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秋月何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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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達變的智慧人生——讀馮友蘭

作者：春花秋月何時了於 2022-12-25 07:2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馮友蘭先生，字芝生，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

1912年馮友蘭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8年畢業后就去了美國讀書。跟胡適一樣，都曾是約翰·杜威的學生。1912年馮友蘭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8年畢業后就去了美國讀書。跟胡適一樣，都曾是約翰·杜威的學生。

1923年馮友蘭回國后曾先後擔任中山大學、廣東大學、中州大學、燕京大學的哲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戰期間，馮友蘭與學者們共赴國難，擔任了在西南聯合大學哲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1946年抗戰結束后內戰爆發后，在中國前途未卜的情況下，他感到心灰意冷，於是離開中國，應邀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教授中國哲學史，並順利取得了在美「永久居留權」。

馮友蘭先生在對西方學子的授課中，以一個中國學者的淵博與自信，在中西哲學的橫向比較中，他卓有成效的將源遠流長的中國哲學思想與西方哲學融會貫通。他授課的講義經整理后，定名為「中國哲學簡史」在美國出版。該書一經問世就成為了西方了解和學習中國哲學的入門書籍，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發行，成為世界上許多大學講授「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

馮友蘭在順利取得美國永久居住權后，卻突然感到無所適從，覺得自己一直在美國講中國的舊東西，彷彿博物館里的陳列品，毫無新意，這讓他很苦惱和心酸。

在痛定思痛之後，他認為：「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懷著一腔熱血回國的馮友蘭，將要面臨的卻是一個艱難的十字路口，國共內戰隨著時間的消逝，勝利的天平已經越來越偏向中國共產黨一邊，在這個時候，身為文人的馮友蘭該何去何從？同為文人的馮友蘭和胡適，選擇了完全不同的兩條路。1948年，他婉拒了在美至親好友的挽留，拒絕了美國大學的邀請，毅然返回了中國，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哲學教授。

當年馮友蘭回國過海關時，海關人員曾對他說：「你可以保存這個簽證，什麼時候再到美國來都可以用。」（他的護照是「永久居留」的簽證）但馮友蘭回答「不用了」，隨手把簽證交了上了船。

受到岳父影響，1924年馮友蘭首次加入國民黨，併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但由於對參加革命活動缺乏興趣，1926年自行脫黨。

1934年，滿懷愛國熱情的馮友蘭訪蘇歸來，因其言論有「宣傳蘇俄」嫌疑，被北平市公安局秘密逮捕，一時舉國嘩然，后在各方壓力下於年底被釋放。

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潮的撞擊中，經過短暫徘徊，馮友蘭先生還是選擇站在民國政府一邊，投身於「報效黨國」之中，做一個盡心盡德的中國人。1935年馮友蘭再次加入國民黨，並在當年當選「國大」代表，主動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解中國哲學。

抗戰時期，馮先生就是堅決主張抗戰到底的愛國人士，當然也將蔣介石奉為抗戰的領袖。蔣對他也尊崇有加，在重慶，他就享受過與蔣坐同一張沙發看戲的殊榮。這些經歷，使他在北京大學反右運動中成為既定的目標。

1948年12月，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專門派飛機到北平，接胡適和馮友蘭等文化界名人到台灣，胡適高興地帶著夫人上了飛機，但馮友蘭卻不肯走。馮友蘭用自己的選擇，證明了對故土的熱愛與忠誠。

1949年,馮友蘭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拆開一看原來是自己的上司,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送來的一張飛往台灣的飛機票。但時以年過半百的馮友蘭想都沒想,直接將機票裝好信封,回寄給了梅貽琦。並以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以務實的態度確定了新的方位——真誠歡迎共產黨的到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眼看著曾寄予厚望的民國政府被推翻，他心境之漠落可想而知。但是他很快以求真務實的態度審時度勢，加入了「開國慶典」的隊伍之中。應邀出席這次盛典，這對馮友蘭來說，是莫大的榮譽，給他心理造成了極大的觸動。

五十年代初期馮友蘭對政治性事件的表態還是相當隨意和大膽，但多少又帶有一點自省之意，無形中又增添一層保護色彩。

1952年「三反運動」中，清華文學院黨組織令馮友蘭數次檢查其「反共擁蔣」思想，均未過關，金岳霖作為運動積極分子動員馮友蘭「徹底交待」時，他們抱頭痛哭。

1953年把他列為右派分子，1954年定為「中右分子」。期間，馮友蘭雖屢屢檢討，后雖20多年遭到批判，但毫不氣餒，樂觀豁達，正常的政治活動未受影響。先後於1954年至1983年間，連續當選全國政協委員，1975年，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早在新中國之初，他敏銳的意識到政權更迭新的形勢，先知先覺的公開聲稱自己「過去的學術著作都是沒有半點價值的」，是最早登報自我檢討的高級知識分子。聽說北京大學黨委在反右運動開始后，就內定馮先生為「右派分子」，早早給他預備好了一頂「右派」帽子。然而，到頭來，這個如意算盤卻落空了。

1958年，北大黨委認為馮友蘭的問題是階級鬥爭、腐蝕青年；1964年，北京市委大學部批評馮友蘭「與黨爭奪青年」；1965年，北大社教運動中，馮友蘭被批「猖狂地攻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黨爭奪學術的領導權」；1966年初，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表態說，有馮友蘭等人，哲學系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勢力強大。總之，馮友蘭長期遭受政治壓力，而且每次都免不了接受批評。

馮友蘭作為出色的哲學家，一個在民國時代倍受蔣介石器重的風雲人物，解放後到文革初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尤其是在那「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歲月中，主要內容是受到批判，所受壓力可想而知，如果沒有強大的心理素質，沒有樂觀豁達的心胸，恐怕很難度過這些難關。正是這些優良的品格，最後能讓他著作等身、得以善終。

在那短短的兩三年間，馮友蘭曾經一度獲得較高的稱譽，《中國哲學史》課程原本是作為對立面讓他講授的，想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沒想到全系教師（包括黨員）聽課後都很欣賞，認為講課流利，史料熟悉，觀點明晰。馮友蘭的一位黨員學生陳奇偉激動之餘，執意要用詩一般的語言去歌頌自己的導師。只不過轉眼到了1964年，馮友蘭的政治行情大跌，所有曾經對馮表達過好感的人都遭到斥責。

2007年5月，時任韓國大國家黨代表，後來的韓國第一任女總統朴槿惠女士，曾在韓國文藝月刊《月刊隨筆》上發表一篇自己的隨筆，題目是《遇見我人生的燈塔——東方哲學》。在這篇文章中，朴槿惠談到自己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帶領她走出來的是一本書，中國已故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寫的《中國哲學史》，朴槿惠對這本書給予了崇高的讚賞。

在新中國風雨如磐的政治風暴中，尤其是「反右」「文革」那種荒誕的時期，馮友蘭是無處遁藏，無一是處。細細回想一遍，能煎熬著扛過那樣幾十年的暗淡歲月，確實不易。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權威學者鍥而不捨的努力與堅守，對於我們解讀曾經的「毛澤東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則是一部絕好的教材。

有人說：哲學大師馮友蘭，他用了近二十年的努力，是第一個將中國哲學梳理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的人。其學術的貢獻與成就超過胡適。同時他也是一個善於從全達變、自我保護的時代楷模。他的一生稱得上是成功的人生，是令人欽佩的人生，他在逆境中戰勝自己，為晚輩們克服困難，迎難而立樹立了榜樣，其示範與啟迪作用不言而喻。

1990年11月26日，一代哲學大師馮友蘭在北京友誼醫院安然離世，以95歲高齡壽終，結束了跌宕起伏中從全達變的智慧人生。

如今我們正在走出荒誕歷史的陰霾，並且走進豐衣足食的大國時代。但是毋庸諱言，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足，權貴利益集團從形成到鞏固，使實質性的社會改革更加舉步維艱。不論未來的社會生活如何演繹，馮友蘭先生就是我們笑對人生的榜樣。

因為笑對人生，是一種頂天立地的從容。生活總免不了差強人願，只有那些積極的跋涉者才能磨練出他們的錚錚鐵骨。而馮友蘭先生則是一位真誠的實踐者！

參考文目：

孟祥才：馮友蘭為何能逃脫「右派」的厄運?

馮友蘭：哲學鬥爭的個人掙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