢大變遷之際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體會出滿民族在命運傾覆時刻展示的某些內質。

我國現代學術語境下的滿族文學研究，原本起步就晚。[①]而於浩繁的史料整理中注意到現代小說家穆儒丐其人，則更嫌晚了些。1988年底我在日本訪問，到京都大學座談滿族文學與老舍，在座研究生村田裕子問及中國是否有研究滿族作家穆儒丐者，我據實相告：這位作家還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村田小姐那時已做完一種關於穆儒丐的論文[②]，並隨即持贈。回國后，我將此訊息奉告業師張菊玲先生。對滿族文學暨小說史造詣很深的張先生，後來亦對穆氏予以較多關注。2003年，她在「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國際會議上發表《香山健銳營與京城八大胡同——穆儒丐筆下清代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論文[③]，引起較大反響，即是這一關注的結果。近日，年輕學友劉大先君又以刊載他讀穆儒丐作品論文的雜誌[④]見贈。看來，研討穆儒丐的勢頭有望日益明朗和深入。

穆氏一生著作有多種，包括長篇小說、外國文學譯著、戲劇史、文藝評論、雜文等。[⑤]不過我最重視的，還是長篇小說《北京》[⑥]。這部作品我在幾年前讀過，日內又細讀了第二遍，依然體味良多。

辛亥鼎革，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堪稱極具意義的大事件。不過作為封建時代的最終朝代——清朝，其主政者出自少數民族，這卻帶點偶然性。而正是這點偶然性，不但對辛亥的歷史發生了作用，也從另一個角度對後來的滿族產生了後果。在辛亥前後被稱作「旗族」的滿族[⑦]，在清室遜位民國問世后，其族眾非但未因掙脫八旗制度獲得人身自由使生存有所改觀，反而更跌進了痛苦的深淵。盲目「排滿」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持續充斥於世間，曾為中華髮展壯大做過重要奉獻的滿民族則由此承受起長久的罵名。他們在世代從戎缺乏生計訓練的情況下被突然斷絕糧餉，在屈辱中謀生的餘地便變得極其逼仄與暗淡。「誰願意瞪著眼挨餓呢！可是，誰要咱們旗人呢！」[⑧]——滿族現代作家老舍在其名劇《茶館》中借旗人松二爺之口所做的如是慨嘆，正是眾多下層旗人身處民國社會難言的傷痛。[⑨]然而，辛亥易幟之始作為全國旗族首要聚居地的京師，滿人們的處境究竟怎樣，親眼目擊者留下來的記載異常匱乏。這是不難想象的，民國初年社會變化極其劇烈，主流輿論又普遍認為滿族的敗落乃是歷史報應，該社會群體此後的際遇遭逢，也就不勞過問了。[⑩]

儒丐所創《北京》小說的首要價值或許恰在此處。他在緊隨辛亥的民國元年至民國五年，當過京城裡的報社記者。他是北京土著滿人，民族情感濃烈，雖有留學東瀛的經歷和較高學養，卻只是一介布衣，與被迫湧入貧民行列的大量旗族下層人物聲氣相通休戚與共，因此才做得到鍥而不捨地跟蹤尋訪蹈入厄運的同胞生活真相。後來，他幾乎難以繼續忍受面前一幕幕現實慘劇造成的心理觳觫，雖仍置身報界，卻將個人身份由記者移位為作家，「想用小說的體裁，把他於此五年中所見所聞，和心裡所感想的事，詳細地寫出來。」[11]《北京》作品由是而產生。這部小說確是我們迄今能讀到的用中文書寫的、最為真切詳備地收錄有民國伊始京師旗族命運場景的記實之作。

這部作品帶有作者親歷性質。小說主人公青年伯雍（姓寧名和字伯雍），是北京香山健銳營旗兵之後，為了養家糊口，民國初年進城作了京師報館的記者。他穿梭走動於城區各階層，對包括政界、教育界、戲劇界、實業界、「慈善」界的種種齷齪不堪都有親歷親見，對報館左近南城八大胡同等處彼時大量逼旗人少女為娼的醜陋現實，也有深刻觀察。如果說作者對其他社會界別的揭露還帶有泛泛指斥社會黑暗的意向，那麼，寫到八大胡同（也包括更其可怖的「三、四等下處」）的諸多筆墨，則委實包蘊著控訴兇殘世道對於旗族貧寒民眾苦苦戕害的所指。從書中可以看到，當敘述到與故事相關的一些其他人物，如歆仁、鳳兮、子久、白牡丹、龐師傅、荀鳳鳴、朱科長、柳墨林、鄧二奶奶、馮元甫、教養院長、田氏、青山和尚（禇維宗）等人，作者並無心提及他們的民族身份，而一旦描寫那些社會最底層嚴重地被侮辱和被損害者，卻總要或直接或間接地點出這些人的旗族身份。

看看被迫從事「賤業」的桂花與秀卿吧。對少女桂花入八大胡同，有一番詳細描寫。「桂花母親嫁的倒是一個旗下當差的……革命以後，桂花的父親死了」，在孤女寡母無以度日之時，便有黃氏上門來力主把桂花送進「窯子」。她對桂花母親說：「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麼時候，如今是民國了，你別想碴蹦硬正的當你那份窮旗人了！如今是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外頭的事，你知道什麼，現在八大胡同，了不得了，熱鬧的擠也擠不動！」

桂花的娘說：「咱們究竟是皇上家的世仆，當差根本人家。雖然受窮，廉恥不可不顧。」黃氏見說，把臉一沉，透著有點生氣，咬一咬牙，指了桂花的娘一下，說：「你呀你呀，可要把我嘔死！我問你，鍋里能煮廉恥嗎，身上能穿廉恥嗎？什麼都是假的，餓是真的。如今沒有別的法子，先得治餓……別想再當旗人了！」[12]

就這樣，桂花成了一名雛妓。至於作為小說女主角來寫的另一名妓女，秀卿，作者則是先大量講述她的故事，刻畫了她為養活母親幼弟身陷風塵卻心存高潔的品性，直到她病危臨終前，伯雍去探望她，才向讀者交待了她家中的老母親「是旗下裝扮」。回過頭來，讀者自會從秀卿那較桂花更具旗人女子性格同時也更具悲劇色彩的經歷裡面，覺察出儒丐期望用不同筆墨完成對民國甫肇之際社會對旗族下層倍加蹂躪情景狀寫的苦心。

與主要通過秀卿、桂花等青樓女子身世的反映相輔相成的書寫，還有若干。小說開篇，講述伯雍由西山乘洋車進城的一件小事：「此時伯雍在車上問那車夫道：『你姓什麼？』車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個固賽尼亞拉瑪[13]？』車夫說：『可不是！現在咱們不行了。我叫德三，當初在善撲營里吃一份餉，摔了幾年跤。新街口一帶，誰不知道跛腳德三？……如今只落得拉車了，慚愧得很！』伯雍說：『你家裡都有什麼人？』德三說：『有母親，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掙錢。我今年四十多了，賣苦力氣養活他們。』伯雍說：『以汗賺錢，是世界頭等好漢，有什麼可恥，掙錢孝母，養活妻子，自要不辱沒家門，什麼職業都可以作。從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說：『還敢想從前？想起從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們一個當小兵的，無責可負。』」男人拉車或者當街頭巡警，女人賣身，這是當時凄慘莫名的京城旗族困苦家庭最常見的謀生方式。[14]小說中對男人拉車的艱難只是一帶而過，而對於八大胡同乃至「三、四等下處」人間魔窟的真切刻繪，卻是一個主要著力點，也就不免叫人格外痛徹。

一則較多被人引述的資料，來自於民國年間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輯《社會學界》上面題為《北平一千二百貧戶之研究》的文章：「平內暗娼頗多，東北城一帶尤甚。且操斯業者，類皆青年貌美，態度大方，其營業情形，約分二種，有以酬謝商行經理及青年浪子者，有供普通人士尋樂者。此項人口，以滿族為多。至於四鄰僻處，竟有以雛妓幼女，供人作泄機械，藉求些微之收入。」

另據現已譯介過來的有限的民國初期西方社會學家撰寫的西文資料證實：

不必去觀看新聞欄目，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到出身高貴的滿人在拉洋車，他們的婦女被人雇為女傭，最悲慘的是，他們的姑娘過著不名譽的生活，其目的只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眾所周知，北平城裡至少有七千妓女，其中大部分是滿族人。人們也知道，滿族人家的婦女們化裝或者蒙上頭在夜裡拉洋車。幾乎每周都有人自殺，不是上吊就是投河。當地報紙上充斥著這樣的新聞。

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有一百二十萬，其中三分之一是滿人，現在這四十萬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計，也只有很少人能夠體面地謀生。……在北平的九千名警察中，至少有六千名是滿人。……然而窮旗人的最流行的職業是拉洋車，這個城市裡有三萬輛洋車，每輛洋車兩個人拉（一個白天拉，一個晚上拉），因此有六千洋車夫，但這賣苦力的活不能再養活第三個人。……許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輕的姑娘在妓院里賣身。天壇附近的天橋大多數的女藝人、說書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滿人。[15]

以上所引中西不同文獻中這些怵目驚心的文字，敘述事實均與《北京》描繪吻合，它們互為佐證。這其中，又屬小說《北京》的描摹最直接，最鮮活，也最令人不堪卒讀。

《北京》第九章還記下了這麼一件閃現於「首善之區」街頭的事：幾個悍漢威逼辱罵一位衣衫襤褸的老者，要挾老者必得立時償還他們的高利貸，那詈語竟是：「你別不言語呀，你當初借錢時說什麼來著，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箇裝起孫子來了！今天有錢還則罷了，如若沒錢，我碎了你這老忘八蛋造的！你當是還在前清呢，大錢糧大米吃著，如今你們旗人不行了！還敢抬眼皮嗎？你看你這賴樣子，罵著都不出一口氣！」旗人們在這般隨時隨處的擠兌辱罵聲中，可想而知，心裡的傷痛會更甚於肉體所受的折磨。

儒丐在寫《北京》之前，已經較多接觸到了外國現代文學，對於狄更斯、托爾斯泰等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家的寫作風格體驗尤深。他的作品沒有低級趣味和自然主義的描寫，卻充盈著對大批落難同胞的同情和憂慮，充盈著不肯向邪惡世道低頭讓步的氣概與精神。對這一點，我們是應當承認和肯定的。

從已有資料可以知道，清末時候，儒丐擁護君主立憲，曾在留學日本期間與恆鈞、烏澤聲、佩華、隆福、榮陲等資產階級改良派，共同辦過宣傳其政治改良主張的輿論刊物《大同報》[16]。《北京》中講到，「伯雍為人，並不是不喜改革，不過他所持的主張，是和平穩健的。他視改革人心、增長國民道德，比胡亂革命要緊的多。所以革命軍一起，他就很抱悲觀。他以為今後的政局不但沒個好結果，人的行為心術，從此更加墮落了。」這番話正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可是，後來革命畢竟爆發了。他同眾多旗人一樣，深知「大清朝未必好」，也明白歷史是不可以開倒車的；但是，卻對民國一降臨便給旗族廣眾帶來莫大悲苦，報以深深的無奈和不滿。

儒丐寫作及發表這部作品，都是在民國的大環境下，他想控訴非正義的社會對旗族貧民的冷酷無情，文筆卻是有所節制和收斂的。他沒有把批判矛頭指向民國這個國家新政體，而是把滿腔忿懣，發泄到對於滿口「自由、民主」詞藻，滿腹男盜女娼勾當的政治投機家和暴發戶的揭露上。這種揭露所構成的批判鋒芒銳利潑辣，俯拾皆是。

你們不知道，我們這班子外號叫「議員俱樂部」嗎？他們來到這裡，無論是山南海北的人，我沒聽他們說過一句仁義道德為國為民的話，大概「收買」、「陰謀」、「利用」、「條件」這樣的話，老也沒離開過他們的嘴。

北京的社會，也不許貧民清清白白的活著。非逼得你一點廉恥沒有了，不能有飯吃。秀卿生在這樣的社會裡，已是不幸極了，她不下窯子，哪裡還有掙飯吃的道兒呢！……她說我到窯子里了，我失了貞節了，你們一個一個的跟我瞎獻殷勤作什麼！錢也捨得花了，衣服首飾也捨得作了，甚至幾千幾萬的要往出接吧。當我母子走到火坑邊上，失足欲墜的時候，社會上怎沒一個人援一援手呢！

這兩段話，一出自秀卿的嘲笑，一出自伯雍的憤慨，針對的都是權勢者的虛假偽善。伯雍們，或者說儒丐們，是剛走脫八旗制度羈絆卻又深陷到饑寒無告處境的下層旗族的代言人，社會位置限制了他們的思索，總想用「人心不古」來解釋社會的醜陋和罪惡，一時還看不清社會弊端的總根源是什麼，也就不可能找到徹底剷除此等社會弊端的濟世良方。他們的悲哀因而也是註定了的。當然，今天的我們較多地再去品評將近一百年前的作者，為什麼存有他們的思想局限性，便有點不近情理，恐怕也沒有太多的必要。也許我們用心去體察作者儒丐當初寫作品時的民族心理（也可以將其稱為「民族局限性」吧），則是不無意義的。世界上的現存文學差不多都是有其民族屬性的，所有具有民族心史性質的作品，都是值得我們後來者留意與尊重的。

滿洲，是個遲至晚近的17世紀才現身於中國政治舞台的民族。「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身處封建末世，滿人在不到300年的時間裡，達到過迅猛十分的爆發和令人眩目的輝煌，也有過無可奈何的潦倒乃至於一塌糊塗的敗北，正所謂「興也勃焉，敗也忽焉」。本來，從歷史學、民族學和文化學的角度，滿洲作為剛剛息影於人們視野的歷史民族[17]，是有太多的教訓可供近距離地觀察和發掘，學界卻往往不很用心，他們總是輕率地以「野蠻民族的強行進入勢必遭受文化先進民族的報應」這樣的粗略解釋，一言蔽之。

「誰教趕上這國破家亡的末運呢！」[18]這是小說人物在作品里一句沉悶的嘆息。《北京》提供了一個如此難得的文本，我們姑且以它為標本，來剖析一下這個敗得一塌糊塗的民族在落敗當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抑或可深一層體會到滿民族在傾覆時刻展示的某些內質。

他們在運交華蓋、四散求生的日子裡，一個突出的感受是自尊心受到了莫大傷害。滿族人從來就極講究為人的尊嚴和體面，加之清朝奉行「首崇滿洲」的政策，曾教滿人高人一截，即便是下層旗兵受著「八旗生計」[19]困苦的煎熬，在世人面前也總要首先顧全民族的榮譽感，堅持昂起頭來做人。可是一旦走進民國初年的噩運，他們的尊嚴跟體面卻面臨重創，像德三那樣的昔日摜跤能手拉了洋車已經感到無顏見人，如秀卿似的清白女子被逼無奈去八大胡同賣笑度日，其感受的人生恥辱就更是無以復加。當讀到秀卿以一襲傲骨迎擊濁世欺凌卻至死不悔，我一時竟然聯想到了黛玉、晴雯的結局，雖然這種聯想多少有點兒牽強，每一位心存良知的讀者卻不可能不為旗人女兒這份用生命澆鑄的人格自尊和剛烈稟賦而動容。古往今來的滿族人最重自尊，這在世間幾成定評。建立在人生「縟節虛禮兒」上頭的面子觀固然沒有價值；而人生在世講求道德操守為基礎的自尊自愛，則正是高尚人格的外化，靈魂卑微者是沒法體會的。滿族傳統文化當中，很把倫理道德放在醒目位置上，他們推崇淳樸與正直，標榜忠誠和利他，活得「要強」、「有骨氣」常被視為人生第一追求，最叫人們瞧不上的則是「一肚子壞水」或者「假模假式」的人。了解到滿族這種價值觀念，再看秀卿以性命來護持自我尊嚴的選擇，就容易理解了。秀卿如是，書中與她精神上引為同調的男主人公伯雍亦如是，靠他的聰明、才份與學歷，在社會上混出個模樣本不難，可他反倒一再拒絕仕途和富貴的誘惑，以一個無權無勢的窮書生身份，執著於走正路，行義事，力挽苦命同胞於水火。

秀卿死後，為安置其母親和弟弟，伯雍四處奔走，引出了另一個旗人貧寒家庭的故事。旗族青年從權，先前做小買賣，卻養不活一家老小，於是離京投身「革命軍」，槍林彈雨地打了些仗，「革命」告成，「新興起來的闊人多了」，他還是行伍中的一般「兄弟」，便有些灰心，於是學著用攢下的幾個錢買下幾名南地女子帶回北京，送她們進窯子為自己掙錢，以此養活家人。伯雍注意到他畢竟是個良心未泯的漢子，便開導他放棄「黑暗」的營生。其實，從權自從幹上這「有傷陰騭」的事情，便陷入了揮之不去的心理矛盾，只能靠抱怨社會來解心痛：「就拿我說，也是堂堂一個漢子，除了當兵，或者跑到口外去當鬍子，彷彿世界上沒有我的事作。但是我母親寡婦失業的，我兄弟尚小，我若不管他們，一點活路也沒有了。所以我不當兵了，也不敢去當鬍子，怕是哪一天死了，叫我老母幼弟失所。一抹臉，把羞恥沒有了，拿人家皮肉，養活我的老小。論理這不是大丈夫所作的事情，可是在民國卻講不得了。我見了許多沒有道德的大官，和上流社會的人，我覺得我所作的事情，比起他們所作的，似乎勝強百倍！比如我將來應當下地獄，我以為我的罪過，也許不至於上刀山下油鍋。」伯雍針對他的心理和處境，一面說服他：「我們無論作什麼事，總要存著一點道德心」，「指著娼妓吃飯，指著人肉發財，那是社會之蠹，人類的蟊賊！……那恥辱大了，便是以後發了大財，五輩以後的兒孫，也洗不掉這污點。」一面也耐心地幫他設計日後可行的謀生方式。

伯雍把話說完，再看那從權時，已然淚眼滂沱，哭起來了。半天，才抽涕著說：「先生，我聽了您的話，愧的我無地自容了！……我們一定不能這樣齷齪了，您今天……由地獄里把我拔出來。」

伯雍力挽苦同胞於水火，不只限於考慮他們的凍餒衣食，也同樣關切他們在大事變臨頭時的心理異化，他希望同胞當中尚存倫理意識者能復歸民族道德文化的軌道，這也體現滿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哪怕是天塌地陷人心失控之際，都不願放棄作為人的道德操守及自尊形象的民族傳統。勸善，是在許多滿族作家筆下都能讀到的一個主題[20]，在此處又一次不期而遇。讀者看到，已經失足陷入道德泥淖的從權，之所以還能在伯雍的勸說下幡然自拔，其心理基礎不是別的，還是滿人那份與生俱來的羞恥感和榮辱觀。這份羞恥感與榮辱觀雖然也許會被局外人嘲笑得一錢不值，滿人自己卻要把它當成傳家寶一樣地珍藏。想一想，在我們的社會其價值規範每逢大舉翻覆之際，倫理意識常會被貶得輕如鴻毛，而不待塵埃落定，作為一種支撐社會的起碼的人文需求，又總會聽到對傳統的美德與人性的急切呼喚。這幾乎成了一個定律。

小說還寫到，當此旗族最悲哀關頭，滿族知識分子並非只伯雍一人在為苦同胞們奔忙，西山腳下，德高望重的萬松野人夫婦也在籌措主要為救護旗族貧寒少女的慈善機構。他們的機構迥別於伯雍見過的官辦的監獄般的「教養院」，創辦人是把全部心血跟愛心都傾注進去了。了解相關歷史的人會知道，萬松野人者，就是近代史上的北京滿族文化名人英華[21]，他早年加入天主教，具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創辦《大公報》，積極鼓吹推翻清廷的革命；他一生不入仕途，還曾與友人合作創辦輔仁大學；又與妻子淑仲（愛新覺羅氏）女士一起，在香山靜宜園廢墟上創建了「靜宜女子學校」，該校「學生大多是香山附近的八旗閨秀」[22]；後來他還參與了「香山慈幼院」的創辦。《北京》中間，伯雍安置秀卿遺屬處處碰壁，正是在叩響了萬松野人創辦的慈善學校的大門后，才如願以償。儒丐在作品中對這位旗族長輩多有褒揚，不單看得出他與這位參與過辛亥革命輿論宣傳的名人之間毫無芥蒂，更說明在民族意識很強的儒丐眼裡，要攜力扶助貧苦同胞度過難關，也只有萬松野人這樣的本民族優秀知識分子最可依靠。這恐怕又是他的民族心理使然。

《北京》當中凸顯作者民族心理的地方還有不少。例如，旗人愛北京戀北京深為北京城遭受兵燹摧殘而扼腕的京師土著意識，在寫到西四牌樓遭焚毀、健銳營古迹被破壞等情節時，都抒發得相當激昂。有時，其文學書寫也頗藏幾分機巧，像寫到青山大和尚從寺院里跑出來騙色的情節，不單通過一個出家多年的人喬裝外出，謊稱政府職員招搖於市娶妻安家，來印證邪年頭裡何等怪事都會浮現，還點明這個和尚做壞事的「適逢其時」：「在前清時代，人人頭上有條髮辮，僧俗還辨得出來……民國以後，強制剪髮，遍街都是禿頭，這青山便奇想天開……」此種描寫或許是有其事實依據的，卻又委實帶有幾分時政寓言的意味，顯露出的是作者出於特定民族心理而對現實的揶揄。稍加捉摸，連出家多年的大和尚都能公然踐踏佛法與教規，做出最教世間驚詫的事情，整個社會的道德失范程度便毋庸追問了。

小說《北京》就其藝術水準來看，還談不上是上乘之作。它問世於中國現代文學草創階段的1923年，無疑是現代文壇上最早出現的長篇創作之一，我們對它在藝術上的某些雜沓粗礪不難諒解。假如從滿族文學歷時性衍變的角度放眼，除了作品明確反映了滿民族在辛亥過後真切狀況及其心理走向，從而為該民族留存下來特殊且有價值的文學「備忘錄」之外，小說所涉及的對滿人習俗場景的狀寫[23]，作品敘述語言和人物言談的京腔京韻[24]，等等，也都一脈相承、絲絲入扣地展示著清代直到現當代滿族文學的品位和風采。以往，滿族文學史的研究者曾經感覺，從清季之雪芹、文康、石玉昆等，一躍而至20世紀20年代後期已降的老舍、王度廬、趙大年、葉廣芩……其間好像總是有幾節歷史的「缺環」在那裡隱藏著。自打儒丐以及松友梅、冷佛、劍膽等清末民初諸家被重新陸續發掘，這個民族所固有的文學史的脈絡長鏈，也就比較地完整起來了。

滿族小說家儒丐，大約是過度地感傷和失望於世居之地北京城的嚴重異化[25]，民國五年即1916年，離開北京前去瀋陽，在那裡比較有名的《盛京時報》，擔任該報藝文欄目《神皋雜俎》的主編，其後約有20年時間，一直在東北地區從事文學及報業活動，為東北現代文學的開拓做出了自己的奉獻。不過，他所長期供職的《盛京時報》是一家有日系背景的報紙，儒丐本人又因後來所著長篇小說《福昭創業記》[26]曾獲偽「滿洲國」的「民生部大臣文學賞」，而與偽滿傀儡政權產生了摘不清的疑問，這位文學家的「政治歷史」因而釀就嚴重嫌疑。但有一點似乎又是可以認定的，儒丐其人並未在偽「滿洲國」垮台後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被作為「漢奸」懲處。20世紀40年代後期直至他辭世之間的相關資料迄感缺乏，當下已獲得的較重要的資料，來自《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27]一書：

寧裕之，原名穆六田，滿族，北京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曾任北京《國華報》文藝編輯、瀋陽法政專門學校講師、北京市政府秘書、瀋陽《盛京時報》文藝編輯等。擅長寫作，精通日文。著有《福昭創業記》、《哀史》、《春琴鈔》等。1953年被聘為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1961年2月15日逝世。

儒丐晚年是在新中國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下面度過的，他能免於這些運動的輪番衝擊，至少可以證實他還不曾有過「漢奸」行為，也沒有被定性成什麼「份子」。這在我們討論儒丐及其創作的時候，不能不關心。
當然，即便他後來被定成了什麼也罷，我們對他所寫的《北京》等作品，其實也還是該當從作品的文本出發，去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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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雖然清初即有中原詩壇領袖王士禎因滿洲詩人鄂貌圖的出現而提出「滿洲文學」概念，且有清一代出現過諸多對滿人創作探討的記載，中國境內的滿族文學研究卻在20世紀大半段時間裡完全被擱置。以至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界重新提出研究「滿族文學」的任務，竟有人茫然發問：「滿族文學」存在過么？
[②] 這篇論文後來經過作者長井裕子（即村田裕子）修改加工，由莎日娜譯成中文，以《滿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學生涯》為題，發表在《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此論文收進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
[④] 劉大先：《遺民情懷下的蕭騷侘傺》，《文化中國》（華文版學術期刊，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辦，全球公開發行），2006年第4期。
[⑤] 上面提到的幾篇論文中均有介紹，恕不贅述。
[⑥] 瀋陽《盛京時報》（此報當下尚可找到）1923年2月28日至9月20日，在其文藝副刊「神皋雜俎」上連載，署名「儒丐」。後來據說出版過這部小說的單行本，已難尋得。
[⑦] 嚴格說來「旗族」與「滿族」是有差異的。前者指的是清代八旗制度下面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的全部旗人。但是清代又有「單問旗民不問滿漢」之習，故「滿洲族」並不常用，而「旗族」或者「旗人」倒是對他們的慣用稱謂。至辛亥過後，蒙古旗人、漢軍旗人多因時政之故轉換民族成分，滿族成了惟一向旗族歷史負責的群體。
[⑧] 老舍：《茶館》，《老舍文集》第11卷，第38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⑨] 老舍一直關切旗族下層同胞命運並做過大量描寫，只是被迫長期隱去這類寫作的民族標記（關於這一點，請參閱兩種拙作——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老舍評傳》或《滿族研究》2006年第3期上的《老舍民族心理芻說》）。另外辛亥年老舍尚屬學童，亦不可能對這場歷史變遷引發的民族現實做出即時觀察和反映。
[⑩] 與此情形有所不同的是，當時居留北京的一些西方國家的社會學者以及記者，在他們的著述中對民國初年的北京旗族遭遇有過如實記錄。但是這些作品均以英、法等文字寫就，長期沉睡在哪些國家的檔案館中，較難被中國的研究者發現。我們看到，法國漢學家保爾·巴迪卓有成績的老舍研究，即較多地藉助了這類史料。
[11] 儒丐：《北京》，第十五章。
[12] 儒丐：《北京》，第二章。
[13] 固賽尼亞拉瑪，滿語「旗人」之意。此處伯雍口中一吐這個滿語詞，對方馬上會意他也是旗人，於是回答「現在咱們不行了」，彼此親近起來。——引者注。
[14] 日後的老舍，通過他的《駱駝祥子》、《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等作品，反覆記錄了這種悲苦的情景。
[15] 以上對兩種西方文獻資料的引用，均轉摘自［法］保爾·巴迪著、吳永平編譯《小說家老舍》（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請參見該書第302－303頁。
[16] 《大同報》1907年6月29 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創刊，東京大同報社編印，北京大同報社發行。共出七期。其主要撰稿人有恆鈞、烏澤聲、穆都哩、佩華、隆福和榮陲等。。編輯所和事務所設在日本東京，發行所在北京公益報館內。該報宗旨為：「一、主張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二、主張開國會以建設責任政府；三、主張滿漢人民平等；四、主張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穆都哩，是儒丐旅日讀書期間所用名字，而他的本名則是穆六田。
[17] 當然，今天滿族依然存在，它作為共和國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仍在現實中體現著自己的存在意義。但這裡講的不是「新生」后的滿族。「滿洲」民族或者就說清代的「旗族」吧，其歷史卻不能不說是在辛亥年間被人為斷然地畫了一個句號，以至於民國年間滿族這個民族幾近化為「烏有」，一方面它被講解歷史的人信意地用作一個恥辱的符號，另一方面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間已經不大有人願意在公眾場合承認個人的滿族身份。雖然在當時在官樣文章上還寫著「漢、滿、蒙、回、藏……」卻人人都知道那已經沒有實際價值。
[18] 儒丐：《北京》，第五章。
[19] 八旗制度，曾為滿族崛起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制度自身卻孕育著難以排解的潛在危機。八旗制度把世代的旗人嚴格圈定在當兵吃糧餉的人生軌道里，禁止他們從事除當兵之外的一切職業，不許他們做工、務農、經商或從事一切其他職業，這雖有助於政治基石的牢靠，防止了旗人與民爭利，也造成了創建此制度者始料不及的社會難題。清軍入關時，滿人男性16至60歲（或者身高5尺以上）者，均要求入伍成為甲兵。被挑為甲兵的旗人才能按月領餉。未經挑甲的閑散旗人以及婦女是沒有餉的，他們只能靠家中被挑上甲丁的旗兵的錢糧來養活。而愈到清代的中後期，下層旗人家庭不能被挑上甲丁的閑散旗人愈多，生計問題愈發嚴重。從雍正年間「八旗生計」問題就見出端倪，統治者力圖解決它，卻終告不治：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額，餉有定數，既不能無限制地增餉，又不能放鬆正身旗人參加生產勞動的限制」，補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來越多，只好眼睜睜地失業賦閑，成為既沒有職業沒有收入的「閑散旗人」，導致了下層旗人家庭普遍走向貧困化。
[20] 清代長篇小說《兒女英雄傳》里就有懲惡揚善、誡惡勸善的主旨（儘管作者封建思想傾向嚴重，也總能窺出當時滿人精神規範之一斑），清末旗人創作《小額》（松友梅作）、《春阿氏》（冷佛作）、《忠孝全》（損公即松友梅作）、《妓中俠》（劍膽作）等無不蘊含著勸善的意圖。即便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老舍，也因其滿族文化傳統的作用而比所有其他同時代的文學家更關注國民道德型範的變異與重建，他的作品同樣有許多勸善的主題存在，只是其中「善」的內涵已隨時代的發展有所提升。
[21] 英華，赫佳氏，字斂之，號安蹇，晚號萬松野人，京西藍靛廠火器營正紅旗人，是英千里之父，英若誠祖父。
[22] 常華：《英氏家族的幾位傑出人物》，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滿族》，第332頁，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23] 小說第十四章寫伯雍回到西山家中：「老人正低著頭玩賞他心愛的菊花，忽聽腳步響，回頭一看，是伯雍，便道：『你回來了！』伯雍趕緊上前給請了一個安。他見老人如此精神，心裡頭喜歡極了。當下爺兒兩個進到屋中，家人相見，自有一番忙亂。有泡茶的，有打洗臉水的。他母親更是喜歡，原說是吃飯，如今見兒子回來，吩咐大兒媳婦：『不用作別的菜，回頭買點羊肉，吃火鍋吧！』伯雍的父親便有些不悅：說：『他剛進門，一肚子火，也犯不上吃好的！』但是老太太不聽，還是吃火鍋了。」一副地地道道的飽蘸著旗族習俗的滿人家庭圖景，被活潑潑地勾勒出來。
[24] 僅舉作者用京語講故事一例：「有幾位太太，很厲害的，他們近來組織了一個胭脂團，專門反對丈夫納妾。不但對於自己丈夫不許有這樣的情事，便是對於親戚朋友家裡的男子，也是橫加干涉。較弱的婦人，管不了男子，他們能替打抱不平。所以近來他們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大。把那些老爺們管得筆管條直，不用說納妾，便是聽魏喜奎的戲，也得告謊假。設若查出來，真能罰跪半夜。所以這些老爺們，因為同病相憐，也組織了一個懦夫會，以資抵抗。那裡是抵抗，不過自行解嘲便了。」（見第六章）
[25] 在《北京》裡面，作者痛楚地寫道：「現在和未來的北京，不必拿他當人的世界，是魔窟，是盜藪，是一所慘不忍聞見的地獄」，「北京完了，已過去的北京，我們看不見了，他幾經摧殘，他的靈魂早已沒有了！」
[26] 「這部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從清太祖努爾哈赤十三副鎧甲起兵寫起，到吳三桂賣關引清兵入京止筆，曆數了明清戰爭中的歷次大、小戰役，生動的記述了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艱難創立大清王朝的歷史過程，也寫出了明朝末季的腐敗，熔歷史研究與文學創作於一爐。」——這是1986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新版《福昭創業記》「內容提要」里的一段話。
[27] 該書由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編，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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