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秋月何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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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目中的鄧小平　

作者：春花秋月何時了於 2020-5-4 08:2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鄧小平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解讀鄧小平先生在這個歷史轉折過程中的領袖作用，對於我們認識四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為中國社會帶來的趨勢性變化，有著必不可少的參考意義。

    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戰友，為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卓越勛。
1956年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從此，鄧小平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中，淪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之一。在急風驟雨的險惡環境中，受到嚴厲的批判和打擊。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他冒著斷送政治生命的風險，仍然堅持尋找與錯誤路線進行鬥爭的機會。「三起三落」的遭遇，為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傳奇色彩，也彰顯了一個革命家堅定的意志和執著的個性。
　
    １９７５年以周恩來總理病重為轉機，鄧小平重新復出，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進行全面整頓，收到顯著的成效，凸顯了他傑出的領導才能，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為當時的政治環境所不容，１９７６年４月他又被撤銷了一切職務。

    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新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擺在黨和人民面前。在重要的歷史關頭，同年10月，華國鋒主席在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一舉粉碎了作為「文革」替罪羊的「四人幫」。成為新中國歷史轉折的一個里程碑，也為後來的「撥亂反正」掃清了障礙，其決定性的歷史貢獻將永載史冊。

    一度風起雲湧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隨之銷聲匿跡，讓失落的鄧小平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主動向華主席交心，表達了復出的迫切願望。經過葉劍英、陳雲等老革命家的力薦，1977年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原來擔任的黨政軍領導職務。復出后的鄧小平和胡耀邦一起積極投入到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之中。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做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這次會議標誌著解放以來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歷史性轉變。經過這次全會鄧小平成為了黨的新一屆集體領導核心。

    從而國家終於步入的新的穩定期——鄧小平時期。隨後他出訪日本，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9年出訪美國，中美握手言和…… 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使他成為了20世紀末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偉大人物，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傑出的領袖、政治家、外交家的風采。

    在１９８１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由鄧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胡耀邦一道為建國以來大量冤案平反昭雪，伸張了正氣，博得了全國人民的愛戴。因為在毛澤東時代不論經受了多大磨難，只要看到「平反」兩個字，就足以讓人們感恩戴德，甚至是熱淚盈眶了！在新中國有幸享受到這個「福利」的人們及其親屬估計在一億人以上！
　
    然而，鄧小平和毛澤東都不是神，由於種種原因，都免不了受制於歷史條件的局限。「高舉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旗幟」曾經是我們耳熟的口號，其實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內涵並不雷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截然相反乃至水火不容的。比較起來，鄧的視野似乎更開闊，主張也比較求真務實。鄧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此論雖遭到毛澤東的指責，但是他敢於摒棄謊謬極左的「血統論」，在當時是值得稱道的。

    他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構想，按照這個構想，香港、澳門順利回歸了祖國。

   「改革開放」開啟了以科學技術為標誌的新生產力，借市場經濟與對外開放之力，讓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擺脫了貧窮落後的面貌，提高了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在1978年和1985年，鄧小平曾兩次當選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風雲人物」。

    1978年3月,鄧小平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講話中,他系統地論述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性作用。接著又提出中國要實行開放政策,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發展的起點。正式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

    1988年6月，鄧小平根據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和現狀，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極大的激發了社會創新發展的活力。但不能不說的是：如果不是華國鋒粉碎了「四人幫」奪權的圖謀，清除了障礙，在其默許下，胡耀邦為開啟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並策劃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可以說，如果沒有華國鋒的支持和胡耀邦從理論上的開山鋪路，後來的改革開放就不會那樣水到渠成。

    1979年的中越邊境反擊戰之後，鄧小平取得了軍隊領導權。同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報告時指出：對現行制度存在的黨政不分、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弊端,必須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遺憾的是，這些來之不易的成果在習近平主政后又被擱置！

    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正式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至此鄧集國家和軍隊領導權於一身，成為了中國實際上的「國家元首」。

    由於「十年浩劫」的歷史原因，國家主席職務一直空缺，在鄧小平的主導下，1983-1993 楊尚昆、李先念先後出任國家主席。

    「文革」結束后，胡耀邦擔任了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為開啟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他策劃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表現出非凡的膽略和勇氣，贏得了廣泛的讚譽。

    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前後的作為，更多的時候，是使這個黨以及國家能夠「正常」起來。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希望能改變中國不正常的「運動整人」的政治模式。

     廣泛的讚譽把胡耀邦推上了權利的巔峰，在鄧小平主導下，1981年6月胡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隨即提議，改中共中央主席為總書記，實行集體領導制。和毛、鄧相比胡耀邦顯然是屬於「第二代」領導人了。胡耀邦以總書記的身份將黨內外的改革意志變成行動並不斷促進，尤其是他從制度上改變了領袖人物的「終身制」，讓人耳目一新。

    1987年，正乾的興緻勃勃胡耀邦突然受得了鄧小平的嚴厲批評，理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隨之被迫辭職。不久心臟病發作，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胡耀邦辭職之後，鄧小平選擇了趙紫陽接替胡耀邦被推選為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7年1月，另一位「第二代」領導人趙紫陽登場。

    1989年6月為悼念胡耀邦，趙紫陽決定舉行十萬人的大型悼念活動，被鄧小平阻止。隨後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面對天安門廣場學生們自發悼念胡耀邦的請願示威活動，鄧小平不僅仍堅持壓制態度，並悍然發出了血洗天安門廣場的指令，致輿論嘩然，也為他的政治生涯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遺憾！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公開表示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被鄧小平視為「在關鍵時刻支持動亂和分裂黨」，而招致鄧等人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16年。

    在六四事件與學生代表的接觸中，趙紫陽站在充分理解的立場上，一反傳統的強硬策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力圖通過對話與溝通，以一種全新的溫和的方式化解矛盾。他認為這樣做不僅可以緩和事態，而且為未來解決突發事件做一個大膽的嘗試，也藉此展示一下改革開放的政壇新氣象。讓他始料未及的是,在鄧小平看來，這樣做是挑戰了他的絕對權威並視其為「造反」，是決不能容忍的。

    趙紫陽在事後面對黨內保守勢力聲討時，堅持己見並不懈的為自己辯護。中共官方對他的評價一直停以「六四錯誤」「支持自由化」為重點。而他在經濟改革中敢做敢為的品質，主張建立現代化政治體制的觀點，響應社會各界民主訴求和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言行以及至死不屈服於外加之罪的品格，受到了中共黨內及海內外開明人士的支持與讚譽，視其為現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之一，也是中共歷史上少有的獨具個性的領袖人物。

    由於趙紫陽在改革開放時期擔任總理時的貢獻及經濟決策，被人們稱之為「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遺憾的是在眾望所歸的時候，他卻轟然倒下！

    據曾任趙紫陽的秘書、高級助手，在其政治改革方案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的鮑彤先生披露：趙紫陽的改革方案旨在抑制黨的權力和擴大對官員的公眾監督。作為中國1980年以來負責管理政府的總理，趙紫陽專註於放鬆政府對農民和工廠的控制，鼓勵外國投資者和培育私營企業，所有這些都是在許多官員仍將「市場經濟」視為異端的背景下進行的。也是為了保護中國經濟收益免受腐敗和低效影響。

    為了貫徹落實鄧小平所說的：有必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示精神，趙紫陽對於政治體制改革做出了超乎尋常的規劃。如：取消中央機關以及各企事業單的「黨委負責制」、取消「政法委」等一系列重大決策。遺憾的是這些政改決策在89年「六四」之後，隨著趙紫陽被撤職嘎然而止。鮑彤後來稱，「六四」鎮壓背後的推動力是一場「政變」，目的是破壞趙紫陽及其自由化政策。接下來的是權威主義的死灰復燃。

    為什麼鄧小平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此深惡痛絕，甚至將其視為像「挖祖墳」一樣不可容忍。從根本上說，他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今日之中國是開風氣之先，對現行專制政體構成威脅。不客氣的說：此時的鄧小平已經完全站在扼殺社會民主，阻止社會進步的反動立場上了。

    酷似清朝末年本應退居二線的慈禧太后，卻不甘寂寞，扼殺了「戊戌變法」，偏要當專權主政的「老佛爺」。結果嗜權誤國，葬送了大清王朝。

    「戊戌變法」就是清王朝知識分子利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它山之石來攻我之玉的大膽嘗試和實踐，不過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稱謂，而是稱其為「西學」「西法」，戊戌變法終因操之過急，失之過重，被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絞殺！而後來的「辛亥革命」就其性質而論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即「西法」攻破封建王朝壁壘的一個關鍵性勝利。也可以說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西法」，就不會有辛亥革命與後來的「中華民國」。而上個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則是把「資產階級自由化」變身為「無產階級自由化」，即所謂「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也就是毛澤東先生所謂的「馬列主義加秦始皇」的新社會。

    回首新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坎坷歷史，就是一部打著「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旗號，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大興問罪之師的「清剿史」。

    今天中國大陸正處在經歷了風雨如磐的七十年後的關鍵時刻，改革開放順應了歷史趨勢，滿足了人們嚮往溫飽生活的基本宿求，得以擺脫了艱難的生存困苦。而舊的封建專制政體又成為了阻礙大陸社會走向現代文明新的「長城」。毋庸諱言，七十年的艱難探索，促使我們學會了如何在總結中反思，在反思中比較，在比較中得以鑒別，堪稱來之不易！

    今天，當我們靜下心來思考改革開放以來這段歷史時發現：鄧小平先生越來越像清王朝的「慈禧太后」，試想，如果當年胡耀邦不是在鄧咄咄逼人的情況下黯然離世；如果鄧小平能夠在胡去世后對自己專橫跋扈的後果有所感悟，為胡耀邦鳴不平的大規模悼念活動，即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動亂就不會發生。然而那樣做不符合鄧小平一言九鼎的風格，當然歷史也不允許有「如果」。

    就這樣兩位既有領導經驗，有個性又有威望，對改革充滿熱情，久經考驗的「第二代」領導人先後倒閣，而任由鄧小平直接走上前台，成為了官方媒體稱為的「第二代」的領導人。這是不準確的，事實上鄧核心並非「第二代」而是「第一代」。因為鄧小平是毛時代領導核心的主要成員之一，是第一代的老革命家之一。從毛算起，準確的說鄧小平應該是「第一代」的第二屆領導人。真正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應該是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只是在他們被一個個趕殺出局的情況下，在本應屬於他們的政治舞台上，只有鄧小平先生在「把酒論英雄」了。

    更為遺憾的是，在真正的「第二代」領導人缺席的情況下，鄧在退休時把領袖的職位直接安排給了，無論是領導經驗還是威望都大為遜色的「第三代」人選，不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也無形中增加了未來的不確定性。

     鄧小平先生讓正處在撥亂反正、百業待興的祖國，用最快的速度擺脫了貧困，讓國人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好日子，功不可沒。香港、澳門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體現了鄧小平領袖者的智慧與魄力。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使之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又一位在新中國歷史進程中產生重大影響的領袖人物。

    但是，由於他執迷於「權威」政體的作用，不注重民主監督的制度性建設，過分強調「快富起來」，並且仍舊把「左了就右一點，右了就左一點」的「開飛機」理論，繼續作為了改革開放的操守，使得國民經濟雖然實現了跨躍式發展，但社會生態卻受到嚴重的破壞。造成腐敗叢生，愈演愈烈，以至於演化到明目張膽，堂而皇之的地步。來之不易的豐碩成果終因經不起時間的檢驗而變味，讓人們對改革開放的社會認同感大打折扣。

    正如著名的改革派人士，曾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歷有為先生指出的那樣：中國歷史和現在的實踐一再證明：專制的政治體制不得民心，是逆歷史潮流的，是阻礙和窒息生產力發展，妨礙群眾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的政治體制。

    鄧小平將國人擺脫專制，追求社會民主訴求的時代潮流，斥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繼續堅持「馬列主義加秦始皇」的專制政策；把「文革」后出現的撥亂反正難得的轉機，重新拉回到權威社會的藩籬；其阻止社會進步的歷史局限性，清晰可見，其惡劣影響不可小視。

    對舊體制不遺餘力的痴然堅守全歸咎於鄧小平個人則有失膚淺，剛從無法無天的浩劫走出來的中國大陸正處在困惑與迷茫之中，多數人從心裡期盼望能出現一個新「領路人」，還不能從習慣於「個人崇拜」中完全醒來。在現實生活中，有一點「個人崇拜」本不是壞事，但要有個度，千萬別因為「崇拜」就放棄監督與審視。不分青紅皂白的把「個人崇拜」「融化到骨頭裡，血液中」，而任由其隨心所欲，到頭來只能是重蹈覆轍！

    縱觀鄧小平先生的一生，「文革」以前，他不僅是新中國的開國元勛和立國幹將之一，也是毛澤東為首的領導核心中最具敏銳視覺、現代意識的一位領袖人物。雖然在「文革」中幾經磨難，但復出之後，依然雄心勃勃，大刀闊斧，彪悍作風不改。可惜的是在國人的厚望之中，卻扮演了一個嗜權誤國的「老佛爺」角色。在社會轉型的重要歷史關頭，他沒有能夠實現個人跨越時代的思想升華，其後果是嚴重的。因此可以說，對於當今社會政體改革裹足不前和積重難返的腐敗亂象，鄧小平先生是負有歷史責任的！

    晚清的慈禧太后充當獨攬大權的「老佛爺」，絞殺了「戊戌變法」，硬是把維新圖強的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的瀛台至死（注），以捍衛清王朝的「祖制」。稱得上近代中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先驅了。一百多年之後，我們的鄧小平先生步其後塵，在社會轉折的重要歷史關頭，硬是把一位躊躇滿志的「改革開放總工程師」變成了現代版的「光緒皇帝」，成為其政治生涯中頑固維護舊體制的敗筆。著實令人惋惜！

    值得肯定的是，1989年鄧小平明確表示「我的分量太重對黨和國家不利」，謝絕了大家的挽留，毅然辭去了一切職務，退休了。為廢除領袖終身製做出了表率。與之相比，那終生眷戀權利，在生命的最後一息還不肯把手指放下的領袖則望塵莫及。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先生逝世的噩耗傳來，這樣一位享有崇高威望傑出的領袖人物走了，對於我們這個權威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個斷崖式的損失。我心裡頓時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國家失去了頂樑柱，那些居心叵測的國際勢力會不會就此興妖作浪？而後來的諸多事實表明，我擔心的事情還是都發生了。面對風雲變幻的大千世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無疑是最重要的。國家實現現代文明的長治久安永遠國人最大的期盼！



   （注）光緒皇帝：愛新覺羅·載湉，是清朝末年「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因變法失敗，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