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連環——《紅學那些人》增補修訂稿篇首語

其一：龍性誰能馴——毛澤東

    《紅學那些人》是審美視野下的紅學景觀，《紅學那些人》的核心是對豐富複雜的紅學現象進行情感化與情緒性的感性描述。我絲毫不懷疑《紅學那些人》具有趣味可讀等特色，但理性的缺損恐怕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其實《紅學那些人》的作者張義春先生也曾經坦言，出於對審美視野的偏執，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理性的目光進行審視。

    但這一篇寫毛澤東紅學思想的文章卻表現了理性審視的深邃與積極。張義春先生對毛澤東紅學是從兩點進行把握的。一、毛澤東紅學是毛澤東通過紅學論述構建個人政治意識與思想意識的結晶，二、毛澤東紅學是毛澤東借《紅樓夢》大暢胸懷的產物。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影響廣大而深遠的人物，毛澤東紅學自然得到紅學世界的廣泛關注。可惜非常遺憾，在繁雜的論述毛澤東紅學思想的文章中，客觀敘述的內容汗牛充棟，而深入認識似嫌不多。

張義春先生是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情表現毛澤東紅學的。他行文的意向是表現毛澤東紅學的至大與至偉。因為張義春先生顧慮在世俗的範疇中討論毛澤東紅學會遮蔽毛澤東紅學的特殊標格，所以他對毛澤東紅學的定位是龍性的紅學。因為張義春先生擔心以具體的學術規範論述毛澤東紅學會導致把偉大的毛澤東混同於幾個腐儒，所以他論述毛澤東紅學放棄了所謂學術規範的視野。

張義春先生關於毛澤東紅學思想的論述有許多新穎的提法，如毛澤東紅學是毛澤東借紅學證明自我，如毛澤東紅學相當是以情感判斷代替理性分析，如說毛澤東對紅學有興趣值得認識，與其說毛澤東對紅學有興趣不如說毛澤東對自己固有的思想觀念更有興趣,如毛澤東認為讀《紅樓夢》5遍才有發言權，是精準掩蓋下的含糊——這些提法聞所未聞。

這篇文章的某些觀點需要我們高度重視，也值得我們進一步分析。張義春先生認為，毛澤東極有可能存在「借紅學而反紅學」的問題，他說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對《紅樓夢》的肯定其實是反諷。這個問題張義春先生提供了一定的證據，也進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我們覺得還需要繼續研究以期切近本質。但不管事實如何，張義春先生的這個觀點是一個趣味的紅學話題，也是一個重要的紅學話題。倘若毛澤東真的是「借紅學而反紅學」，這紅學研究也就太過幽默了，一部紅學史也就讓人哭笑不得。

其二：萬古凌霄一羽毛——胡適

胡適是新紅學的奠基者，該篇全部的意思就是為胡適的「祖師身份和氣象」做傳。張義春先生熟悉藝術表達的辯證法，他明白表現胡適這樣的人物只有返璞才能歸真。所以在胡適紅學行狀的描寫上，他既不寫胡適做紅學的認真與刻苦，也不迴避胡適紅學的低級錯誤，而是從催逼出來的紅學家與頑固堅持低級錯誤這兩個有些讓人遺憾的角度落筆。

   胡適的紅學正應了兩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胡適是在無意中成就了自己的偉大。

胡適紅學讓孜孜以求者有所思，讓急功近利者有所思——對胡適的紅學描寫，張義春先生是抱著神奇而不可知的態度進行的。他說：胡適的行狀在一個「神」字，神通廣大，神乎其神，切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從落筆寫這一篇章的時候起，我既為其「神」而驚訝，也試圖把握其何以「神」。可到頭來卻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讓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張義春先生對胡適的偉大極盡誇飾渲染之能，但對成就這種偉大的原因則付諸闕如。這樣胡適的神人氣象就脫穎而出。
     

胡適的客觀紅學行狀似乎很遷就張義春的寫作思路，不知道這算不算張義春在相當的意義上走近了胡適。

其三：覓知音故難得兮，唯天地作合——周汝昌、吳世昌

    和紅學家歐陽健不謀而合，我曾經多次表示——不贊同以合傳的形式寫紅學人物，但我同時肯定張義春先生用合傳的方法寫周汝昌與吳世昌是一篇好文章。

這一篇是《紅學那些人》中最負盛名的一篇。想當年該文在網路發布時就給讀者強烈的震撼，有人說張義春先生筆下的周汝昌與吳世昌一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黑風雙煞。在多年過去以後，讀者對這篇文章的欣賞依舊不減。有網友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中轉載了這篇文章，在文前的說明中表示，他過些日子就要把這篇再讀上一次。

這一篇最容易讓人誤會。因為它沒有表現周汝昌與吳世昌紅學的全部，因為他對所涉事實的描述也不夠全面。極而言之，在張義春先生筆下，周汝昌是活脫脫的大奸，吳世昌則地地道道的傻子。這些與事實有很大差距。

不過這卻不是這一篇失敗的表現。《紅學那些人》是審美視野下的紅學景觀，從這一點出發，張義春先生主要是從性格特別是以曹雪芹佚詩表現周汝昌與吳世昌的，既然張義春先生的目光僅只一隅，他所歸納的情況相反卻有些真實了。

《紅學那些人》有一個極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的虛寫手法。在這一篇中，有一節專寫周汝昌、吳世昌彼此間態度，張義春說，「在周汝昌那裡，所謂的吳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視而不見、熟視無睹。實在沒有辦法，他也一言半語地說些吳世昌的長短，但表情卻相當地不在意。一說完，就馬上轉過身去，似乎剛才什麼也沒說；或者嘴裡念叨著吳世昌，眼光卻專註著天邊的雲。」

像這樣的描寫在整部書非常多。諸如此類的文字估計最容易讓人詬病。不過我覺得對此還是理解諒解為好。《紅學那些人》的實質是泛學術與文化休閑，它所著眼的是給讀者提供審美愉悅，並不以傳達精準的紅學知識為目的。

需要記住的這是一本最適合「閑讀」的「閑書」。通過「閑書閑讀」，有心的讀者完全能夠由此提升體察紅學歷史回味紅樓精華的能力和智慧。

其四：壯心未與年俱老——馮其庸

《紅學那些人》寫馮其庸很成功，因為他確實寫出了我印象中的馮其庸——霸氣非常，力道非常。我曾經說過，張義春先生為馮其庸畫像，傳神之極，入木三分。
   

這一篇文章其實分為兩部分，一是寫馮其庸的紅學成就，一是寫馮其庸的性格種種。張義春先生寫馮其庸的紅學成就基本依照馮其庸自己的介紹，不同僅只進行了情感與情緒上的渲染。如：「馮其庸因出版《論庚辰本》而風光無限，《論庚辰本》未正式出版，馮其庸已無限風光。馮其庸的工作一結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報》記者陳凡就找上門來，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報》上連載。此文從開始到發完，持續一月之久。當時改革開放不久，香港學界對大陸學術很鄙視，覺得大陸學者全部的本領也就是政治上跟風附會，現在見這個叫馮其庸的耍著真功夫，走著正路數，一招一式非常雄壯，他們先是心驚，后是膽顫，並望著身後廣闊的大陸感嘆說：『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歌頌馮其庸者伙，但諸多筆墨無出以上之右。
     

張義春先生寫馮其庸依舊發揮了善於對比的特長，在周汝昌與吳世昌部分，張義春先生是揚周而貶吳，而在這一篇，則一變而位揚馮而貶周。《紅學那些人》發表后，馮其庸沒有表示意見。但我估計馮其庸對張義春先生的部分描寫是感到受用的，特別是他與周汝昌對比的部分。周汝昌與馮其庸放在一起，周汝昌英雄氣就頓時不復存在。因為周汝昌的英雄氣不復存在，反襯馮其庸紅學強人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但《紅學那些人》給馮其庸的也不全是受用，因為這一篇渲染了馮其庸霸道的性格以及他曾經在政治上不願讓人提及的內容。
     

所以對馮其庸來說，《紅學那些人》是一部讓其哭笑不得的著作。

這一篇仍然存在虛寫筆墨，但多數可以核之以理。這一篇主要寫周汝昌與馮其庸關係的緊張，或有讀者以為張義春渲染太過。其實紅學人物間矛盾的激烈實非局外人可以想象。此篇文章說：「周汝昌極仇恨馮其庸，以至與嚴中等通信不願呼其名而以『二馬』代之。『二馬』者，『馮』字之代稱也。」——此類內容不是憑空杜撰，嚴中編《紅學兩地書》多有披露。

其五：浮雲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王利器是登峰造極的學術大家，但正如張義春先生所言，王利器的本領還不為普通讀者所深切認識。

有了張義春先生的這篇文章，王利器的偉大就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

張義春先生對王利器的描寫讓不少人歡欣鼓舞，在這篇文章最先出現在網路上時，就有讀者稱，王利器是我的太老師，我為王利器而自豪。在2011年《書摘》第九期，王利器女兒王貞一發表回憶父親的文章，而題目則借用了這一篇的章回名目《浮雲不共此山奇——懷念父親王利器》。

有人以為《紅學那些人》是二百年紅學第一才子書。這個評價也過也不算為過。這篇文章的最後部分是《天授「降龍手」》，張義春先生以武功寫文人風流，其氣魄之偉勁道之大讓人觸目驚心。我真誠地相信，王利器的行狀中有如此一節，王利器註定要不朽的。

但這樣的筆墨卻委屈了周汝昌，在王利器與周汝昌的具體較量中，張義春先生的描寫與事實出入不大，但放開而論，周汝昌還是有獨特的本領與手段。周汝昌敗在王利器手下不假，這一點並不說明周汝昌一概不高明。

此篇亦有虛寫筆墨。如我們不以所謂實有其實苛責張義春先生，這些筆墨是審美細節描寫的絕唱。

其六：八字占著走紅運——吳恩裕

《紅學那些人》每寫一人就有一幅筆墨，吳恩裕這一篇是從運氣好著眼的。為了突出吳恩裕的運氣之好，張義春先生使用了多方面的手段，特別是一些神話般的表現手法。

《紅學那些人》描寫了三個紅學傻子——吳恩裕、王利器、胡文彬。不過這三個紅學傻子卻是三種面目。吳恩裕之傻是心地寬厚不設防，王利器之傻是性情豪邁少斟酌，胡文彬之傻是智術淺短犯糊塗。

張義春先生的價值觀是同情心地豁達者厭惡把聰明都放在臉上的淺薄者。所以如果張義春是以傻氣勾勒一個人的底色，那這個人就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在張義春先生筆下，傻子最是讓人嘆為觀止的紅學人物，最能開闢讓人蕩氣迴腸，最有可歌可泣的紅學事業。

其七：隨機應變信如神——蔡義江

在對紅學人物的認知上，蔡義江往往讓我想到林冠夫。就學養以及紅學貢獻而言，這兩個人在伯仲之間。他們都是文革前的研究生，都曾經參與過《紅樓夢》新校本的整理工作。但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林冠夫與蔡義江卻不可以同日而語，甚至對於林冠夫是位不錯的紅學家都會有折扣。
   

我曾經問張義春先生，「您如何評價蔡義江的紅學成就？」張義春先生答：「蔡義江先生的學問不是我可以評價的」。張義春先生謙稱沒有資格評價蔡義江的紅學成就，但這並不影響他寫蔡義江這個人。

張義春先生關於蔡義江的介紹相當程度是以蔡義江紅學事業的花絮渲染而成。這是些在嚴肅的學者眼裡不說也罷的東西，但在客觀上卻回答了蔡義江當紅而林冠夫默默的問題。

蔡義江的紅學風頭主要在於註解《紅樓夢》詩詞曲賦，他的這些著作前後累計印行百萬冊。蔡義江絕對聰明。新時期以來三十多年，通過純學術以外的操作，蔡義江一直有活躍的紅學形象。這是蔡義江名至實歸的根本原因。古人云，功夫在詩外，其實紅學業績有時也在純粹的學術研究之外。

張義春先生的文章對歐陽健與蔡義江首次見面進行了描寫。他說：「1998年11月18日，天津師大舉辦『首屆全國中青年《紅樓夢》學術討論會』。開幕式后合影，歐陽健不願張揚，站後排避人眼目，天津師大趙建忠以為『歐陽健是特邀的客人』，就硬拉前面突出。歐陽健站前排不要緊，妙在隔一人即蔡義江。更妙在趙建忠沒事找事，還為他們介紹，於是蔡義江、歐陽健一對冤家首次聚頭。蔡義江偷覷歐陽健，見這個從牢獄中走來的漢子氣度正大，心中頓有畏懼之意，握手時連說：『冒犯！冒犯！』。」

張義春先生敘述的大體關節沒有錯，但寫歐陽健氣度正大以至讓蔡義江畏懼，這值得懷疑。

其八：與人非故眼猶青——胡文彬

在張義春先生筆下，胡文彬之傻最有趣味。胡文彬主觀上希望聰明而事實上經常犯傻。這是胡文彬不及王利器與吳恩裕裕的地方。該文描寫胡文彬之傻多立足其對紅學亂象的應接不暇，即張義春先生所謂之「在打轉轉中顧此失彼」是也。

胡文彬在純粹的學術研究上有健康的心智，甚至也絕頂聰明。但胡文彬的現實生活智慧卻不適合在紅學世界行走。在吳恩裕部分張義春先生認為《紅學那些人》寫了三個紅學傻子，其實俞平伯大體也在這個隊伍。但俞平伯之傻從另一個方面看則轉化為聰明——他能夠以不變應萬變。古人云：「遇詭詐之人，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這個觀點形容俞平伯很合適。

胡文彬不是俞平伯，因為他很熱情地用腦子，但胡文彬的腦子總用不在正點上，加上他的本質屬於絕對的善良，所以胡文彬很有《水滸》李逵式的滑稽——越是挖空心思用腦子越是弄巧成拙。這一點在張義春先生筆下有表現，那就是他批評曲沐而不敢面對曲沐。

胡文彬的紅學成就在張義春先生的筆下表現的最到位。在新紅學史上，胡文彬大體排在胡適、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馮其庸之後。這一點用張義春先生的話講，叫「特別存在」。因為是「特別存在」，張義春先生就緊緊抓住這一點完善其本來面目。

其九：舊說王侯無世種——鄧遂夫

鄧遂夫篇章再一次印證了《紅學那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二百年紅學第一才子書。
     

這一篇需要我們高度注意的是「謝謝您給我的愛」那一部分。我覺得最高明的文章是善於變形的文章。在這一部分中，張義春先生本來是寫周汝昌、馮其庸、鄧遂夫三個文化人的關係。但張義春先生以男女戀愛的筆墨進行了轉換。這樣就把問題表達的妙趣百出。

「美好塵封在歷史中，鄧遂夫、馮其庸之戀終於曲終人散。鄧遂夫日後以整理校注《紅樓夢》早期抄本而得意，鄧遂夫得意之時，馮其庸與鄧遂夫關係已是仇讎。『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高卧不須窺石鏡, 秋風怒在叛徒顏。』這是九一三事件以後，毛澤東為抒發對林彪的痛恨而戲改了的李攀龍的詩。在夕陽西下燕子歸來的黃昏，在羅衾不耐五更寒的黎明，馮其庸曾經咬牙切齒地吟詠過這首詩。」

這是此篇中的一段妙筆雋語，我實在不知道張義春先生是如何想出來的。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的《傷逝》就是以夫妻情寫兄弟事。張義春先生這裡是借鑒魯迅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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