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之軀 民族之魂

             正義之軀 民族之魂

               ——「文革」五十祭         

     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半輩子！就這麼過去了！作為這場曾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的親歷者，我也由青春時光步入了古稀之年。

    網友白而強說：半個世紀的歲月磨去了我們很多的記憶，但文革的許多事情卻難以忘懷——它真的過去了嗎？除了我們親身經歷、傷痕累累的一代，還有誰記得它？還有誰認識它？還有誰願意想到它？難道我們就應該讓它這樣掖藏著中華民族對歷史的欠債，對人民的欠債，輕輕地滑過歷史的審判台？

    也可能有些人「真的沒忘記」——前幾天曾看到：一天夜裡，那群來自四面八方的人麇集在一起，狂熱地搖動紅旗，吼叫口號。高唱「東方紅」，呼喚那遠去的魂靈……幾乎是真實地再現當年那萬眾激越，目眥俱裂，完全物我兩忘之情狀——看到這些場景。你最先能想起什麼？

    作為過來人，對於「文革」的認識隨著國門的開放和歷史的沉澱越來越明晰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即「階級鬥爭」的理論，其反人類的邪教性質日益凸顯。無情的社會現實提醒我們：只有對這種反動逆流給以最深刻地反思、批判，讓國人永遠痛斥，並世世代代永遠銘刻在心，永遠不讓其翻案！才能讓我們的民族走出迷茫，重辨方向，步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希望之路。

    多年來，不少有識之士發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聲，不僅未見回應，「文革研究」的課題也日益淡化，成了必須被「迴避」的敏感詞。今天，有年輕人反問「文革是舊社會嗎？」，這種讓人目瞪口呆的「笑話」已非個例了。

    淡化！淡化！我們已經淡化五十年了。五十年前，我還是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狂熱響應號召，起來「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今天我的孫輩都長到我當年那種「發狂熱燒」的年齡了，有誰給他們講過文革，講過「停課鬧革命」、講過「大串聯」、講過「炮轟、油炸、砸碎」、講過「噴氣式」、講過「軍宣隊、工宣隊」？？？……。還要淡化？再這麼淡化下去，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還有完整的歷史嗎？

    深刻地痛斥那場該死的浩劫，全面分析這場國難成因及其禍害的聲音越來越少。不忘歷史才有未來，徹底清算「文革」，讓它象法西斯納粹一樣被後代永遠唾棄，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下面選錄的張志新、林昭等十位遇難者的事迹只是「十年浩劫」中無數冤魂中極小的一部分，但它真實的揭示了當年「文革」那瘋狂的殘酷與血腥。有一句哲言說得好：「雖然有時候事實會讓人感到難堪，但它表現出來的勇氣卻足以讓謊言望而卻步」。這篇追憶的檄文不僅是對烈士們的悼念，同時，也藉此機會向青年朋友們展現一下真實的「文革」。

張志新(1930-1975)女，漢族，天津市人，曾任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

    張志新懷著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1969年8月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進行了批評。反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為劉少奇及一些老帥喊冤叫屈，令四人幫一伙人所不容，被定為「現行反革命」。

    「文革」期間，於1969年9月被捕入獄。張志新在獄中遭受了殘酷的迫害和滅絕人性的摧殘：用鐵絲鉗住她的舌頭和嘴巴，把拖布往裡面噻；背上背著18斤重的鐵鎚，腳上帶著腳鐐，多次遭受毆打；他們拔張志新的頭髮，還多次派遣男犯人對其實行強姦、輪姦、拔陰毛。槍斃前為防止她喊口號被割喉。1975年4月4日她慘遭殺害，年僅45歲。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蘇州人。北大新聞系學生。

    1949年7月高中畢業后，林昭不顧母親反對，考入了「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由於她勤學多思，受到游國恩教授的讚賞。林昭與另一位才女張玲任校刊編輯，負責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參加了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后，林昭成為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之一，被稱為「紅樓里的林姑娘」。

    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大學生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時候了」，和張一起被劃為右派。

    林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於是被認定她在對抗、「態度惡劣」，於是被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北大當時約有八千學子，約有1500名師生被打成右派，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開除公職與學籍，有的被發配到邊疆荒野。

    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大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期間，與同在資料室「勞動考察」的人大學生「右派分子」甘粹產生愛情。他們提出結婚申請，但上級批評他們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不准他們結婚。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醫。期間曾要求上海的無國籍僑民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帶到海外發表。

    後來林昭因「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被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林昭在獄中，沒有筆和紙，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單上寫作。獄警多次企圖強暴她，為了尊嚴她只好把褲子和上衣縫在一起。獄警惱羞成怒，每天指使一大群女流氓，對其進行長達幾小時的凌辱式批鬥。

    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寫《告人類》。

    1965年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隨後林昭血書《判決后的申明》。在獄中她堅持自己的信仰，並書寫了上萬字的血書與日記，控訴了中國當局對她殘酷政治迫害。表達自己追求人權，自由和平等的信念。

    1968年「五一節」前夕，可能是「慶祝五一」的緣故，上海當局決定對51名死刑犯執行槍決。因為人數不夠，至少有十名15年至無期徒刑的重刑犯人用來充數，林昭就是其中之一。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決書，隨即在上海龍華被槍決，年僅36歲。次日劊子手上門向其家人索要5分錢子彈費，其母隨即發瘋，后死於上海街頭。父親在女兒被捕后已服藥自殺。

    林昭被秘密槍決后，當局從未正式公布過判處林昭死刑的罪名。但據一位「神秘人士」透露：「處死林昭是中央政治局的決定。」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之前判決，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並認定該案為冤殺無辜。如此「平反」令人咋舌！

    1980年12月，在北大舉行林昭的追悼會上，有一副輓聯耐人尋味：上聯是「？」，下聯是「！」，此聯無聲勝。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河南開封人。王佩英和丈夫張以成解放前就是黨的地下工作者，為共產黨順利解放開封作出過重要貢獻。

    王佩英原是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職工，因對毛澤東持異議並公開支持劉少奇，她認為毛澤東在指揮國家上有重大失誤，要求毛主席下台。她說毛澤東應退出歷史舞台，結果毛澤東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她自己卻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劉少奇被打倒后，王佩英在「牛棚」勞動改造期間，多次發出「毛澤東領導共產黨變質了」的聲音。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970年1月18日在北京盧溝橋就義。

    準確的說王佩英不是死在刑場，而是死在宣判后赴刑場的路上。為防止王佩英喊口號，行刑人員不僅摘下了王佩英的下巴，而且用一根細繩子勒住喉嚨，讓後面的人拽著。因為勒得太緊，還沒到刑場，王佩英在囚車上就被勒死了。

    經王佩英子女反覆上訪，1980年北京市中院出示一份再審判決書。「查明王佩英從1963年開始患「精神病」，原判認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狀態下的胡言亂語，應不負刑事責任。」而王佩英的兒子，企業家張大中對此並不認同，他說「我媽對我們這些子女都很好，沒什麼不正常啊！當時就聽說她的所謂反革命言論是批評毛澤東，讓毛澤東退出歷史舞台。說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是我黨的傑出領導……文革的時候給搞成那樣，今天看來她說的都沒錯啊！

李香芝（1930年—1971年9月2日），山東省陽信人。1947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山東抗大文藝系學習，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作為23軍文工團成員參加抗美援朝，經歷了血與火的嚴峻考驗。

    1955年歸國後轉業，先後擔任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文藝科科員。杭州話劇團演員、副團長。南京歌舞團副團長等職務。值得一提的是：她還曾經為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伴舞。

    李香芝工作勤懇，為人正直。曾跟友人說過：「1958年經濟失調，毛主席有沒有責任？不能把什麼過錯都推在劉少奇身上啊！」「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意見書，怎麼能說是反毛主席呀？」「報上說毛主席比馬列還要高明，未免過頭了。」「毛主席為什麼把自己的老婆捧得這麼高？」

    「文革」爆發后，因批評毛主席被誣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之罪名，慘遭批鬥、迫害。關押其間，威逼、毆打、餓飯、超噪音折磨。最後被酷刑逼瘋，導致其精神失常。1971年9月2日，李香芝未經任何審判程序，便被倉促拉到江蘇省京劇團禮堂參加公判大會，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年僅41歲。

遇羅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北京人。資本家出身，父親為水電部高級工程師。

    遇羅克從小學到高三畢業學習成績和品行一直優異，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出身屬於「黑五類」，他高中畢業后三次高考，雖成績優異，卻不被准許進入大學。

    遇羅克於1966年下半年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一文。批判血統論，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列舉事實反駁名不符實的所謂「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共產黨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權，該文被廣為傳播，影響巨大。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公開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27歲。

嚴鳳英（1930～1968），安徽省桐城縣羅嶺（今安慶市宜秀區羅嶺鎮黃梅村）人。傑出的黃梅戲表演藝術家。1954年因在黃梅戲電影《天仙配》中飾演七仙女而揚名全國，是中國黃梅戲發展的開拓者之一。

    嚴鳳英10歲時開始學唱黃梅調，她的傳統黃梅戲《打豬草》和折子戲《路遇》、《天仙配》、《女駙馬》、《牛郎織女》、《夫妻觀燈》等都獲得廣泛讚譽。

    歷任安徽安慶市黃梅戲學院名譽院長，中國文聯第三屆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遭迫害致死，現骨灰安放在安慶市菱湖公園內黃梅閣中。安慶羅嶺建有嚴鳳英故居紀念館。

    嚴鳳英「文革」中以「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國民黨潛伏特務」等罪名屢遭凌辱批鬥，1968年4月7日夜被迫自殺身亡。死後連屍體也不放過，因懷疑她腹中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被扒光衣服，殘忍剖開腹部，翻肝撿肺一一排查。

顧聖嬰（1937－1967），著名鋼琴演奏家。原籍無錫，1937年出生於上海書香世家。顧聖嬰小學三年級就獲得上海少年鋼琴比賽第一名。1954年考入上海交響樂團。

    顧聖嬰的父親、愛國將領顧高地，大學畢業后參加北伐，曾任蔡廷鍇將軍秘書，參加過「八·一三」淞滬抗戰。是一位抗戰期間曾幫助過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脫險的老將軍。20世紀50年代中期受「潘漢年冤案」株連，被判無期徒刑。

    顧聖嬰身處逆境，仍於1957年前往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並榮獲金質獎章。四十多位評委一致認為她的演奏堪稱奇迹。這是中國人在國際比賽奪得的第一枚鋼琴金獎章。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五位舉國矚目的鋼琴新星之一。

    1958年，她又在日內瓦第十四屆國際音樂比賽中榮獲女子鋼琴最高獎。瑞士國家電視台向全歐洲轉播了頒獎音樂會的實況。匈牙利的評論家說:「她給貝多芬的樂曲注入了魅力和詩意，在聽眾面前表現了巴赫的嚴肅、舒曼的豐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優美。」保加利亞的評論家說：「她的演奏著重詩意和發自內心的感受……，肖邦的樂曲在她的手下呈現出不可再現的美。」

    後來，她應波蘭政府之邀在波蘭巡迴演出，在華沙得到了一生中最為珍貴的禮物——肖邦的石膏手模。1964年參加比利時國際鋼琴賽又獲大獎，再度名震世界樂壇。

    波蘭巡演結束后。一位演出經紀人親自登門欲與其簽訂合同，安排她到世界各地演出。她婉言謝絕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藝術工作者，我的一切活動都聽從我們國家安排。」

    「文革」中的1967年1月31日，在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廳中，「造反派」把顧聖嬰揪到排練大廳的舞台上，當著樂團全體工作人員的面，打了她幾耳光。揪住她的頭髮，按在毛澤東像前長跪「請罪」。

    顧聖嬰在「文革」受到的這點衝擊，相對來說程度不算嚴重。鋼琴家劉詩昆被造反派打得頭破血流，作曲和小提琴家馬思聰被紅衛兵逼著吃草，「國歌」詞作者田漢文革中被逼喝尿，悲慘去世……。但一個餐英飲露之人，墮入葷血腥膻之處，如何承受得了！

    萬念俱灰的顧聖嬰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晚飯涼了，母親拿去加熱。飯後，她有氣無力地癱倒在沙發上，向媽媽、弟弟（顧握奇，畢業於上海交大）哭訴當天的遭遇。頓時，彷彿晴天霹靂，母子三人抱成一團，泣不成聲。窗外風聲鶴唳，黑雲壓城。父親遠在青海勞改場。

    經常給他們全家帶來問候、安慰的那些領導、同事，親友，近年來有的被捕，有的自殺。倖免者，路過他家門口，也都低著頭默默走過，再也不敢與他們笑臉相視……。這個世界到底怎麼啦？孤苦伶仃的母子三人本來就如驚弓之鳥，惴惴不安。顧聖英的不幸更加深了全家的恐懼，誰知還會飛來什麼橫禍呢？

    如此醜惡、血腥、變態的人世，已不足留戀。當晚，她們全家開煤氣自殺。用生命為我們演奏了一曲蒼涼的《絕響》！

    中國最傑出的鋼琴家，顧聖嬰30歲的青春年華戛然而止。

    魯迅先生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文革造成了無數家庭悲劇，可以說，顧聖嬰一家是其中最為慘烈者之一。

方忠謀，1926年生。1949年2月參加解放軍，任衛生員、護士，後轉業。1965年任蚌埠市固鎮縣醫院門診部副主任。

    「文革」開始后，方忠謀的丈夫被定為走資派，遭到戴高帽、掛黑牌的遊街批鬥。方忠謀多次被拉上陪斗，其女兒在紅衛兵串聯中病死。在之後的「清理階級伍」中，身患多種疾病的方忠謀被扣上「特務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進行長期隔離審查和批鬥。

    1970年2月13夜晚，在家庭里對「文革」等問題進行辯論時，方忠謀明確地表示支持為劉少奇等人「翻案」，並批評毛澤東以及對其個人的崇拜。當夜，方忠謀被丈夫和兒子舉報，隨即被縣軍管組羈押。後來被縣革委會以「攻擊毛主席，為劉少奇翻案」等定罪，經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批准，被判處死刑，1970年4月11日被殺害。

孟爽，1947年8月10日生。部隊文工團漂亮的「孔雀公主」。1966年9月晚上演出歸來，她在摸黑開檯燈時，不小心碰碎了毛主席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時被人發現。文工團設立專案小組，對她暴力審訊42天，吊打、大頭針紮腳、煙頭燙腿肚、挨餓、強姦、灌尿致其昏死，要她承認「對毛主席懷有刻骨的階級仇恨」。熬刑不過的她，用一塊墊床腳的磚頭砸裂腦袋而死。

許連榮，1945年生，遼寧省新金縣夾河廟公社人。

    1968年許連榮還是23歲的少女，由於其家庭出身原因，在「文革」期間，有人別有用心地在村中散布她亂搞兩性關係的謠言。該縣武裝部副部長王某為了抓階級鬥爭典型，惡意將謠言不斷放大，把許連榮說成是一個曾經扔掉過私生子的蕩婦。並誣陷她用美色勾引革命幹部。

    許連榮的父親李長家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判刑10年。其後許連榮受盡凌辱折磨，熬刑不過自誣招認。回家后連夜和父母兄妹一家7口寫上遺書蓋上血手印后全家自縊身死。其慘狀即便是在那個法西斯大全的浩劫中也是罕見的。屍檢結果許連榮竟是處女。

    在「文革」高潮期間武鬥頻發，不少地方武鬥的慘烈程度令人驚心動魄。其中最著名的就有1967至1968年間發生在重慶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先後有四百多人死於武鬥，死亡者年齡最小的僅十四歲，年齡最大的六十歲。如今他們已在重慶市沙坪公園附近的墓地入土為安。據稱是中國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鬥死亡者墓群。如今已被重慶市人民政府定為重慶市文物重點保護單位。

    文革中被迫害喪生者有多少，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給出的顯然是不完全的資料則是：「文革」中「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3萬7000人；703萬人傷殘；7萬1200餘家庭整個被毀。」

     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在文革后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全國計劃會議上）說：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  從新中國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元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說：文革中，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尤為令人痛徹心肺的是：1949年就參加了解放軍的方忠謀烈士，竟是被自己的親生兒子和丈夫舉報而喪命的。是「武裝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讓一對尋常的父子親手把自己至愛的人推上了「斷頭台」！極左的狂熱令他們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而不能自拔。這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慘烈絕倫的！

    斯人已逝，無盡追思！正義之軀，民族之魂！她們生不逢時，在人為的災禍中不幸蒙難，淪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殉葬者」，過早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是，她們敢於說真話以及對「個人崇拜」的理論性思維，她們面對一次又一次殘酷的法西斯暴行所表現出來的頑強的鬥爭精神，正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不畏強暴、生生不息的真實寫照。是我們精神文明的中流砥柱。

    在這場空前慘烈的沒有硝煙的「內戰」中，她們堅守信念，捨生忘死的英雄事迹將永遠留著我們的記憶中。是激勵我們追求社會進步的力量源泉和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因為忘記了她們就意味著對邪惡的縱容，忘記了她們就是對社會公理和正義的背叛。

    「生命對於人只有一次」，什麼「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統統是空話、廢話。因為歷史早已經還與了她、他們「正義之軀，民族之魂」的「金身」。但是， 歷史會因她、他們而變得沉重。

    人們應該從中汲取些教訓？來防止那個人妖顛倒的社會死灰復燃或者借屍還魂，這正是今天最值得我們警惕的。

    有時候我常想；我們也應該有一個類似「靖國神社」的「紀念堂」，裡面陳列著和平年代，歷次「革命運動」中，以各種罪名被革了命的遇難者亡靈。

    日本的「靖國神社」中供奉了250萬人，我們要以絕對優勢超於它。此舉如能實現，這些先烈們在世界各地的親人，都會過來瞻仰、參拜。「紀念堂」門前一定會人流如織，那將是一個多麼感人的場面啊！

    令人不解的是：一群「文革」中備受歧視，甚至受迫害的人們，搖身一變，成為了今天唱「極左紅歌」、為文革招魂的新「紅衛兵」。簡直不可思議。

    縱觀近代之世界，法西斯暴行並不鮮見。以「革命」的名義實施法西斯暴行，如柬埔寨紅色高棉，秉承「毛主義」，實行的大規模反人類屠殺事件就曾轟動一時（注）。但是，這種法西斯暴行發生在數億人口的第一大國，卻是「史無前例」的。 曾經的「革命黨」，演化成為極端的邪教組織。這個嚴酷的歷史悲劇五十年後仍然不能得到以清算，這樣姑息和放縱下去，豈是一個「向前看」那麼簡單。如此，中國社會還有新的前途嗎？

    儘管這些事迹不過是「十年浩劫」中極小的一部分，卻可以管中窺「暴」，值得我們銘記。因為它用血淋淋的事實告戒我們：永遠不要在社會動亂的年代放棄自己理性的思考。這便是在整整五十年後，我們對烈士們最好的紀念了。

（注）紅色高棉反人類屠殺事件：是指1975年至1979年初，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共產主義政權，在柬埔寨進行的大規模殺戮事件。殺戮的對象主要是知識分子和有錢人。

    據估計：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在柬埔寨這個只有1400多萬人口的小國，估計有150萬至300萬人死於飢荒、勞役、疾病或處決等非正常原因，相當於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被稱為20世紀最大的人為災難之一。

    2003年6月，聯合國與柬埔寨政府簽署協議，決定成立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對有限數量的前紅色高棉領導人進行審判。特別法庭於2007年正式成立運作。

    特別法庭先後將原柬埔寨共產黨副書記農謝和國家主席團原主席喬森潘以反人類罪，被判處終身監禁。鑒於波爾布特在內鬥中已死，免於刑事追究。 

                                                                                                201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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