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突出政治」的年代

    我是40年代生人，新中國成立時已經是「小六齡童」了。1952年開始上小學，在結束了多年戰亂之後，那時新的社會秩序已基本穩定。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小學入學兒童的年齡差距特別大。記得剛上一年級的時候，我們班年齡最大的竟有18歲，和我們這些7，8歲的孩子站在一起高出一半，而且長得又粗又壯，比老師還高出半頭，整個是個大老爺們兒。也是同學之中當然的孩子王，動不動就裝腔作勢地分咐我們：「給『老夫』看坐」,好在沒上幾天學他就不來了。一晃60多年過去了，至今還有印象。

　　1953年我加入了少年先鋒隊，戴上紅領巾的時間比「偉大的戰士雷鋒」早一年。入隊后懂得了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長大要獻身祖國。這時年齡小，還沒有什麼政治的概念。

　　樹立做「革命接班人」的理想是50年後期的事了，從那時起生活中的政治元素日益多起來，小學生開始接受忠於黨和毛主席的思想意識培養。

1955年震驚全國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我記憶中第一次最深刻的政治事件。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爭論到政治審判的重大事件。

胡風先生（注1）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藝運動，是魯迅先生最欣賞的三個青年作家之一，他信奉馬克思主義。

1949年後 ，他對革命文學依舊關注且充滿熱情，為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建設，寫出了三十萬言的意見書。

由於胡風文藝理論被認為偏離當時的文藝理論基調，胡風及其支持者和以時任中宣部長的周揚等人的文藝爭論升級為政治批判。把胡風先生「關於文藝方針的意見書」定性為「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向黨進攻」。

記得在當時的媒體上大量刊載抨擊胡風先生的文章，在一本畫冊上曾看到過胡風被醜化成鋸齒獠牙惡魔的樣子，隨即胡風和夫人雙雙被逮捕。

接下來就是在全國展開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後來才知道這個運動，有2100餘人被打成「胡風分子」，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胡風本人於1955年5月16日，在家中被拘捕。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14年。「文革」中的1969年又加判為無期徒刑，從而造成一起重大冤案。

胡風先生在獄中絕食，要求舉行記者招待會，要求按照法律程序進行審判，但是在當時環境下是不可能的。 而後，亦步亦趨的極左政治路線證明： 「胡風事件」是第一次 為新中國知識分子敲響了立此為照的「警鐘」，也為接踵而來的「反右傾運動」做了預熱。當時雖然年齡還小，仍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後來轟轟烈烈的「反右傾運動」，則是「風起雲湧，波瀾壯闊」了。

1957年發起的「反右傾運動」，開始是號召人們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群眾運動。當人們被發動起來之後，運動進入高潮時卻風雲突變，演變為「引蛇出洞」「聚爾殲之」和「請君入甕」了。

接下來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的批判、聲討那些給黨提意見的知名人士。記得當時遭受攻擊最激烈的是兩位民主黨派的領袖，章伯鈞先生和羅隆基先生（注2），被稱之為「張羅反黨聯盟」。他們在國務院的部長職務也被撤銷了。隨著運動的深入，受到批判波及面越來越大，首當其衝的多是民主黨派及各方面的著名知識分子。

後來才知道在「反右運動」中，全國有300多萬人因為給黨提意見，被定性為「向黨進攻」，成了狼狽不堪的「右派分子」；變成「敵我矛盾」的政治「黑人」；不僅株牽連到三親六故，有的甚至放到勞改農場接受改造。「知識越多越反動」的邏輯此時在這裡初見端倪。

而此時在另一邊的「中南海」，毛澤東先生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他一手策劃的「反右」「人民戰爭」已經戰果昭著；又時逢南方某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捷報傳來；更加激發了他的成就感，以至於「夜不能寐，旭日臨窗，欣然命筆。」，寫下了「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的妙筆生花佳句。

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粉碎資產階級向黨進攻」，積極投入到這場運動之中，當然也包括我們，這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政治」的概念越來越明晰了，初步領教了「政治」對於一個人來說有多麼重要！

歷史已經步入21世紀，在60多年後的今天反觀這兩次大規模的政治事件時，我們發現，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權穩固后，對新中國知識分子大規模的打壓和圍剿，從根本上剝奪了其「憲法」規定的，人們本應享有的「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樹起了「殺一儆百」的警示牌，並且「立此為照，以儆效尤」。面對殘酷的掃蕩和鎮壓，作為社會發展先知先覺的新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低下頭來，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唯一的生存通道——開始了漫漫的「犬儒」生涯。

1960年以後更加強調「階級鬥爭」和「突出政治」，媒體宣傳的要點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無所不在」，「階級鬥爭是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為了便於政策的可操作性，乾脆列出了階級鬥爭的清單——明確了「階級鬥爭」」的主要對象是：地、富、反、壞、右、資。也就是後來被蔑稱為「黑六類」的人們。他們之中有的是因為曾經富有過，有的是曾經發表見解而遭受過批判，有的則是為舊政權做過事或有過不良行為的。至此陣線分明，「階級鬥爭」的戰略布局已基本形成。

　　不巧的是50年代後期，受到以「大躍進」為主基調的「三面紅旗」浮誇冒進錯誤路線影響，使得形勢急轉直下——原來的社會物質基礎幾經「政治運動」的折騰已損耗殆盡。

「大躍進、以鋼為綱」「人民公社、吃食堂」等脫離中國實際的空想極左路線帶來了全國範圍的大飢荒。

1960年人民的生活進入了極度困難時期。有的地方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據《黨史》記載，在謊稱的所謂「災災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全國人口負增長一千多萬，國民經濟岌岌可危。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在總結和檢討「三面紅旗」著名的「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的彭德懷和黃克誠等幾位新中國的開國元勛，因為反對「三面紅旗」的錯誤路線，而被打成「反黨分子」，被撤銷了職務。

　　物質生活的極度貧乏，生存危機的嚴峻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階級鬥爭」戰略構想的展開。但是「突出政治」和「階級鬥爭」的高壓態勢對人們當時的不滿情緒還是起到了威懾和抑制作用。

值得慶幸的是，面對物質生活極度貧乏局面，採取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得國民經濟經過了3，4年的時間有所恢復，嚴峻的生存危機得以緩解，人民生活總算熬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就在國計民生剛開始出現轉好的時候，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敏銳的覺察到，追求物質享受的「資本主義勢力」正在抬頭，於是開始在部分農村和工礦企業、學校內開展以「社會主義教育」為內容的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以防止「資本主義勢力復辟」。「四清運動」實際上是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預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如何領導運動的方法上卻發生了嚴重的分歧與衝突。已答應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敏銳的覺察到，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正在受到冷落和挑戰，這是一場奪回領導權的你死我活的博弈。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先發制人，在中南海大院內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雖然毛在這張大字報里沒有指名道姓，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鋒芒所向，不言而喻就是炮轟時任黨和國家一線領導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總書記的鄧小平。

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央的某些領導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犯了嚴重的錯誤。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以回到以他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上來。

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陰暗面 ，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就這樣，一個原本是領導集團內部討論的問題，卻一開始就脫離了同志式的交流方式，演變成為兩股勢力的生死對決。毛澤東利用自己「偉大領袖」的崇高威信，以絕對優勢，使出了「群眾運動」的殺手鐧。

以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為起點，「文化大革命」迅速升溫。首先是發動青年學生為生力軍，在「停課鬧革命」的口號下，鼓勵「革命小將」到各地「煽風點火」，開展「革命大串連」，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接下來「大串連」的學生潮由首都很快漫延至全國，人員也由大學生擴散至中、小學生。

數以萬計帶著「紅衛兵」袖章，狂熱的革命小將，到處宣傳、貫徹毛主席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最高指示」。「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所謂「四大」如滾滾洪流遍及全國。排山倒海的群眾運動迅擴散至機關、企事業單位、街道社區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而席捲全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此全面全面展開。

1966年8月18日之後,毛澤東曾8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總人數達1000多萬人。充分調動和激勵了人們「造反」的積極性，使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高潮迭起。

學校停課，不少工廠停工，全力投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之中。以誓死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為口號，出現了兩大派別文爭武鬥的局面。

毛澤東運籌帷幄，以絕對優勢，很快將對方置於死地。「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當「造反派」一時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追求。

　　毛主席首先把地位僅次於他的第二號人物，原定為他的接班人——劉少奇設定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動員億萬人民群眾行動起來，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和他們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劉少奇在全國各地的「代理人」揪出來！對他們施以「口殊筆伐」！「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成為了最熱的流行語。

　　「向走資派奪權」的號角把這場浩劫推向了高潮。在「革命大批判」的旗幟下，各部門、各地區以及各個單位的領導人被打成「走資派」，押上了批鬥大會進行「批鬥」。而學校則把校領導定為「走資派」押上了「批鬥會」。

經過劇烈的「文爭武鬥」，國家以及各地各級政府紛紛倒毀。「紅色風暴」愈演愈烈，大批老幹部和學術上造詣極高的知識分子，一轉眼淪為「反動權威」、革命鬥爭的對象被揪斗、抄家、戴上紙糊的尖帽子遊街。接下來，一個波及全國的「斗、抄、轟」行動廣泛展開。

有資料顯示：文革中，全國共有約1千萬戶人家被抄；其中北京市有11萬4千多戶；上海市「抄了十萬戶資本家」；在僻遠的雲南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就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家被強行遣返回原籍，重現了上世紀二、三十年「打土豪、分田地」時的暴孽場景。這時的「突出政治」已經演化到了極端，我們的生活已經完全被政治綁架了。

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法規統統淪為廢紙，取而代之的是：把毛澤東的講話奉為神聖的「最高指示」，是全國各項工作的指導方針。「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甚囂塵上。

1971年林彪出逃的「9.13事件」之後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又為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增添了新的柴火。

　　直到1976年以後，以毛澤東去世，文革中風光一時的「四人幫」作為毛澤東的「替罪羊」被公審以及鄧小平復出為標誌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宣告結束。

　　此時的中國大陸，已是滿目蒼夷。從上到下，從學校、工廠到各行各業都亂得一塌糊塗。

有資料顯示：包括以國家主席劉少奇為首的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文革」中「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餘家庭整個被毀。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

　　慘痛的代價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場革命，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一場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沒有硝煙的「內戰」，是新中國遭受「史無前例」的浩劫和國難。

　　撫今追昔，頗多感慨。回首從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突出政治」的大背景中，生活逐漸被政治化的成長過程。正是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著意的培養和教化，終於把我培養成為「十年浩劫」中，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誓死忠於毛主席」的狂熱的個人崇拜追隨者。

　　在亦步亦趨的極左思潮中，能像張志新、林昭那樣堅持理性思維，為了堅定的信念不惜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成為那個狂熱的年代中「寧死也要講真話的「反潮流」英雄則屈指可數。用領袖的思想武裝頭腦，按指定要求發出聲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隨波逐流者是大多數。

經過了歷史的沉澱和反思，回首這一場由個人崇拜導致自我意識泯滅的人生悲劇，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和總結的。尤其是要告戒子孫後代：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起碼的做人準則和理智，並且對「極左紅潮」死灰復燃時刻保持警惕！

　　一個社會的發展，首先應該是滿足人民生存的基本需求，餓著肚子的共產主義不應該成為我們的選擇。毛澤東死了，那個「越窮越光榮」，「有錢即有罪」的混賬理論終於可以入土為安了。

　　為什麽那些禍國殃民的政策卻能大行其道，一路凱歌？為什麽明明是屢屢失誤，卻粉飾為「戰無不勝」？「個人崇拜」達到迷信的程度，導致我們神魂顛倒，一錯再錯。

有人說：生活困難時期雖然挨了餓，但是造出了「兩彈一星」，值了。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搞科研就要餓肚子嗎？改革開放以來，光是返回式衛星就發射了幾十顆，還有宇宙飛船，我們非但沒有餓肚子，生活反而越過越好了。事實早已經大白於天下——導致我們挨餓的真正原凶就是「突出政治」的極左錯誤方針 。

　　一個「大救星」經過不斷的「熱核反應」，最終演化成為了一個「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當這個「紅太陽」落山之後，我感到如釋重負。首先，「世界革命的大旗」可以不必再高舉，「解放全人類的重擔」也可以先放一放了，咱中國人總算是鬆了一口氣。

　　出人意外的是：看到了一個又一個的 「紅太陽」又在冉冉升起，這時候才發現，此類「熱核反應」並未終結，當「個人崇拜」的旗艦仍然一如既往乘風而來的時候，真不知道，我應該哭還是應該笑！

「改革開放」從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進入了第42個年頭，我們的國家發生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推動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變革，促進了經濟高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改善，值得慶幸。然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卻巋然不動，甚至出現了倒退的傾向。

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腐敗導致的各種社會亂象乘風而行。「極左」與「極右」竟奇迹般的渾然天成，左右開弓，令人瞠目結舌。認真反思「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從根本上「撥亂反正」，我看到時候了！

注1：胡風（1902年—1985年），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湖北蘄春人。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1920年起就讀於武昌和南京的中學。1929年到日本東京，進慶應大學英文科。1933年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化團體被驅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行政書記，曾遭周揚誣陷。與魯迅曾關係密切。

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胡風當選文聯委員、作協常委。他以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呼新中國的建立。並任《人民文學》編委。

1954年7月，胡風向中央政治局遞交《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反駁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舒蕪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編者按」中對胡風的批評。

1955年5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作出批捕決定的前兩天，胡風在家中被公安人員拘捕。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14年。

1965年12月底，胡風從秦城監獄出獄。春節過後，離開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成都西邊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

1967年11月，「文革」開始后，胡風再度入獄。

1970年1月，胡風以「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在報紙空白處寫詩)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會加判無期徒刑，不準上訴。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胡風終於把「牢底坐穿」，被釋放出獄。

1980年9月，中央作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平反后，胡風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

1985年6月8日，胡風先生因病逝世，終年83歲。

注2：章伯鈞(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安徽桐城人，中國政治活動家 ，愛國民主人士，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社長。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羅隆基(1896年8月14日-1965年12月7日)，字努生，別名生輝、野度，江西省吉安市安福縣人 。中國著名政治活動家，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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