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中國歷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

作者:量子在  於 2017-10-2 22:52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俚曲亂彈|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中國歷史上千古不變的九大定律 
--讀透它就讀透了人生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紂王即位不久,命人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賢臣萁子說,「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糧,只能與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錦繡,乘華車,住高樓。國內滿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異寶。我不禁為他擔心。」(馮夢龍) 
果然,紂王「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益收狗馬器物,充仞宮室。……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而諸侯叛,亡其國,自身「赴火而死」。 

為什麼事態會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 

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普希金的偉大,因為我們都很喜歡他的那個《漁夫與金魚的故事》。那個醜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過想要一個新木盆。第一個願望被滿足之後,第二個願望接踵而來。一個接一個,胃口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仍舊只有一隻舊木盆。世人的貪慾,不都是這樣?得寸進尺,得隴望蜀。沒有止境的。君王的貪慾,更為可怕,因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阻止他。 

《詩》雲,「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這裡所說的商鑒,究竟要我們鑒什麼?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雙筷子或一隻木盆。只是大壩一旦決了口,洪水便會一瀉而下。看一看那些貪官,只要收了第一筆賄金,以後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麼薄弱。一旦坐上權力的交椅,有幾個人能拒絕這第一次? 

其二,整個過程是「進行性」的。「進行性」一詞是我從醫學書中借用來的。像癌症,就是進行性的。不斷地發展,不會中止,也不會逆轉,一直進行下去。殷紂王身邊,雖有比乾和萁子這樣的賢臣,卻無法勸阻他。依靠臣下的勸阻來制約至高的皇權,其有效性顯然不足。所以,事態的發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傳,荘公十一年》:「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這裡的「忽」字,意為迅速,突然。洪水潰堤,轉瞬之間,一瀉千里。 

李自成打進北京,一生事業達到巔峰。由巔峰而至於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轉瞬之間。殷紂王之後,兩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陳勝、王莽、陳後主、隋煬帝、黃巢、朱溫、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蔣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紂王,這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他給後人留下了什麼?留下了兩個字,「殷鑒」。無法節制的權力無限膨脹的貪慾=殷鑒不遠。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窯洞中向毛澤東提起「其亡也忽焉」這樣的歷史規律,因此,有人將這個定律稱為「黃炎培窯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踐,為報仇雪恨,卧薪嘗膽,精神非凡。但他的個人品質卻非常糟糕。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幫他籌劃大計的兩個功臣,成就大業之後,一個被殺,一個逃跑。殺文種的時候,勾踐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裡還有四種,把它帶到先王那裡去吧。」 

有七種方法滅吳,應當很有智慧,卻遭了勾踐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規勸文種,「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范蠡之智,顯然高過文種,終能免於一死。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歷史上不斷地重演。 

能夠吟誦《大風歌》的漢高祖,也是小雞肚腸。依賴韓信的軍事天才,奪得天下。原說是與韓信「共天下」的,後來非但不「共」,還要了韓信的命。倒是張良聰明絕頂,託言辟穀,躲到深山裡去。劉邦一死,張良的辟穀秀也就謝了幕,照舊吃飯。說到殺功臣,狠毒莫過於朱元璋。當年幫他打天下,戰將如林。後來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將領去帶兵。幸好不是北邊的蒙古人打過來,否則朱姓的江山,傳到第二代也就敗了。趙匡胤說,「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卻又睡不著覺,夜夜失眠,竟為何事?天下洶洶,想要南面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當年「黃袍加身,」不也是個野心家?如此說來,野心家就睡在我們的身邊。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覺,搞得神經衰弱,以為真是狼來了,於是起了殺心。這是一種思維定勢,世人無論是誰,只要坐(搶)到這個位置上,總會不由自已這樣去想。原本搶來的東西,難保不被別個搶去。所以,歷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斷重演,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文革時期,我是一個逍遙派,一個觀棋不語的看客。看來看去,看得多了,心裡就非常佩服范蠡這個人。那些造反派,開始時受壓,可憐兮兮的。後來得勢,內部就分為許多派別,彼此爭鬥不休。幾乎沒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壓力消除,內部立刻就分化。 

人為什麼會是這樣,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現在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幾個人合夥共同創業。開始的時候,兢兢業業,在艱苦環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齊心協力。一旦家大業大,有了豐厚的利潤,就會生出異心。彼此猜忌、齟齬,終至於分道揚鑣。難道人的天性就是這樣?後人把范蠡的這個定律表述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自古患難易共,富貴難同。」 

第三定律——包圍定律 

諸葛亮說親賢臣,遠小人,但小人卻更善於「包圍」。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論及天下興亡之道,「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臣和小人,雖為人所不齒,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卻佔有重要地位。皇朝的滅亡,國家的劫難,往往與他們有關。《史記》中有《佞辛傳》,《漢書》中有《佞傳》,《新唐書》及其以後的《宋史》、《元史》《遼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傳》。臣在歷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為馬」的趙高,「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禍國「六賊」童貫、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檜,兩面三刀的嚴嵩,無法一一列舉。若能把他們聚集攏來,可以排列成大軍,浩浩蕩蕩。只不過,這隻大軍不能用來上陣殺敵,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圍」。 

魯迅先生說,凡是「猛人」,「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結果,「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這就是包圍定律。包圍者不僅有臣小人,還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雖說「女色亡國」論是不對的,但壞女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將一塊磁鐵投入沙堆中,磁鐵表面便會粘上些許鐵屑,磁鐵吸引鐵屑,是因為存在磁場。圍繞著權力,也有一個看不見的權「場」。各種意有所圖的人都會在「權場」中向著權力中心作定向移動。於是就有了「包圍」。包圍是客觀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有權力就一定有包圍。 

權力越大,包圍就越厚。一個皇帝周圍,有三宮六院,無數的宮女(唐朝後宮宮女最多時可達數萬人),無數的太監,無數的虎賁勇士,還有皇親國戚,文臣武將。千軍萬馬,銅牆鐵壁,把一個「寡人」包圍在當中。寡人心裡高興,就要走出去巡視。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間地頭,也得不到真實。因為「下面」的人熟諳矇騙之術。一切場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歡喜。 

魯迅先生認為,「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圍新論》,講述「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我那時就很悲觀,魯迅也如范蠡一樣,是中國最聰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後來聽說瑞典首相出門不帶警衛,上班乘公交車。心想,答案就在這裡了,包圍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敵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題為「敵戒」的短文,其思維邏輯與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轉錄如下: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範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從來人們都把敵人看作是禍害,無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獨柳公認為,有敵人是好事。毛澤東對這篇短文推崇備至。 

毛澤東一生,空前絕後,以他的眼光,審視歷史,何以對這篇短文情有獨鍾? 

古人治國,由大亂到大治。毛澤東治國則反其道而行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把整個中國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熱。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否與《敵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種契合? 

千年大樹,其里皆空。我們這個老大帝國,歷經幾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較中國的歷史與西方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歐洲大陸,自羅馬帝國以後,列國爭雄,就像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總有打不完的戰爭。一個國家,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勵精圖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競爭。西方的政治、哲學,市場經濟,都強調競爭。在他們的電影、遊戲中,充斥著激烈的爭鬥場面。我國的歷史與歐洲完全不同,自秦統一以後的兩千年,幾乎一直是一國獨大的局面,周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可以與這個中央帝國「度長絜大,比權量力」。沒有強大的敵人,失去了外部的壓力,內部自然就腐化。未聞邊塞號角,但見歌舞昇平。自秦以後,皇朝的歷史,一代不如一代,整個社會的精神處於退化之中。 

正是這種歷史環境長期地作用,使中國人鴆於安樂,不思進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把他造成鞭炮,用於喜慶娛樂之中。西方人卻把他造成武器,使人類的戰爭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沒有了競爭的壓力,也就失去了不斷創新進步的動力。 

當今世界,美國人橫行天下。是三次大戰(兩次熱戰一次冷戰)造就了美國人之「橫」。中國人講究「中庸」,講究「和為貴」,這是我們的哲學,我們的傳統。熱愛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條件是不會有別個打進來,亡了國。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戰分子,對於階級鬥爭那一套更是深惡痛絕。但我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們中華民族要真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們千年之惰性,振奮民族精神,從容面對當今世界的挑戰和競爭。梁啟超鼓吹《少年中國說》,「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霹靂之聲,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黨定律 

唐穆宗時期,以李德裕為首的士族出身官員結成一派,以李宗閔、牛僧孺為首的科舉出身官員結成一派,兩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傾軋達四十年,史稱牛李「朋黨之爭」。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爭」持續不斷。 

西漢有外戚、宦官作祟,東漢有清議黨錮,魏晉南北朝有士族門閥,唐有劉李黨爭,宋有「元祐黨人碑」,明有東林黨、宣黨、崑黨,清有帝黨、后黨,國民黨內有黃埔系、cc系、政學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黨、幫派,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現象。朋黨現象,有其社會根源。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他是一個宗法社會。 

一部《紅樓夢》,其隱含的意義,不是什麼反封建。《紅樓夢》用一個凄絕動人的愛情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特點。榮寧二府,是一個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樹,有主幹和旁枝。「親不間疏,后不僭先。」有規有矩。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結為勢力。更有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彼此回護。構成一個複雜的體系,盤根錯節。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脈絡,才算真正讀懂了《紅樓夢》。 

中國宗法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盤根錯節。 

一個人立於社會,並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圍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親戚關係、鄉黨關係、同學關係、師生(徒)關係、戰友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幫會關係、同志(道)關係等等。這些關係構成了一個人的社會資源。聰明的人,運作得好,前途無量。無論處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見到中國人在忙著拉幫結派。像一個個勤奮的蜘蛛,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網路。網路越大、越結實,捕獲就越多。 

現在說打貪官,須先搞清楚,貪官後面的保護傘有多大,前後左右鐵桿關係有多硬。否則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個馬蜂窩。 

對於中國的朋黨現象,自古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褒貶不一。持否定觀點的人認為,「結黨營私」。宋朝歐陽修卻認為,「小人無朋(黨),惟君子則有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常常結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許多人對此十分忌諱,刻意迴避,諱莫如深。其實大可不必。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公開承認,「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們痛快,他們的政黨內部就分為不同的派別,公開活動,堂而皇之。這是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

第六定律——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通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來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詩文寫得極好,富有智慧,怎麼也會犯一些不斷被重複的簡單的錯誤?中國的農民對此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在農村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上面的經是真經,都是下面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經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會念經;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經念歪。我以為後一種情形居多。吳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書中提到明朝官員的薪俸太低,其各項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過俸祿的收入。吳先生認為,與其他各個朝代相比,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最低的。明朝官員俸祿雖低,尚有俸可領,而在王莽時期,官員們從朝廷中領不到錢,俸祿為零。 

讀史讀到這裡,覺得十分有趣。不給官員發薪,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既然朝廷不給發薪,他們只好自行解決,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氣壯,大肆搜刮。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兩頭熱,中間涼。」中間熱不起來,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Selfpreservation,一個很好的詞,每個人都會Selfpreservation。我以為,既然每個人都會elfpreservation,官員們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無可非議。為甚麽和尚要把經念歪?為甚麽中間熱不起來?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於他們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員去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在這個悖論中,最關鍵的是農民和官員之間的供養關係,假如去掉這種關係,悖論就不能成立。或者,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由中央財政給官員們以補償,兩方都不吃虧,「中間」也就沒有道理再涼下去。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這裡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和尚要吃飯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說,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1856—1860年,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取得大捷。有人說,雖然打了勝仗,但客觀上卻幫了清廷的忙。何以這樣說?駐守江南、江北大營的是清廷「精銳」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綠營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兩營潰敗,湘軍成為清廷主力,形勢急轉直下。 

當年八旗兵入關,真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隻兇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我以為原因有四: 

一曰「驕」。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由「驕」而「橫」,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紅樓夢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搶了丫頭,揚長而去。古代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關,大肆擄掠。許多人在戰爭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西方人擁有了財富,會把他變為資本,不斷增值。我們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貴,有一種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像「石崇與王愷爭豪」這樣的事,是一種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誡我們,「富貴不能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使人放縱。通常我們說,飽暖思淫慾。或者像現在人們所說的,男人有錢就學壞。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慾望。外部世界又充滿了各種誘惑。內部的慾望碰到外部的誘惑,兩者一拍就合。已經成熟的男人尚且無法抵禦社會上的各種誘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麗的象牙塔便會轟然倒地。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已成為一個問題。解決富家子弟問題,我們的學者開出藥方來是四個字,「加強教育」。像美國人,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據說他們那邊百萬富翁的孩子也會利用假期去打工掙錢。一些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有晉人撰文說,某晉商家業興盛達兩百年,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家業延續兩百年,確實了不起。但兩百年後又如何?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這個題目是我從一本題為《蔣黨》的書中看來的。書中說,清末權臣袁世凱,為大清帝國送了終,人稱「權大欺主」。蔣介石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其「御下之術」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個派別和山頭(黃埔系、 cc系、政學系)相爭,各派彼此爭鬥、鉗制,需從蔣那裡尋求支持,於是蔣超越各派之上成為無法撼動的最高領袖,云云。(早年讀過的書,印象十分模糊了。)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歷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我的專業是《園藝學》。我們有一個名詞叫頂端優勢。當一棵大樹中心幹上的分枝高過中心干時,其生長勢會強於中心干,最終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為「生長勢」的對比發生了變化,終於成為「強枝弱干」。在帝國的朝堂上,當帝王與臣下「權勢」的對比發生變化時,也會有「取而代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樣,對優勢地位的競爭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項羽見到秦始皇出遊的儀仗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說,「大丈夫當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羨慕的應當不止是這兩人。人們常說,「打江山,坐江山。」何謂「坐」?「坐」就是享用。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飢腸轆轆的窮漢,窮漢會「享用」賜給他的美食。一個皇帝,他所「享用」的並非一個大餅,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個國家。無數美女,多少美麗與溫柔,還有各種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這樣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羨慕? 

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眾生只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他們是牧羊人。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象是一個金蘋果,被眾人搶來搶去。「高才捷足」者從血泊中搶到它,然後「坐天下」,享用整個國家。 

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慾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 

人們常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慾望,難道僅僅只有食慾和性慾?**時期,我感受到人世間還有一種慾望,超越食慾和性慾。那樣的饑渴,那樣的迫不及待,那樣的不顧一切,那樣的不知羞恥,那樣的不擇手段,那樣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為了權力,這就是「權欲」。人世間居然會有這種東西,如此強烈,令我驚奇,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雲「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 

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徵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裡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痴,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干」,「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涌而出。清泉彙集之處,是大海,激蕩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乾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文革時期,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寫一篇真正具有「獨立見解」,與別人觀點完全不同的大塊頭文章。我問他,「林彪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最後只能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你現在不講統一,反倒要獨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如果說你寫文章是要闡釋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麼獨立見解?」朋友甚感迷惑,終於沒有寫完他的「大塊頭」文章。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 

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採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麽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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