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架歷史與人質文化

近讀狄馬的博文「被綁架的歷史有多長」頗有感觸。該文以全新的視角揭示了專制社會新的屬性，值得一讀。

1998年3月2日，10歲的奧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學途中被人綁架，從此失蹤。

事隔8年 ，也就是2006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綁匪，44歲的通訊師沃爾夫岡·普里克洛皮爾離開汽車打手機的空擋，衝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園裡。直到警察來到她的面前，才知道她已成功逃離了囚禁她8年的綁匪。

娜塔莎的突然出現震驚了整個奧地利。然而，和一些綁架案一樣，當事人出現的特殊心理同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娜塔莎被關在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不僅經常挨餓，身上到處是傷痕。警方提供的證據顯示：她曾長時間地淪為綁匪的「性奴」。直到被警察解救后，她才知道自己已經被囚禁8年了。從此她成了眾多媒體關注的焦點，人們非常關心她在被囚8年的時間裡，過著怎樣的生活？和綁匪沃爾夫岡是一種什麼關係？

出乎人們的意外，娜塔莎雖然在長達八年的囚禁中備受欺凌，但在聽到綁架者沃爾夫岡畏罪自殺的消息后，她竟失聲痛哭。她認為，「他完全沒有必要自殺」，「我在某種程度上為他的死感到悲傷」。

在談到過去時，她認為：「遭綁架並不全是一件壞事」，「我並不覺得自己錯過了什麼」。甚至慶幸自己「沒有學會吸煙和酗酒，也沒有交上壞朋友」。娜塔莎如此寬容的心態不免讓人大跌眼鏡。

專家稱，娜塔莎患上了一種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心理疾病。具體癥狀就是，當患者長期與綁架者共同生活后，便開始對綁架者產生某種程度的認同感。因此，「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又稱為人質情結。指的是被綁架的人質對綁架者產生某種好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綁架者的一種反常情結。

病名始於1973年8月23日，兩名劫匪闖進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扣押了6名銀行職員當人質 。一星期後，綁匪被制服，人質獲救。

出人意料的是，人質在被救以後，反而悶悶不樂，對警察表現出明顯的敵意。更令人驚奇的是，其中一個人質竟然愛上了綁匪，跑到監獄里要與其私訂終身。另一位則搞了一個救援基金會，四處籌錢請律師為綁匪脫罪。

至此，在作者為娜塔莎的異常表現感到驚奇的同時，進而聯想到：假如一個人被綁架，可以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那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被綁架會不會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國家、民族都是個人的集合體，作為最基本單元的個人如果出了毛病，那麼，整體會不會是同樣的癥狀呢？

依照詞典對「綁架」的一般解釋——用強力把人劫走——來解釋中國歷史，我們發現，中國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被強梁者綁架的歷史。證據之一就是幾乎每一個王朝的興廢更替都伴隨著陰謀和暴力。那些所謂的「中興盛世」不過是被綁架者允許放風的次數多一點而已。即使是被後世儒家津津樂道的上古「禪讓」，也未見得像傳說中的那般「融洽」。但這並不是歷史的普遍規律。

通常的情況是，一個強力領導人運用各種手段，包括騙、瞞、哄、嚇、誘、脅、拐、煽、拉，裹挾了大量的無辜百姓，積聚了足夠的武裝力量，推翻了前政權。出於人類好同惡異的心理，這些前政權下的子民開始當然並不能適應新的主子，主要是不能適應新的「奴役規則」。否則，就不可能有「揚州三日」、「嘉定屠城」一類凄慘的史話了。

但用不了幾年，這些最初的人質以及人質的子孫就認同了新綁架者的價值。因為時間是迄今為止最好的療傷葯，它可以醫治世上任何創傷和不幸。當一切仇恨在時間的長河裡化為笑煙之後，綁架者的價值就成了人質的價值，綁架者的目標就成了人質的目標。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

可悲的是，大部分人因為做人質的歷史久了，已被體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適應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綁匪，忠臣就這樣產生了。

有些人長期生活在被綁架的環境中，已經完全適應，習以為常，甚至不想改變了。就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這幾乎耗盡了他一生的光陰。然而，當他得知自己即將假釋出獄時，反而憂心忡忡，因為他已經離不開這座已完全把他體制化了的監獄。為此，老布不惜操刀殺人，以求假釋被拒。這時，他已經愛上了這座監獄，監獄已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出獄后他毅然選擇了自殺。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無數寧死不做「貳臣」的忠臣，他們就像被體制化了的「肖申克」。其實，新的綁匪和舊的綁匪有什麼不同呢？姓朱的綁匪和姓愛新覺羅的綁匪有本質的區別嗎？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複雜，但歸結起來就是因為有綁匪在，就會有人質情結和隨之而生的人質文化。這種人質文化一旦形成就很難根治。

綁架的內涵就是徹底的「征服」。在這種綁架式的人質社會中，人質們出於安全感的需要，競相向綁匪獻忠心。甚至於不惜相互攻擊，使得撕票（即殺人質）變成了很容易的事情。

回首新中國幾十年的顛簸歷程，愈演愈烈的政治整肅一發而不可收，直至釀成「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慘禍，都屬於「政治綁架」的惡果。正是這種對「人質文化」的痴守，為極權勢力的驕逸跋扈鋪平道路。

如何從人質情結中醒來，創新文化就是擯棄「人質情結」綁架制度的「敲門磚」。如作者在結尾所說：作為一個有志於服務公眾的政治家不應再是通過綁架，而是通過公民投票，贏得公眾信任從而獲得合法性。為社會民主留出空間，這樣綁匪就不再是綁匪，而只是服務於公眾的一個法定職位。人質也不再是人質，而只是憲法框架內一個通過納稅來換取生命和財產保障的公民。這樣，綁匪沒有了，人質就失去了仰望的對象。人質文化自然冰消雪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隨之痊癒，不再複發。

                                                                                                                                         201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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