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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樣，認識司徒雷登是在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中。在該文中毛把他做為美國對華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極盡諷刺與挖苦。殊不知以這樣的印象來定位司徒雷登先生不僅有失片面，也委實曲解了他老人家。
司徒雷登1876年6月生於中國杭州，父母均為美國在華傳教士。他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和工作在中國。
從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並鑽研漢語。曾參與建立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曾先後擔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
1919年北平的兩所教會大學合併組建為燕京大學，他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校長的最佳人選。司徒雷登被聘請為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后，他做為燕大的締造者為該校的籌辦及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接手燕大的時候，幾乎是一窮二白：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
為了籌集辦校資金，他曾十次赴美國，周旋於洛克菲勒基金會官員、亨利·福特父子等頂級富豪之間。有錢人一看見他就問：「又是來借錢吧？」。為了讓一位老太太在她的遺囑上能寫下『遺產全部捐給燕京大學』，他甚至低三下四的陪美國富太太打牌喝酒。經過四處籌措，募集資金達２００多萬美元。
在國內司徒雷登也幾乎把中國權貴拜訪遍了，包括張作霖、張學良、段祺瑞、馮玉祥、宋子文、孔祥熙等。
為了找校址，司徒雷登騎著毛驢踏遍北平，終於看中了西山腳下廢棄的皇家園林淑春園。經過他多方爭取，燕大最終得到了一片將近一百七十公頃，有山有水的校址。這裡從此被稱為「燕園」。
他特意邀請一位對中國文化和中式建築很有興趣的設計師，花費了7年的時間，為燕京大學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宮殿式的新校園。
1926年夏秋，燕京大學遷入西山腳下的新址。燕園的設計仿皇家園林風格，以玉皇山塔為東西軸線的對景。外部模仿中國古代宮殿，飛檐斗拱，雕樑畫棟，園中矗立著華表、石獅、石碑、石雕等。參觀的人無不誇獎這是中國最美麗的校園。
他還不惜出重金聘請中外著名學者如吳雷川、許地山、鄧之誠、錢穆、吳文藻等多位有名望的學者來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學術地位。建校十年來，司徒雷登陸續聘請到鄭振鐸、俞平伯、顧頡剛等一流學者，各院系主任基本都由中國教師擔任。
為了降低開支，他主動放棄校長的５００大洋的薪酬，和教授們一樣每月只拿３００元。
1928年，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公司創始人查爾斯·馬丁·霍爾在遺囑中聲明：遺產中一部分要用於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行該項計劃。於是，司徒雷登成功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促進了中美文化交流。
到19世紀30年代，燕大已發展成為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司徒雷登只用了短短９年的時間，使燕大一舉成為世界一流高校，堪與北大，清華比肩。使得燕京大學雖為教會學校，卻逐漸中國化，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同。
司徒雷登攝於燕京大學貝公樓前
司徒雷登提倡學術自由，要求燕大的學生既中國化，又國際化。他還注意與學生、員工互動交流，對待教職員工熱情溫暖，給許多學生和員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學生運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京大學師生上街遊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4年北京學生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組織請願團赴南京，燕京大學學生宣布罷課。司徒雷登聞訊從美國火速返校后，立即召開全校大會。一些人以為，作為校務長的司徒雷登是不會支持罷課的，不料他卻說：「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大的學生是否也去南京請願了？我聽到答覆『是』，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抗日戰爭爆發后，日軍佔領北平。日方經常找借口挑釁，逮捕燕京大學師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於美國領事館和日本駐軍司令部之間。他曾這樣說：「北平淪陷期間，我的學生在參加愛國活動之後，回校時總會興奮地告訴我：他們是如何用實際行動報效祖國和人民的，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為感人的是他們已在身體力行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北平淪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國時，就徵得美國託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淪陷，也要繼續辦學。
從七七事變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四年半的時間裡，燕京大學保持著辦學的常態。司徒雷登重新擔任校長，他策略性地強調燕大是美國學校，懸掛起美國國旗，以防日機轟炸。還聘請了一位會說日語的燕大校友為校長秘書，與日方周旋，包括保釋被捕的燕大學生。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和一些外籍人士一起被日軍關在集中營，直到日本投降后獲釋。出獄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著手重建被日寇蹂躪得不堪入目的校園，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開學了。
當年由燕京大學奔往大後方和敵後根據地的學子，司徒雷登先生指示校方解決路費，他甚至還要親自設宴餞行。希望燕大的學生，無論是到哪裡都能在抗日救國中有所作為。
1946年由出使中國調解國共衝突,未獲成功的馬歇爾特使推薦，任命司徒雷登為美國駐華大使。 在此期間他雖然執行了美國政府錯誤的在華政策 ，但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起到促進合作的橋樑作用，以促其共同抗日卻有著積極一面。
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痴迷於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他在自傳《在華五十年》中這樣寫道：「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
可惜他生不逢時，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不聽他的。美國政府也偏袒國民政府，他作為大使，又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決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
內戰全面爆發，司徒雷登痛責自己失職。他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作出讓步。」
1949年8月2日,由於美國在華政策的徹底失敗,司徒雷登黯然離別生活了45年的中國。此後再也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返回美國后，隨即退休。
進入21世紀后，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更多歷史資料的公開，一如思想解放的中國人正在不斷地對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給予重新解讀一樣，歷史正在逐漸還原它本來的面目，對司徒雷登先生的評價也越來越公正。
有網友說：自從被偉大領袖「欽點」之後，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里，司徒雷登主要是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大人物而被國人知曉。但如果我們拋棄政治的偶然，回歸歷史的本真，司徒雷登實際是個政治上的小人物，卻是一位偉大的社會活動家。作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他主持燕大校務達27年之久，幾乎是憑一己之力，用在美國募捐來的錢，將燕京大學辦成了「世界知名」大學 。在歷史的弔詭中，真實的司徒雷登被遮蔽了。
事實證明，他是個優秀的校長和教育家。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在我們的印象中，更多的卻是他不堪的大使生涯。在歷史研究愈加客觀的今天，全面評價司徒雷登先生應該是現代國人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隨著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個美國對華政策失誤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這一側，毛澤東主席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一種莫名的挫敗感讓他倍加落寞。
晚年的司徒雷登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精神抑鬱，後來患了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他唯一的兒子傑克並不在身邊，全是由一直追隨和支持他的學生兼秘書傅涇波和家人照顧其起居。
司徒雷登在華盛頓的傅涇波家中（1954年）
在意識到自己可能不久於人世時，司徒雷登立下遺囑。請傅涇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將他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學他妻子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臟病突發在華盛頓去世，終年86歲。
傅涇波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國王公的後人，曾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也是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 在司卧床不起的日子裡，表現出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風，像兒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邊。在司徒雷登去世之後，又歷經了近半個世紀的坎坷曲折，傅涇波及其後人數次往返於大洋兩岸。在其不懈的奔波和努力下，終於幫司實現了魂歸東土的宿願。
讓他的晚年生活在一個溫暖的中國家庭中，得以遠離了清貧和落寞的正是「尊老敬老」「知恩圖報」的中華傳統文化，它充分彰顯了中國人對司徒雷登先生的敬愛和感激之情，也是對他一心一意為中國人民服務奉獻精神的報答。傅涇波的貢獻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可貴的，他讓我們今天回憶起這位老人時仍然可以欣然和寬慰。
燕大校友向杭州的司徒雷登墓獻花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在他摯愛的杭州故里半山安賢園，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儀式在一片肅穆中進行。這應該是歷史畫卷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闊別中國60年的司徒雷登實現了他的遺願，再度回到了他一直付出滿腔熱情的中國土地，回到了他情感的家園。
由於當時某些政治情緒的干擾，他沒有能夠和自己的妻子合葬在北京的「燕園」，而是安葬在離他父母在杭州西湖邊墓地不遠的半山安賢園公墓，則成了美中不足，也成為永久的遺憾。
司徒雷登的骨灰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安眠於青山蒼翠的懷抱之中。參加骨灰安放儀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幾位童顏鶴髮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們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學校友會的代表。
燕京大學校友會北京校友代表國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潔白的百合花輕輕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長，您安息吧」。「司徒雷登先生總說西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裡就是他的故鄉。今天，他總算回家了。」杭州校友姚林傑老先生感嘆著。
現在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的司徒雷登先生，又可以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安然睡去了。
中國現代著名愛國主義的民主鬥士聞一多先生在《最後一次演講》中說過：「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
歷史學家林孟熹這樣評論他：「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也有人把他稱之為「最受尊敬的美國人」，而事實上司徒雷登卻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外國人」。縱觀他在華５０年的人生歷程，始終與中國共命運，同榮辱，自覺地把自己當成這個「大家庭」的一員。不論是興辦教育還是抗日救國的緊要關頭都體現了他對故鄉一如既往的執著的中國心。
司徒雷登生前說過：「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和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我生在中國，也願意死在中國」。他最後的遺願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國，這絕不是一時的興之所至，而是一個喝著錢塘江水長大的「多半是中國人」的司徒雷登無法割捨的追求和宿願。
在無奈中離開中國之後，司徒雷登就像斷了根一樣，他的生命之樹日漸枯萎，直到鬱鬱而終。他內心的苦痛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呢！
司徒雷登信奉基督教，並非「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崇尚正義和進步並且身體力行的人生軌跡，卻為我們樹立了一個令人敬仰的道德楷模。
今年是把中國視為故土的司徒雷登去世55年周年。在這長達50多年時間裡，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不僅遠離了戰亂，而且生活在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豐衣足食的新時代。儘管今天的還存在著諸多的不盡人意，但是比起50年前已經是天壤之別。尤其是人們思想意識的進化足以告慰司徒雷登先生的在天之靈。
參考文目：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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