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與亡國奴 　

                                        主人公與亡國奴

    看到這個題目有人會問，這兩者有什麽聯繫嗎？當然有啦，從1937年的7.7事變算起，中國人先是嘗到了當亡國奴的滋味，直到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戰亂中勝出，建立了新中國，國人又成為了主人公。一晃60年過去了，撫今追昔頗多感慨，親身體會到做主人公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0年代末，人為定製的「階級鬥爭」內戰，專橫的把一部分人打至另冊，列入政治黑名單，連同親友及株連者在內超過一億人。以我為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家庭出身」政治陰影的壓抑，讓我的少年時期生活在階級出身的政治歧視之中，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被剝奪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中，紅色恐怖的打、砸，搶、抄、抓波及全國；「文革」中，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慘遭迫害，受到衝擊者超過兩千萬人；4百多萬人被關押審查；170多萬人死亡；13萬多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7萬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我年近八旬的祖父因不堪「紅衛兵」孩子們的強暴懸樑自盡，成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無數冤魂之一，令我終生難忘。

     時已年過花甲的我，悠閑時在思索和比較中忽然發現了一個詭異的現象——做主人公的生存成本竟不輸當亡國奴！我的遭遇雖不具有普遍性卻頗具代表性。

     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長篇小說《紅岩》的兩作者之一羅廣斌，1948年由於叛徒出賣在成都被捕，先後被囚禁於重慶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后僥倖逃脫。是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撤退前大屠殺的倖存者。

     兩本革命回憶錄小說出版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深受讀者熱捧，羅廣斌自然而然地成為青年人崇拜的英雄。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逃過了渣滓洞、白公館的生死一劫，卻沒有能逃過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因不堪「紅衛兵」的凌辱與折磨而跳樓自殺。

     當年看守過羅廣斌的人回憶說：羅廣斌實在是不堪忍受連續幾十小時的精神折磨跳窗而死的。最終沒能「在烈火中永生」。

     這不禁讓我聯想起回歸前的香港，在即將回歸祖國的時候，一部分港人卻逃離了香港。做了一百年的亡國奴，眼看就要成為主人公了，多麽自豪啊！為什麽還要跑掉呢？我想一定是因為他們對回歸后香港社會的前途沒有把握，大陸一次又一次變本加厲的紅色恐怖讓香港人望而生畏，十年浩劫的肆孽更讓他們不寒而慄。有人選擇了三十六計之後策也就不難理解了。

     台灣經濟學家熊秉元教授在大陸與學界朋友交流時，在談及香港、台灣及大陸的華人社會之比較時，一致認為：在收入，社會專業化和法製程度的比較中以香港最優，台灣次之，大陸殿後。而在使用人際網路方面，排序正好相反，遇事利用人際關係來解決問題則以大陸居多。

　　毋庸諱言，在兩岸三地的比較中香港社會是最好的，開放前那麽多人冒生命危險偷渡去港就是佐證。香港社會的許多方面值得大陸學習和借鑒。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香港已回歸祖國，應該說更方便我們來觀摩與借鑒了。

　　我一直都期盼著大陸官員能多去香港看看，恭恭敬敬的去學習，去考察人家用法制管理社會的成熟經驗以及民主制度，去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如今已納入「社會主義」版圖的西方社會。

　　遺憾的是，我們看到更多的卻是大陸官員去香港威風凜凜的視察，作重要指示。而許多人卻喜歡謙恭的到大洋彼岸的美國考察，去看西洋景，這其中公款旅遊的貓膩是顯而易見的。數以千計的貪官利用這種機會達到了攜款外逃的目的，充分暴露了這個貓膩的弊端。

可以屈尊去歐美向洋人就教，而對自己的臣民卻不肯放下架子，這不是求真務實的態度，也有悖於鄧小平先生「今天的中國政府不是清政府」的論斷。

　　一國兩制畢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權宜之計，如何學習和借鑒香港文明、先進的社會制度，向現代文明靠攏，縮小兩地的差別，進而使海峽兩岸社會儘快接軌，為祖國統一創造條件是我們每天都應該也必須要做的事情。否則我們總來慶祝香港回歸n周年，就沒什麼意義了。

     「六四」運動的最後堅守者之一劉曉波先生，在問及「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 的問題時，曾回答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才會變成香港今天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此言雖遭大陸主媒痛斥，但筆者認為劉曉波此言不過是「愛之深，痛之切」的氣話。再過四十年，新中國也建立一百年了，到那時大陸社會能趕上今天的香港嗎？真可惜——我不是「預言家」。

　　毛澤東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不僅是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共產黨人取得政權的真諦。而以此作為永恆不變的真理則有失偏頗，例如，在前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反轉中均不適用。

　　台灣雖然也歷經坎坷，但是民主制度終究取代了專制制度，完成了由黨國向民國社會的變革。成功的開創了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民主體制之先河，其開天闢地的壯舉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這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以現代民主意識與西方文化為標誌的社會民主運動，而非槍杆子。這說明；「槍本位」理論並不是萬能的。

　　人類日趨理智，世界也在不斷的進步，歷史進入了21世紀，民主文明已成為人類的社會取向。除了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等少數國家仍然適用於槍本位理論之外，發達國家民主文明的社會制度已經為全世界樹立了榜樣。

　　實踐證明，沒有公平、公正、透明的社會環境，就不可能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其中百姓能行使主權，監督政府，成為名符其實的主人公則是關鍵所在。

　　中國做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發展付出昂貴的代價才換來今天的經濟規模，實屬不易。但是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卻裹足不前，民主監督名存實亡，以至於腐敗猖獗，司法失度，亂像叢生。

　　在2010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曾表示：「希望能有一個制度，老百姓能夠批評，監督政府」，儘管這個希望還十分渺茫，但值得慶幸得是——我們終於有了一位講真話的總理。

                                                                                                                                                  20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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