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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成本

作者:春花秋月何時了  於 2017-12-26 07:5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偉大的成本 

   《悉尼先驅晨報》的時政新聞編輯彼得·哈爾徹,在「西方民主為何令我們失望」一文中,總結現代國際社會民主化的趨勢時說:在1974至2006年被稱為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時期,擁有民主制度的國家所佔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從30%增加到60%。《民主雜誌》主編之一、斯坦福大學學者拉里·戴蒙德說:「民主的這種持續發展是前所未有的。」

    事實也是如此,以韓國和台灣為例,兩者都曾是獨裁政府,在上世紀8、90年代經濟繁榮發展的過程中演變成為民主政體。但是,戴蒙德又說:「自從約2006年以來,世界一直處在溫和但長期的民主衰退過程中。民主國家數量的增加處於停滯狀態。幾個現有的民主國家搖搖欲墜併發生了倒退。以美國為首的老牌民主國家,似乎表現越來越糟糕,越來越缺乏在國外有效推動民主的意願和自信。」

    而彼得·哈爾徹則認為:「中國共產黨抓住了這個機會。共產黨的代言人《人民日報》宣稱:「中國模式」創造了奇迹,開闢了獨一無二的發展道路。取代了對優越的「美國模式」的信仰,標誌著其終結。」

     的確,近年來隨著世界經濟的蕭條,西方發達經濟體影響力的削弱,致使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社會,面臨著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的挑戰也日益嚴峻,並且這種挑戰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導致人們對西方民主表示失望的現象有所抬頭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這並非是普遍性的。在中國大陸,對以法治社會為標誌的西方民主的嚮往仍大有人在。因為人們對現代文明的追求是永遠不會放棄的。

     而彼得·哈爾徹宣稱的「中國模式」創造了奇迹,開闢了獨一無二的發展道路。取代了對優越的「美國模式」的信仰,標誌著其終結的觀點,還有待歷史的驗證。

    誠然,中國經濟的崛起令人鼓舞。但是,低估了其背後日益嚴峻的社會矛盾疊加,則難免有些飄飄然了。

    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拜金主義像瘟疫一樣,對中國的社會文明進程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從上到下,許多官員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渾水摸魚,不擇手段的享用權力,千方百計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置社會責任於不顧,公然侵吞改革成果的行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肆無忌憚。

    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使「一把手」成為一方權利總承包的法人。一手遮天的權利格局讓社會監督形同虛設,為官員們的徇私舞弊、同流合污提供了方便。其結果是法律讓位於權利,凸顯了權利的萬能與人治的隨意性,政府無限大的政治格局湮滅了社會的話語權。其社會成本超乎人們的想象。如何保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實現依法治國的社會轉型?還隱藏著諸多的不確定性。

     縱觀世界,權威體制和民主體制下媒體的作用有著很大不同,在民主體制下,媒體應該是「批評性和調查性的」。而我們的媒體則以唱讚歌為主旋律,缺乏批判和質疑的聲音,久而久之媒體的真實性與吸引力大為衰減。

    近代中國歷史告訴我們:社會民主只是廣大弱勢群體的嚮往和追求,往往被強人所利用。而一旦江山得手,新的「王者歸來」之後,就不會對「民主」再有興趣——沒人情願讓民眾分享權力。因為它不符合中國傳統的「王權文化」。

   事實上,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模仿西方,「照葫蘆畫瓢」的頒布了憲法。表面上設置了民主、共和體制和現代政府的框架。但是,當年井岡山的造反精神以及勝者為王的傳統封建理念從未根除。毛澤東就直言反對憲法,他說: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

    毛澤東去世后的否極泰來,開啟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又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讓遍體鱗傷的祖國重現生機。

    借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之力,以科學技術為引擎,實現了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國人的物質生活初步進入了小康社會。

    但是由於人為的歷史的局限性,「文革」惡劣影響沒能夠徹底清除。撥亂反正,道德重建的重要歷史使命被「邊緣化」,使之半途而廢,不了了之。導致極左紅潮倒灌,趁魚龍混雜之機捲土重來。所以今天以及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社會仍處在撥亂反正,道德重建的進行時。它關係到改革開放能否修成正果,關係到國家社會的走向,比任以往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描繪出「到2050年中國要成為「現代化強國」的經濟發展藍圖令人振奮。

    中國經濟的遠景目標催人奮進,值得期待。同時,十九大報告也客觀地承認了中國面臨的多方面的嚴峻挑戰。但是對深層次的隱患則有所避諱。

    如:不擇手段的追求經濟利益使得社會道德潰敗;責任感缺失導致的生產方式粗放,事故頻發;生態環境惡化的狀況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觀。

    就社會體制而論,整個社會形態仍在專制的封建主義慣性中徘徊。回首新中國70年的歷史進程,始終未能建立起一套成熟的民主、透明的司法體系,一直維繫著領袖人物「出言即法」的政治生態。

    與其它經濟體相比,中國在獲得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之後,社會政治體制並沒有相向而行,進入現代民主社會。而是調轉船頭,重回到40年前的那個高度集權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稱得上「偉大」的時代。在毛時代「偉大」隨處可見;翻開報紙,打開收音機都必有「偉大」;寫在牆上的大標語均離不開「偉大」「萬歲」云云;毛澤東本人獨享四個以上的「偉大」,還有「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朝賀」;「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大家都沉浸在「偉大」之中,享受著「偉大」。「文化大革命」把這種「享受」推向了巔峰。

    文革是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內鬥方式,以莫須有的罪名隨意迫害無辜者,廢除憲法。有毛澤東撐腰的紅衛兵打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可以無法無天。有的被殺害者未經任何哪怕是完全虛假的審判程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正式文本留下。他們是被用棍棒打死或用酷刑折磨死乃至槍決的。

    文革中被迫害喪生者達百萬計。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在毛去世后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說:「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      

    從新中國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元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說道:「文革中,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回憶:在文革時終日惶恐不安的情景:「每次外出都要檢查紅寶書是否帶在身邊。家裡臨街光禿禿的青磚牆,原來沒有標語。怕革命警惕性高的『紅衛兵』產生懷疑,衝進來責問。就趕緊去買了紅油漆,刷上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心理才踏實下來。」

     恐怖,恐怖,中國的文革是二十世紀世界反人類罪行的極端記錄。隨著毛澤東去世,我們的「偉大」終於告一段落了。

    回首曾經「偉大」的年代,反思為「偉大」付出的「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天價成本,令人感慨萬千!

    從五十年代後期那偉大的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到60年代初「三面紅旗」那偉大的飢腸轆轆的生存危機。親歷者終身難忘!而60年代後期「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多少人家破人亡!那曾經滴血的傷口至今還不能完全癒合,今天居然有人在為其唱讚歌了。

   為什麼要刻意淡化、抹殺、甚至篡改歷史?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麻木不仁?是「融化在血液里和「骨頭中」的極左基因,令他們欲罷不能!

    縱觀新中國70年的風雨兼程,「偉大」伴我們一路走來。是改革開放政治上的鬆綁,讓憋了幾代人的勁頭一下子迸發出來,讓貧窮落後成為了歷史。

    改革開放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於是我們又沐浴在新的偉大之中。經濟騰飛,人民生活富餘,短短20多年時間,恍如隔世。但是,在五彩繽紛的畫面背後,我們看到的卻又是令人咋舌的「偉大」的成本。

    誠然,改革開放確實使中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鄧小平先生的歷史性貢獻將永載史冊。

    然而,要把改革開放以來,國人思想意識的解放拉回原位。把禍國殃民,被人們唾棄的「無產階級專政」再樹起來。拒絕政體改革,對於社會發展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卻難言樂觀。

   隨著上世紀末「前蘇聯」解體為標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已經被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所擯棄。是社會體制的僵化促使他們改弦更張,並從而融入了世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以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即使能憑藉其歷史慣性而再放異彩,如果不能實現與時俱進,其影響力也是有限的——那些終於擺脫了「共產主義」理想羈絆的人們,還會把已經落地的紅旗再撐起來嗎?

    而一個政治體制與現實社會嚴重背離,導致司法凋弊,利己主義膨脹,道德潰敗的社會能夠取代優越的「美國模式」的信仰,而得到國際社會的尊崇嗎?歷史會做出回答。

    改革開放以來,西風東漸,隨著精神枷鎖的放鬆,激發了國人對法制社會的嚮往與追求,甚至於對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產生質疑,這就是鄧小平先生劍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本質就是「西化」,「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 「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鄧小平先生的這些話實際上就是霸氣的宣布:「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既不允許修改,更不允許「對抗或反對」。何「修改、對抗或反對」都是以資產階級自由化歪曲社會主義,都是決不允許的。

    鄧小平列舉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觀點有: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作用;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揚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大陸不如台灣;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將社會主義等同於專制主義、權利壟斷,甚至是法西斯主義。

    這就是說:要繼續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肯定「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無產階級專政好」;「大陸比台灣好」才行。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全然是一派捍衛「專政文化」的口吻!

   這種觀點片面強調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負面的危險性,全然否定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雙面劍」的歷史作用,忽視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即所謂「西化」,曾經是摒棄封建宗教的桎梏,衝破和挑戰舊秩序的生力軍。

    在中國沒有「西化「不會有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曾經的功勛,何以成為了「否定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禍首?

    毛澤東思想的歷史作用及其功過是非早已彪炳史冊,歷史證明它並非是完美無缺,永遠正確。仍然需要客觀全面的總結,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辯其毀譽。

    誠然,大陸確實有比台灣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如台灣的方面。孔子說:「三人同行 ,必有我師」,尊重別人,取長補短才是理性、豁達的態度。自以為是,固步自封,「老子天下第一」不能算是與時俱進的政治家。

      例如:台灣社會民主,依法治國的基礎性成就比大陸要好。他們利用社會民主維護了公平、公正的基本秩序。自己做主選擇領導人,儘管是亂了一點,但監督從源頭開始,杜絕腐敗,不值得我們借鑒嗎?

    不錯,幾十年來,中國人一直都在反思「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審視「一元化」與「一黨制」的功過得失。不管鄧小平先生如何「堅決反對」,這反思從沒有停止過,也不會停止。尤其是信息發達的今天,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可以了的。

    在近代中國,慈禧太后算得上反對「西方自由化」的先驅了,無情的絞殺了妄圖動搖祖制的「戊戌變法」,堅定捍衛請帝國皇權,拒絕改革,為清王朝的覆滅留下了隱患。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否則,「今天的中國政府不是清政府」的斷言則缺乏說服力。

    理性認識「現代民主」的合理性,讓它為我們的深化改革服務,正是當今中國社會最需要的。而否定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繼續堅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讓廣大人民群眾永遠做循規蹈矩的「馴服工具」,顯然是差強人意的。

    毋庸諱言,伴隨著我們國民經濟的崛起,權貴利益集團從形成到鞏固,如今已發展成為主宰社會的勢力集團,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並且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貌似神聖。對此國人切不可掉以輕心!

    得益於政治環境的寬鬆,為國人思想意識的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環境。充分利用好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結構性開啟民主化的探索,逐步實現國家和社會的自我完善,減少我們昂貴的「偉大的成本」,是當代國人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否則固步自封,痛失這個難得的機會,拒絕社會的進化,將愧對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期待,也愧對歷史!

    令人欣慰的是,現代網路的普及和信息化為我們送來了活躍的新鮮空氣。但是,要實現建設法制國家的「中國夢」,主要還是看廣大群眾是否「爭氣」,是否能夠自立、自強,擁有做人的原則與尊嚴,有「把統治者關在籠子里」的決心和勇氣。

    又是魯迅先生說得好: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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