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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部長李強:從特工到軍工局長到外貿部長,一生不違黨命

作者:量子在  於 2017-9-27 04:5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相關人物|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2評論

轉載前言:恐怕誰也想不到,我祖父朱劼庵,常熟城裡原先最大的商業資本家曾經和李強在同一黨支部里。

7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9年4月25日,八路軍軍工史上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支馬步槍——「無名式馬步槍」在陝甘寧邊區製成。它的誕生與一個叫李強的人有關。正是在他的帶領下,解放前延安的軍工事業從無到有,迎來了快速發展時期。
李強一生中經歷了太多變故——
大學時參加學生運動,一心報國,投身革命洪流后再也沒回到學校;
顧順章叛變后急赴蘇聯,不被王明等人信任,轉而從事無線電研究;
抗戰爆發后回到延安,率隊從零開始自造槍炮,生產出陝甘寧邊區第一支馬步槍;
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奉毛澤東之命,擔任外貿部副部長、部長,29年外貿生涯見證大國關係冷暖陰晴。
從中央特科特工到無線電專家,從軍工局長再到外貿部長,他一生不違黨命,在多個迥然不同的領域兜兜轉轉,又從歷次政治鬥爭中平穩度過。
「黨內老幹部看他是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看他像『丘八』(舊社會對兵痞的貶稱)。」在小兒子李小強眼中,李強具備知識分子氣質,又受海派文化的江湖氣浸染。
「有的人一會倒了,一會上去了,上去也上得高,但他波瀾不驚,就是心不動。」大兒子李延明覺得,父親一生不枝不蔓,因而黨內地位也沒有大起大落。
「當了29年的外貿(副)部長,臨死的時候沒有財產,就有一個六萬塊的存摺,是當時中國科學院給他的獎金。」女婿徐連生說,李強是典型的老一輩革命家,清廉自律。
1996年9月29日,91歲生日剛過3天,李強因肝癌在北京逝世。1991年剛查出肝癌時,他沒當回事,還到處跟人說「我得肝癌啦!」
二十年過去了,李延明說自己這些年見過不少紅二代「都很積極宣傳上一輩」,但他覺得,李強一生做事為主,樹碑立傳沒什麼必要,「他做的事跑不掉,檔案也在,以前的報紙都登著呢。」 
富家子弟
李強原名曾培洪。在江蘇常熟,「曾」為當地大姓,一說曾氏家族為孔子弟子曾子的後代,自北方遷徙而來。
這名光緒年間(1905年)出生於鄉紳世家的少年,和當時眾多與舊家庭決裂,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一樣,較早接受了《新青年》、《嚮導》等刊物的啟蒙。
1923年,青年時代的李強。 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翻拍
1923年,因為寫了一篇反對舊禮教的文章,李強被杭州宗文學校開除。來到上海后,他進入南洋路礦學校附中讀書,學校採用英文授課,教員包括國民黨元老葉楚傖等人。
「英語很好」是幾個子女對李強的一致評價。李小強記得,家中原來還珍藏著父親上中學時的英文教科書,「保存得特別好」。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對上海的青年學生們而言,國家危亡、民族災難像山一樣壓在心上。
回憶起上世紀90年代採訪李強的經歷時,常熟檔案局原局長、文史專家沈秋農還記得李強告訴他,「我是火線上入團、火線上入黨。」
1926年2月,李強調任共青團上海浦東部委書記,此後再也沒有回到學校上課。李強後來告訴沈秋農,「救國是第一位的,讀書還有機會,也不一定在校園內才能讀書。」
革命家的道路由此開始。
很快,李強奉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之命,回到常熟組建中共常熟特別支部,並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研製炸藥和手榴彈。
地點選在曾雍孫家的書齋「亦愛廬」。曾雍孫是李強堂侄,晚年其曾向沈秋農回憶起一則故事,「他(李強)要到山上試爆手榴彈,出城門的時候,國民黨說要抄身,他就說『抄吧!』國民黨沒想到他把手榴彈藏在身體兩側,只想到前後抄,所以就沒抄出來,他也就順利出了城。」
「亦愛廬」如今是一座臨河的普通民居,白牆黑瓦,唯一打眼的只剩門上「文明戶」的標識。河畔居民來來往往,旁邊石牌斑駁——1926年2月至1927年為中共常熟特別支部活動場所。
跨界科研
1927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特科在武漢成立。因為自製過手榴彈和炸藥,又曾在上海踏入過「青幫」的門坎,「與三教九流有些交往」,周恩來、顧順章將李強調入特科,任特務股股長,兼辦中央交付的其他特殊任務。
兩個月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爆發,汪精衛所在的武漢國民黨中央與共產黨公開決裂。歷時三年半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中央特科也遷到上海,設立總務、情報、保衛(又稱「紅隊」)、交通四科。
當時,李強任交通科科長,情報科科長由陳賡擔任,顧順章負責紅隊事務。李強在中央特科時參與了營救彭湃、懲斃叛徒白鑫等任務,與陳、顧二人的交情也在這期間建立。
1928年,從蘇聯開完「六大」回國的周恩來意識到建立地下無線電台,加強上海黨中央與各根據地的聯絡工作已經十分迫切,於是找到曾自學成功炸藥和手榴彈製作的李強,要求他進行無線電收發報機的研製。
李強當時有些為難。「我雖然上過大學,但對無線電卻一竅不通;而且,反動派對無線電設備控制很嚴,書店也根本沒有與此有關的中文書籍。」
但他也知道,周恩來看重的是自己的自學能力和英文基礎。接受任務后,他一邊買來美國出版的英文無線電專業書自學理論,一邊到上海博物院路上一家私營的大華儀器公司弄出收發報機進行解剖研究,隨後在洋行里購買零件開始製作。
第一台收發報機製成於1929年春末。同年,李強成功組織建立了中共第一座地下電台。
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研製電台難,保住電台更難」。要在上海長期隱蔽一座秘密電台並不容易,馮玉祥、閻錫山在上海設立的秘密電台都因為保密工作沒做好被國民黨當局偵破。
同一時期,全國各地建起多個革命根據地,建立新電台配合各地聯絡工作變得緊要。
李強兩度前往香港,最終在九龍彌頓道上選中了一座房子。「在香港安裝電台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因為英國人管理不像國民黨那麼嚴;另一方面是香港的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比較多,當局也管不過來。」
李延明後來回憶起父親在香港的這段經歷:「鄧小平從上海去廣西,路過香港,他跟我父親還商定廣西那邊有情況用什麼方式進行聯絡。後來廣西那邊百色起義成功,成功的消息就是從廣西發報到香港,然後由香港把這個情況再轉發上海。」
中央特科電台訓練班舊址。1930年3月中共舉辦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李強任教員。第一期訓練班採取分散居住,登門教學的秘密方式進行。 澎湃新聞記者官雪暉 翻拍
轉折點
1931年4月發生的事情幾乎成了李強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
在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蘇區后,顧順章在武漢登台表演魔術時被國民黨抓捕,隨後立即叛變。儘管在錢壯飛、李克農等人的緊急密報下,中央特科大部分重要機關和人員得以安全撤離,但中共重要組織被迫遷往江西蘇區,原來的特科成員也大多暴露身份。
「我父親說顧順章知道他的事情太多,他的親戚朋友,顧順章都認識,所以顧順章一叛變,周恩來就決定讓我父親出國,去蘇聯。」李延明說。
在莫斯科,李強並未像預想之中那樣進入東方大學。該校於1921年由俄共(布)創辦,是專門為本國和東方各國培養革命工作幹部的政治大學。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等都曾於這裡就讀。
「王明認為我與顧順章關係密切,是顧的死黨,對我極不信任。他曾私下對人講:『不能讓張工程師(李強另一化名)上東方大學,也不能讓他回國,回去以後,他是要背叛革命的。』」1994年,李強在《我的革命歷程》一文中憶起被派到通信科學研究院學習的往事。
在李延明看來,受顧順章叛變的牽連,李強在黨內不被王明等人信任,思想上也受到了些打擊。「我父親後來比較超脫,我估計也受到這事的影響,他也從黨內政治工作轉到了技術這條線上。」
從此,他自己將名字改為李強,代替了曾培洪、張振聲等本名或化名,下決心在通信科學研究院研究無線電理論。
李強在蘇聯學習期間,學會了照相衝洗放大等攝影技術。這是他拍攝的延安軍工廠工人自力更生土法上馬造槍造炮的情景。 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翻拍
「他對所有的新技術都有興趣,學俄語非常快,做科研也研究得進去,適應那個地方的生活方式,不是書獃子。」李小強記得父親後來還保持著蘇聯時期的一些習慣,「喜歡看芭蕾舞,做飯也照著蘇聯買的菜譜,嚴格按著上面寫的配料表來。」
在蘇聯6年的生活里,李強由一名中共黨政領導幹部變為頗有成就的無線電專家。從事無線電理論研究僅一年後,他用英文寫出《發信菱形天線》,引起業界震動,從工程師提升為研究員,成為當時蘇聯7位無線電專家之一,也因此在回國后開創了新中國的無線電通信事業。
李強在蘇聯用英文寫作《發信菱形天線》一書,該書的論證方法被後人稱為李強公式。 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翻拍
「從事天線研發工作的人對李強都不陌生。」國內一位通信系統的高級工程師對澎湃新聞表示,「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大學三年級學天線原理時,授課老師在講菱形天線時自豪地告訴我們,這是我國外貿部長年輕時在蘇聯發明的。我們還在陝西乾縣實地參觀了李強發明的菱形天線,它在中國國防建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這段異國經歷也讓李強看到了蘇聯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與尊敬。他一生都在不同場合呼籲著中國對知識分子的重視。「我常與知識分子打交道,自己也是知識分子出身,深知中國知識分子待遇低,條件差,任務重,往往是『超負荷運轉』。所以一有機會,我就講要尊重知識分子,信任知識分子,改善他們的條件。」
軍工局長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報國心切的李強當年底離開莫斯科輾轉至延安。理工科出身,搞過火炸藥、手榴彈、無線電,加之中央特科的背景,李強成為組建軍工局的不二人選。
「他去軍工局的時候,只有幾十個人,那時候還只能修理槍炮。到他1946年離開的時候有1400多人,出來好多國家部長、工業方面的領導幹部。」女婿徐連生談起岳父時說。
那時的延安經濟落後,交通閉塞,李強幾乎是從零開始統籌軍工生產所需的物資、原料以及設備儀器,並帶領技術人員造槍造炮。
愛惜人才,保護知識分子的特質在此期間充分體現。他堅持「在工廠不要用管理部隊的辦法對待技術人員」的理念,多次強調「只要能生產出機器、武器彈藥和各種所需要的產品來,要什麼條件我都設法保證」。
1939年,軍工局在艱苦的條件下生產出了邊區第一支七九步槍——無名式馬步槍。當年5月的陝甘寧邊區工業展覽會上,毛澤東對此讚不絕口,「使上我們自己造的槍啦!槍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創造條件多生產,狠狠打擊日寇。」
1940年,毛澤東在延安高級技術幹部會議上講話,右二為李強。 澎湃新聞記者官雪暉 翻拍
1943年,「搶救運動」波及大批知識分子,軍工生產也受到影響。李強曾為身處政治運動漩渦的總工程師沈鴻四處奔走。他一面用蘇聯重視科技專家的經驗安撫沈鴻,一面向各級領導說明沈鴻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最終留住了沈。
李延明認為,「力保下屬」的舉動也讓延安時期黨的軍工事業得以平穩發展,並在後來的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讓幹什麼就幹什麼。」1949年建國前後,李強應組織要求再度拾起了無線電通信的「老本行」,到北京負責廣播事業局工作。
當時,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為開國大典做好廣播擴音的準備。
在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句話發出之前,一起「意外」也讓李強的家人至今津津樂道。
「開國大典時長安街上的沿途廣播擴音準備工作,都是他帶著技術人員做的。那時天安門的擴音器用9個喇叭焊在一起,被叫做『九頭鳥』。」李延明記得父親在10月1日當天一早就去了天安門。
下午3時,開國大典正式開始。「一開機器,我大吃一驚,擴音器竟發生了一陣陣刺耳的噪音。我們判斷是機器與外界的音響發生了共鳴。」李強後來回憶道,「廣播局的一位同志急中生智,急忙摘下頭上的帽子扣在了麥克風上,噪音果然沒有了。」
外貿部長
李延明記得,1949年底李強在蘇聯簽署中蘇第一個通郵、通電的協定時,就被毛澤東要求改行做貿易,李強下意識回絕了。「也不是說抗拒,當時毛主席猛然一問,他沒有思想準備。」
說服工作由主管經濟的李富春完成,他把李強的行李物品搬到自己住處,擺出三條理由:一是李強在蘇聯工作了六年,懂俄語,對工作有利;二是懂機械知識,蘇聯對華援助主要是機械設備;三是上海搞地下工作時,李強去過交易所,懂一點經濟知識。
多次接受組織安排的李強沒有繼續拒絕,1952年,李強被任命為外貿部副部長,由此開始了長達29年的外貿工作生涯。
1961年4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會見外貿部部長葉季壯和副部長李強率領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赫魯曉夫左側為李強。 澎湃新聞記者官雪暉 翻拍
「忙得不得了,蘇聯撤專家、撕協議那陣,我們家經常深夜來電話,我爸爸立馬就得進中南海,這樣的事有很多次了。」李延明說,中蘇友好時,李強親自參與經辦了156個蘇聯援華項目。中蘇關係破裂時,李強又得據理力爭與蘇聯方面談判,安排專家離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李強後來回憶,周恩來為了保護他不受衝擊,讓時任總參謀部軍事交通部處長李倫專門搬到李強的辦公室辦公,還派了一個軍人來當秘書,以便出面阻止「造反派」的胡攪蠻纏。
「十年間沒有一天停止正常工作。」翻開那時候的報紙,李強的名字幾乎三兩天就出現在上面,多是陪領導人接待各國外賓、出國訪問。
沒有受到衝擊還有一個原因——李強當時是援越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總理對『造反派』們說,你看越南打仗那麼厲害,沒有李強,打了敗仗沒人管。」徐連生回憶。
援越期間,當時66歲的李強曾在1970年末秘密考察「胡志明小道」。
這是條越南人自己都很少知道怎麼走的神秘小道,南北蜿蜒數百公里,主路、支路盤根錯節,隱蔽在亞熱帶茂林里,是胡志明部隊向南方游擊隊秘密運送兵力和武器裝備的通道。
「援越物資怎麼運,他都要到現場考察。」沈秋農形容李強是業務型領導,「幹什麼都親自動手。」 
時任越語翻譯梁楓後來回憶,李強親赴胡志明小道考察的深層背景十分複雜。「1970年後我們援助的東西特別多,一年就達約30億人民幣,這對我們是相當困難的。李強去看胡志明小道,其中一個任務就是了解越南領導人到底是怎麼想的,看一下戰爭是否能打下去,以掌握第一手資料。」
事實上,李強擔任部長期間,外貿部的工作經常引發意識形態的爭議。「那時候給外貿部扣的帽子就是賣國主義。」李延明說。
1970年12月,李強在胡志明小道途中。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翻拍
引進中國第一條可口可樂生產線就是典型例子。
「當時中國人比較保守,幹嗎喝外國人飲料啊,就說是賣國。」徐連生回憶,李強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力排眾議,批准引進了中國第一套可口可樂生產線。
徐連生還記著家中的子女是最早一批喝上可樂的,每月會到北京城南的工廠里領回幾箱子。那時候中國的老百姓都抗拒這種「洋玩意兒」,可口可樂在中國一度滯銷。
「玻璃瓶的,沒人敢喝,在王府井的果品飲料店門口就放一箱子可樂,免費拿。其中23瓶真可樂,1瓶假可樂,假可樂是可樂瓶形狀的一台收音機,那時候收音機也要不少錢,就這樣慢慢打開了市場。」他說。
不枝不蔓
「他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大起大落,有的人一會倒了一會上去了,上去也上得高,但他波瀾不驚,就是心不動。」不喜攀附、不枝不蔓是李延明對父親的性格評價,「在黨內他不愛拉拉扯扯,台上那些幹部工作場合接觸比較多,一般不再作為私人關係聯絡。生活上多來往的也是陳賡、王諍、劉鼎等老朋友。」
北京東交民巷的李強舊居,家中陳設還保持著上世紀的模樣。 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圖
1981年從外貿部長的位置退休后,家人眼中「閑不住」的李強一度有些不適應。1991年,86歲的李強被查出肝癌,也沒當回事,還到處跟人說「我得肝癌啦!」
「我估計他老覺得自己很『夠本』,羅亦農那一大批好多人都不在了。」李延明說。
戰爭年代里,生命或許隨時會被輕而易舉地奪去。幾十年間經歷了一大批戰友陸續犧牲,李強已經對生命看得超脫。
住院的日子裡,除了難改愛吃肘子、肥肉、豬油蛋炒飯的習慣,李強變得愛跟家人聊「過去的事」。大兒媳張瑞玲記得,每當聊起歷史,李強都特別高興,「老年人都這樣,對過去那些老朋友忘不掉。」
「陸定一也經常到他那聊天,我說『別去,正發燒呢別傳染你了,過兩天再來吧,得經過我的允許。』陸老人家說,『好好,經過你的允許。』」張瑞玲笑著說。
「老革命都這樣,沒有架子,跟下面人特別親熱。」張瑞玲記得,自己在協和醫院生孩子時,李強親自為她下廚,「這麼老一個部長,親手給我做飯。」
念舊還表現在羅亦農等人的遺屬曾多年得到李強的幫助。有些情況甚至在李強逝世后家裡人才了解,比如默默照顧錢壯飛的後代。「我爸自己沒說,他不願意宣揚自己的事。」李延明說。
在家人眼中,李強一直是埋頭做事、不愛說話的形象,妻子魏環圖曾經抱怨李強一直不向上面反映漲工資一事,導致他在上世紀80年代末還維持著600多塊月薪。徐連生笑著說,「別人都以為他拿著高工資,實際上那時候我的工資都快比他高了。」
上世紀80年代,不少領導幹部子女紛紛出國留學,「他就對子女說不要想靠父親的勢力謀取什麼,而是憑本事努力爭取。」徐連生回憶,「因為他覺得自己的成就是自己努力的,所以這麼多孩子找工作、提干、入黨、出國他都不管。」
對子女的關愛也通過另一種靜默的力量展現。上山下鄉時期,小兒子李小強、小女兒李小圖在延安插隊,生活條件艱苦。因為身邊的警衛員、炊事員都撤了,李強下班回來就自己做一些炒麵存起來。然後每月去東單對面的郵局給子女寄過去。
葉落歸根
李強一生難改常熟口音,晚年更是關切常熟經濟、城市建設,曾大力推動常熟外貿基地的建設和古城保護。
不過,在當地,知道他的人並不算多。
至今留存晚清建築特徵的辛峰巷14號曾是李強22歲離開常熟前的舊居,如今已是常熟市房產管理局退休職工活動中心。2016年11月中旬,澎湃新聞記者曾到訪此地,坐在自動麻將機前的幾位退休員工在聽到「李強」兩個字時表現不一,有的聽說過名字但不知道是誰,有的完全陌生。
這裡曾是李強晚年時心心念念「要回去」的地方。可當時子女們都已在北京居住,對他說回到常熟居住「並不現實」。
辛峰巷14號李強故居,現為常熟市房產管理局退休職工活動中心。 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圖

1996年,91歲的李強終於在生命的盡頭實現了歸鄉愿望。常熟虞山松風亭旁、向南面朝尚湖之處,由常熟市委市政府牽頭修了一座墓,名為「李強葉落歸根處」。
這裡已經與不遠處的常熟藏海寺一道划入了虞山風景區。景區售票處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平時來專程看望李強的人並不多,「清明時會多一些,今天來兩個明天來兩個,三三兩兩的。」 
對於給父親出傳記、寫回憶錄等類似事情,李延明至今仍不肯做。「求人家給題詞、跑到各家求人寫文章,我不太想干這個。我的想法是,他做的事跑不掉。」
李延明說自己見過不少紅二代「都很積極宣傳上一輩」,但他總是念叨著父親做的事「以前的報紙都登著呢,跑不掉,檔案也在」。他說,李強一生做事為主,不是立言,因此覺得樹碑立傳沒什麼必要。「有人曾經跟我說,弄個電視劇吧。我覺得現在這種社會情況下,有幾個人特別感興趣看?像他這個行當,人家感興趣的就兩三個人,李克農、陳賡、潘漢年,剩下的也沒幾個人看。」李延明表示。
常熟當地有初一、十五在藏海寺進香的傳統。2016年11月14日,農曆十月十五,當地司機老管從虞山腳下攜澎湃新聞記者驅車與眾多進香人面向而行,一路上他三五次停車詢問著「李強墓在哪?」
大約1個小時后,他終於在藏海寺旁接著往裡去的山坡上,踏過層層蒿草,看到了那座花崗岩墓碑,嘆了一句「沒走錯!」
「哦,葉落歸根處。李強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老管一邊發問,一邊在墓碑背面站定開始讀起來上面刻著的李強生平。
常熟市虞山風景區內,李強葉落歸根處旁,2016年下半年「蘇州機要系統全體同志」來獻過花籃。 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圖
也許是覺得探路辛苦,又或是感嘆這位老鄉的履歷傳奇。讀完后,他走到正面鞠了一躬,嘴裡兀自念叨著——「哎呦,給他磕三個頭。」
(本文部分圖文資料引自:《李強紀念文集》,中共常熟市委組織部、常熟市檔案局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李強傳》,紫丁著,人民出版社;《懷念永遠》,李燕黎、徐連生著。)

澎湃新聞記者 官雪暉 發自北京、江蘇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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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2 個評論)

回復 ryu 2017-9-27 07:17
尊祖父也是黨員啰?
回復 量子在 2017-9-27 19:44
曾經是李強當特支書記的組織委員,後來因四一二李強受命離開家鄉去了上海失去聯繫。最後我祖父發家成了資本家。當然,現在資本家和黨員可以合而而一。那時侯不行,56年就公私合營了。實際上是被剝奪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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