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隨筆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中國正值晚清末年，內憂外患，中華民族日見衰落。改良派維新變法的失敗，決心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體制的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崛起，使共和、民主思潮萌動於神州大地。
    武昌首義的槍聲開啟了辛亥革命的滾滾洪流，辛亥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結束了中國綿延兩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也是中華民族復興歷程的一個里程碑。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又一次為振興中華吹響了新的號角。「打土豪、分田地」喚起了我們這個落後農業國的萬千勞苦大眾。中國共產黨人歷經艱苦卓絕的奮鬥終於取代了國民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但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建國者在構建國家機器的同時，就制定了「黨的領導至高無上，不受任何限制」無法無天的的基本國策，相比之下「憲法」對權力的制約則形同虛設。正是這種專制政治體制，為後來的領袖「一己獨大」，為屢屢失誤卻被堂而皇之的粉飾為「戰無不勝」的顛倒是非，壟斷輿論鋪平了道路。
    新中國的成立曾極大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中國共產黨立足於政權的鞏固，著眼於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狀，實行了現代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嚴酷的社會變革。政治運動此伏彼起，日甚一日，年復一年政治上的打壓，在消除異己勢力中，以「溫水煮青蛙」的模式，逐漸提高「專政」的溫度。由最初「統一戰線」形成政治協商的「人民民主專政」，逐步演變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短短的十幾年間，就在強悍的思想改造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把人們改造成為誠惶誠恐的「馴服工具」，實現了億萬國人「聽黨的話」，爭相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大好局面，確立了以毛澤東為「絕對權威」紅色王國。
    毛澤東先生出身「草莽」，在其君臨天下之後，就明確表示拒絕法律的羈絆，不受任何約束。
    在1961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毛直言不諱的說：「世上本無事，洋人自擾之，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的社會。中華五千年，從來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麼損失嗎！漢唐強盛,有憲法嗎？滿清準備玩憲法，結果亡的更快，教訓是深刻的嗎！可我們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考慮到洋人國家都有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爭取時間，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嗎；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及其有害的。」在毛看來，憲法與黨的領導形同水火，從根本上說，二者是不可兼得的。
    在這裡，毛澤東所說「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的社會」就是專制社會。中國的專制社會是由皇權社會進化而來，它基本上沿襲了君主專制的社會形態。所不同的是，新專制社會的專權者不再稱為「皇帝」「天子」即天神的代表，而是以民眾「代言人」的面貌呈現，以「人民」的化身自居，且不受法律的約束。所以，儘管歷史已經步入了21世紀，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在這黨權獨大「無法無天」的政治氛圍中，清晰的感受當年「草莽文化」的脈動。
    縱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尤其是那些揮舞著「階級鬥爭」大棒的整肅運動，無不是以「發動群眾，打一場人民戰爭」的模式運作；「十年浩劫」中「紅衛兵」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砸、搶、抄、抓」的肆孽，正是再現了紅軍當年扯旗造反時「打家劫舍」的初始狀態。因此我負責任的說：在新中國「法制」從來都是一個偽命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鎮壓和馴服不同政見者，而今天「法制」更是權貴集團消除異見聲音得心應手的工具。所以我們看到：只有黨的領導才是「貨真價實」的。回首新中國70年的風雨兼程，黨治為實，法製為虛的治國方略始終沒有變。正如毛所說的：憲法是用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的，共產黨是憲法的制定者，當然不會受憲法的約束。
    因此可以說，專制社會文化教育的宗旨就是「愚民」。首先是把自己塑造成為唯一的神聖，然後，再把人們教化成為絕對服從的「馴服工具」，否則「知識越多越反動」！
    翻開新中國顛簸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化於近代是如何被劫持，又被重新打扮的痕迹。其結果是導致傳統的普世價值觀遭到扭曲，乃至徹底顛覆。
    不可否認，在毛澤東領導下，新中國在短時間內就曾取得了一些舉世所矚目的成就。如「兩彈一星」等許多項重要成果，為科技強國做出的努力。然而「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的胡作非為卻使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動亂深淵。
    「十年浩劫」的否極泰來曾經給中國大陸吹來暖風。階級鬥爭鬆綁帶來的政治寬鬆，讓國人深深的鬆了一口氣。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社會生產力迎來了難得的發展生機。
    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祖國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的崛起，科學技術的騰飛極大的的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人的物質生活迅速改善，步入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時期；接近和趕上了發達國家的水平。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體制未能與時俱進；意識形態的抱殘守缺；民主監督形同虛設導致利己主義膨脹；諸多社會亂象乘風而行，社會生態嚴重惡化。
    而習近平的國家元首「終身制」，廢止了傳統的「民選」制度，實際上就是進一步強化了唯我獨尊的專制體制。使中國社會的民主制度倒退了一百年，一下子回到了「袁世凱時代」。
    赫赫有名的袁世凱是清王朝轉換至中華民國的關鍵人物，世人皆認為是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勝利果實；但是經過歷史的沉澱，有史學家認為：當國家將陷入內亂的邊緣，擁兵自重的袁世凱卻能夠審時度勢，沒有選擇與革命黨對抗，而是以「和談」斡旋其間，最終使內亂得以化解。使得從清末一直到新中國成立都有一個中央政權或強或弱的維持著中國大體上運轉，使得外國列強個個擊破的企圖未能得逞。
    當上了中華民國終身大總統，成為當時中國掌舵人的袁世凱，為鞏固既得權利，雖然有過暗殺革命黨人的劣跡；然而他在任期間做出了諸如：統一了貨幣；阻止了沙俄及英國策劃蒙古、西藏獨立的圖謀，維護了主權完整；並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近現代化新軍；創立了近現代化司法及教育體系；廢除了科舉制度等諸多歷史性貢獻。還有如：中國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中國商品走出國門，參展「萬國博覽會」等決策。做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民主主義革命家黃興對袁的斷語則是:「袁世凱算得個四十年來天下英雄」。
    驕人的政績不免讓袁世凱居功自傲起來；晚年受到追隨者的蒙蔽和慫恿,自以為復辟帝制可以加強中國的統一；沒想到最後卻眾叛親離，最終在舉國討伐聲中羞憤病死。
    但是有人認為：大變局時代，幸有袁世凱，借辛亥革命之手終結了兩千年的皇權體制，卻被詭異的歷史一面倒的妖魔化、小丑化。中國誤會了袁世凱，也誤會了那段被扭曲了的、光怪陸離的近代史。他是真正的愛國者，辛亥革命取得成功，袁世凱功不可沒。史學家稱他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
    遺憾的是，袁世凱作為清王朝的遺老，他雖然承接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心裡卻想如何恢復「帝制」，自己當新皇帝。
    歷史總會有相似之處。似曾相識的是，在一百年後的中國大陸，一些「毛澤東時代」的「遺少」，接過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大旗，可心裡想的卻是如何利用根深蒂固的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慣性，為極左政治招魂，以繼續尊享主宰億萬「馴服工具」的紅利。
    在一片讚揚聲中不免有些飄飄然，他們充分利用公眾傳播媒體，竭力重塑個人崇拜的神像。力圖恢復「唯我獨尊」的毛時代舊制，重回那個一手遮天，人心惶惶卻「天下太平」的「毛澤東時代」。推崇文革時期極左狂熱的「紅歌」，千方百計的把「十年浩劫」后的撥亂反正這個來之不易的成果邊緣化。爭當「毛時代」的「守門人」，自己充當新毛澤東。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正好迎合了那些終日期盼「大救星」,總希望有「明君治世」，習慣於做「馴服工具」人們的心理惰性。這昭示我們，經過漫長的極左政治的強制性改造，人們對法制已失去了信心，也極少興趣。在許多人眼中，與「權利」相比法律則不屑一顧。而對領袖的「最高指示」卻已經養成了心領神會的習慣。這樣可以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運動中，不必擔心因「站錯隊」而擔驚受怕，明哲保身，遠離風險。
    事實上，早在1979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報告時就指出：對現行制度存在的黨政不分、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弊端,必須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而時至今日這些弊端非但沒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
    在專權者眼中，民眾不過是一派「群氓」，「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循規蹈矩，做一個「規規矩矩的中國人」，做「馴服工具」就有「安全感」，多好哇！悠哉悠哉，得意洋洋者矣。當一個永不褪色的毛澤東時代「遺民」，成為他們無論如何都難以改變的信條。這種思維折射出的是國人對法制的疏遠，對權利死心塌地的崇拜。完全喪失了個體人格的靈性及與血性，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早已被馴服殆盡了。他們的「人性」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不由我幡然領悟——所謂「極左政治可以改變人的dna」之說，並非空穴來

風！
    殊不知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人們思想意識的飛躍前所未有。今日的中國與當年那個閉關鎖國，畫地為牢的「毛澤東時代」已非同日而語。而國家元首的終身制，則是把國家社稷統統押在一個人身上，猶如讓我們的國家走上「獨木橋」。一旦出現變故，國家動亂將在所難免，其隱患顯而易見。
     說到重回「毛澤東時代」，國人最大的期盼就是改掉「毛時代」的舊毛病，那些當年極左政治的貽害至今仍讓人隱隱作痛。「文革」中我們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可是官媒仍然高調宣揚「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形勢比以為任何時候都好」的「最高指示」。那種讓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卻能堂而皇之，且始終不能得到徹底清算。文過飾非，報喜不報憂的老毛病何時能改？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儘管「專制社會」的專權者可以不擇手段的維護社會的穩定，可以任意用權利來支配社會資源，但是「專制社會」強調對人的高度掌控，限制了人的自由空間以及社會責任感、積極性的發揮。所以，儘管專權者安排了自以為是的「美好生活」，但是個人基本的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官員們的貪污腐化也難以遏制。而老百姓只能眼巴巴的看著，幾乎沒人敢碰。這樣的社會生態談何「民主」「自由」「和諧」？談何「依法治國」？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社會，雖然物質生活豐富了，但是社會體制與時代嚴重脫節，壟斷宣傳機器，豈可瞞天過海。君不見司法失度導致利己主義膨脹；權力萬能致使腐敗猖獗已為現代中國之最；並且順者昌、逆者亡，造成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者比比皆是；豈是「毛時代」可比。缺乏有效的司法體制，靠領袖人物的「御旨」來自圓其說，社會的認同度幾何？
    法治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成果，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則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來自人民群眾的監督像空氣一樣，是必不可少的「社會清潔劑」。一個拒絕民眾參與的社會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缺乏社會成員認同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個缺乏透明度的社會是十分危險的！
    當年我們曾滿懷著美好的憧憬，展望社會進步，幸福的未來，社會轉型的蛻變卻讓人始料未及。面對著五彩繽紛卻又光怪陸離的現實生活時，總難免陷入無可奈何的窘境。 國家興衰，匹夫有責，被繁華的表象所淹沒，被溢美之詞所陶醉，隨波逐流與視而不見都是不負責任的。
    有人說：經過改革開放，我們國富民強了，應著眼於歌頌，充分彰顯國人的自豪感，把最光鮮一面展現於世界，而自曝家醜則有失體面 。然而，自信誠可貴，自強價格高。誰不愛自己的祖國，但是，以為只有唱讚歌才是愛國則有失片面。俗話說：「優點不說沒不了，缺點不說改不了」，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只說優點，迴避缺點，或者用優點覆蓋缺點都是愚蠢的。敢於正視自己的弱點、缺點才是實事求是自尊自愛的態度，才是更執著、更純真的愛國。正如艾青先生的著名詩句：「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時光荏苒，日月如梭，不覺間已步入了古稀之年。雖然記憶力大不如前，但許多陳年往事卻難以忘懷。那些刻錄了社會進程的事件，尤其是回憶起那一次次驚心動魄政治運動，想起那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運動中，被羅織罪名，死於非命，被「無產階級專政」殉葬的無數英靈，常讓我心潮難平。而對那段歷史的刻意迴避，更讓人憂心忡忡——難道我們只會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警句去提醒別人嗎？
    儘管世界上並沒有完美無缺的事物，然而「完美」卻是人們不懈的追求。關注我們的國家每一點進步的同時，萬不能漠視我們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
    近年來由於台灣政權更迭，致使海峽兩岸關係緊張。兩岸同袍雖同祖同宗，但社會制度卻分道揚鑣。儘管歷經了半個多世紀的艱難探索，海峽兩岸終究未能融為一體，看來兩岸社會各領風騷或許是歷史的安排了。「羌笛何須怨楊柳」，在筆者看來兩岸社會共存，「一國兩制」雖屬無奈，卻是兩岸關係現實的歸屬。
    台灣是民主社會，台灣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領導人「終身制」。雖然為爭取執政權時常出現黨派紛爭，互不相讓的局面，看似亂一些，但其來之不易的民選制度卻是台灣社會的「護身符」。它確立了民眾在台灣社會的主導地位，老百姓永遠享有監督和掌控政府不可剝

奪的權利。台灣社會生活的透明度以及民眾的認同感值得大陸借鑒。「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歷史已經步入了21世紀，兩岸社會如何取長補短，「專政」與「民主」如何兼容並蓄，祖國的統一大業，時刻都在呼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和能力。
   近日香港發生的動亂引發世人關注，少數人的過激行為，嚴重影響了社會秩序，令人痛心。但是透過表象，追根溯源，造成這種社會撕裂根本原因還是社會價值觀的分歧。它表明了港人對當今的大陸社會以及國人的精神狀態缺乏認同感。毋庸諱言，今天的香港雖仍在

「五界」之外，卻已入「六合」之中。不論其結果如何，這種價值觀的碰撞都不會很快結束，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然而，香港融入大陸社會總的趨勢不容置疑！
    今天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百年華誕，也意味著一個新的百年征程正向我們走來。衷心希望在新的世紀我們能有新的思維，新的追求，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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