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釋犯

假釋犯

李公尚

假釋官卡爾蓀約我見面，和我談最近他的一項計劃，他說地區檢察官康奈格爾也參加會面。他約我見面的地點在他辦公室樓下的停車場，他說現在被新冠肺炎病毒鬧得哪裡都不安全了，他的辦公室里有兩位助理傳染上了新冠肺炎，最近他一直在家辦公。我到達他辦公室樓下的停車場時，他和檢察官康奈格爾已經在等我。我和康奈格爾見過幾次面，和她沒有直接的工作聯繫，不是很熟，卡爾蓀說她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女人。

卡爾蓀一見面就對我說：「聯邦政府為緩解新冠疫情造成的壓力，康奈格爾檢察官決定批准假釋一批被判終身監禁的重刑犯，當然是暫時的。」康奈格爾朝我點點頭，證明不是危言聳聽，告訴我：「如果這樣做的效果不錯，也可能會長期執行下去。「卡爾蓀不失時機地對我說：「你知道目前監獄里的情況有多糟糕嗎？很多監管人員都得了新冠肺炎，監獄里警衛人手嚴重不足，更糟糕的是犯人也在人傳人……」聽著他的話，我覺得卡爾蓀和康奈格爾是事先商量好了要給我下個套，讓我按著他們的計劃行事。我聽得出卡爾蓀在暗示我，他也是迫不得已，才把我也牽扯進來，替他分擔責任。

我在政府的一個人道救援機構工作，負責處理對政府安置人員的資助和培訓。原來這個機構資助的主要對象是退伍軍人，特別是退伍軍人中因傷殘病弱失去生活能力，但其本人仍希望工作並需要學會一定技能的人。我的工作是受理他們的申請，審查他們的條件，根據他們的情況向他們發放一段時期的生活補助，為他們尋找合適的機構，由政府出錢對他們進行為期不等的職業培訓。近些年，政府的安置對象發生了變化，資助的對象更多變成了因為戰爭、動亂、偷渡等原因大量湧入美國的各國難民。機構的人員常常抱怨：把政府有限的撥款用於投機取巧的人，簡直就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

康奈格爾對我說：「監獄裡面的情況，卡爾蓀說的是真的，只是他提到的不夠全面，實際情況比這更糟。疫情在惡化，犯罪率卻在上升，監獄里越來越擁擠。政府假釋一部分在押的罪犯出獄，希望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聽到她的話，我想起前不久我看的一份政府簡報說，美國是世界上囚犯人數最多的國家，關押在監獄里的囚犯超過二百二十萬，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其中非洲裔佔全部在押人數的百分之七十四。康奈格爾盯著我的眼睛繼續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想讓你幫忙，幫助我們安置這些假釋犯人。當然，他們的情況和刑滿釋放的人不一樣 ，但是目前我們能做的，就是必須讓他們出去，讓他們進入社會。讓他們接受一定的技能培訓后，自食其力。」

卡爾蓀知道我對這事不情願。按照工作程序，他們讓我配合他們做不屬於我職責範圍的工作，是違反政府部門之間職責許可權的。他們應該先去說服議會制定相關法規，讓我有法可依，依法辦事。但他們等不及，因為相關法案能否被議會通過還是個問題。這是「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造成的制度弊病。卡爾蓀和康奈格爾都急於完成各自的任務，就走捷徑打我的主意。卡爾蓀引誘我說：「司法部為假釋這些犯人，為假釋委員會撥了充足的經費，你不必擔心費用問題，我會儘快把相關經費撥給你，這些錢或許能幫助你們解決一部分資金缺口問題。」康奈格爾也對我說：「你知道，我們比你更有理由擔心這些人被假釋后可能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我們的壓力比你大得多。但是我們必須要解決目前政府最關心的問題，政府需要做出一些成績讓選民們看到政府在緩解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果。這次用於假釋的專項撥款，也確實能給你們帶來不少好處。」我聽了反問：「既然這次撥款充足，為什麼不撥到懲戒委員會，讓他們在監獄里直接對犯人進行培訓后，再放他們出來？」

康奈格爾對我說：「實際情況是，把他們留在監獄里，政府面臨的壓力和花費更大。司法部的專家作過評估，除了目前各監獄糟糕的情況不說，正常情況下政府每天用在每名在押犯人身上的錢就比讓他們出來的費用多幾倍，不算監管人員、看守人員、醫療人員、 後勤人員、運輸人員的工資、管理和保險等費用，僅設施費用、醫療費用、懲戒費用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我想起那份簡報上說過，美國監獄每監押一名犯人，平均一年需要十萬零三千美元。許多州為了減少這項負擔，把監獄承包給私人經營，以降低政府預算。康奈格爾對我說：「很多監獄由私人經營或承包，他們也要盈利，如果把這些培訓款項撥到各個監獄，他們能拿出百分之二十用於對犯人進行培訓和教育就不錯了，可是那起什麼作用呢？政府耗不起監獄方面做的無用功。我在向假釋委員會作證時專門提到了這個問題。目前政府希望讓民眾看到他們在控制疫情方面有所作為，我們已經等不及了。」

卡爾蓀向我保證說：「聯邦司法部已經明確了，這次假釋的犯人，都是經過評估的，大多數人都不大可能再對社會造成什麼大的危害。他們很多人已在裡面待了二十到三十年以上，對外面的很多事都已經無知得像個孩子，可能帶來的危險性不會比關押在監獄裡面大。」

我對卡爾蓀的這番話持有懷疑，上次他和移民局的一位難民審查官合夥坑過我一次。他們把一些偷渡到美國后被捕關押在監獄中等待被驅逐的人送到我這裡，這些人在進入美國時把自己的身份文件銷毀，被捕后當局不知該把他們驅逐到何處去，時間久了又沒有能力長期關押他們，就把他們「假釋」到人道救援機構來。僅審查他們用謊言編造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身份資料就讓我們工作人員頭疼不已。這些人除了對申領救濟補貼感興趣，對規定必須接受的職業培訓並不熱情，常在培訓機構里尋釁滋事。我向移民局和卡爾蓀談過這些情況，他們卻說：「這些人剛到一個陌生國家，一切需要從頭開始，偷雞摸狗是免不了的，對他們需要耐心，他們會有用的。」我反駁說：「沒用的人到哪裡都沒用，原來在自己的國家好吃懶做的人，到了別的國家照舊好吃懶做。」卡爾蓀卻神秘地對我說：「聽國務院方面的人說，他們中的很多人離開你這裡后，被中央情報局招募去培訓幾個月，又送回到他們原來的國家去為美國做事，用處可不小呢。」

我對卡爾蓀說：「上次你可是坑過我一次，這事到現在還沒完呢。」卡爾蓀笑嘻嘻地對我說：「這樣吧，為了讓你的工作容易些，我把給你的重刑假釋犯減掉一半，換上一批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假釋犯人，這樣可以給你減輕一些壓力。我很珍惜我們過去的合作。這些輕刑假釋犯本來我是要送去做社區服務的，現在換給你，他們的費用和重刑假釋犯一樣，按人頭撥給你。」他頓了頓，笑著說：「呃！對了，這裡面還有一名中國裔的假釋犯人，女性，年輕漂亮，送給你，你會忍不住去照顧她的。」我討厭卡爾蓀開這種玩笑，好象我的華裔身份可以用來徇情。

我問卡爾蓀：「那些換下來的重刑假釋犯你要送到哪裡去？」卡爾蓀裝出無奈的樣子，說：「我自己再想辦法吧，總不能老給你添麻煩……」我聽了當場揭穿他的詭計：「你別在這裡耍把戲了，除了重刑假釋犯，你額外給我增加了輕刑假釋犯，卻說是減少重刑假釋犯人數換成輕刑假釋犯，太耍滑頭了。從剛才見面你一開口，我就知道你要給我下套。」卡爾蓀和康奈格爾聽了對視一下，連連否認，接著哈哈大笑起來。

我收到第一批六十名重刑假釋犯人和六十名輕刑假釋犯人的資料，辦理交接手續時，假釋官卡爾蓀照例告訴我：「假釋犯人畢竟和刑滿釋放不同，他們重新融入社會，難免會對社會、對某些人造成危害或威脅。對此，司法部門和監獄當局是不負有責任的。你要提醒接受他們的培訓機構必須向地方警察備案，這些假釋犯人可能發生的危害，由培訓機構和地方警察負責。你要讓他們知道，經你批准向他們支付的高額培訓費用中，包含了購買這部分保險的費用。」

這顯然是卡爾蓀在轉嫁責任。半年前，卡爾遜和移民局的官員向我移交被假釋的難民資料時，也說過同樣的話。他知道那些和政府訂有合同的私人培訓機構，為了獲得政府撥款，不太在意接受的對象是什麼人，只關心能否按時從他們身上賺到錢。上次移民局分三批送來了兩百四十名假釋難民，分別來自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等國，還有一些自稱是土耳其人，但被土耳其政府驅趕出來的新疆維吾爾人。他們選擇的職業培訓多是計程車司機、大貨櫃卡車司機等工作時間和勞動紀律相對自由的行業。很多人的英語程度較差，在對他們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同時，還要培訓相關的英語能力，為期六個月，這比那些按規定只培訓四到六個星期的退伍軍人和其他接受培訓的人要麻煩得多。但是這些和政府訂有合同的私人培訓機構嘗到了政府撥款的甜頭，他們的態度是只要被假釋的人不鬧事，培訓多長時間都行，超過規定的培訓期限后，每多培訓一天，就向我所在的政府部門多申請一天的錢。

第一批分到各培訓機構的一百二十名假釋犯人中，九十名是黑人，二十名白人，九名拉美人，一名中國人，其中女性二十人。年齡在二十二歲到五十八歲之間，來自十個不同的監獄。他們選擇的職業培訓是學開大貨櫃卡車或大客車。我聯繫了和政府訂有合同的十幾所大型車輛駕校，把他們分配到不同的培訓機構。卡爾蓀和我在分配這些人時，特別注意對他們的身份嚴格保密，盡量讓來自不同監獄互不相識的人分在一起，他們的假釋身份也只限於各培訓機構的極少數領導知道，以免引起別人對他們的歧視和不必要的恐懼。

兩個星期後，卡爾蓀和我到各培訓機構去對這批假釋犯人的情況進行評估，發現一些培訓機構中，先前被假釋的正在接受培訓的難民和剛剛被假釋的犯人經常發生衝突，讓那些在各培訓機構正常接受培訓的退伍軍人和其他接受培訓的人員普遍產生反感和恐懼。

從監獄里出來的人，對周圍的人非常敏感，他們很快能分辨出身邊的人誰是同類誰是異類，儘管假釋犯人之間相互不知底細，或者並不認識，但僅憑直覺，他們就能嗅出誰進過監獄，誰在裡面大概待了多長時間，並且在監獄里的情況如何。不久他們就會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個行事風格和說話態度截然不同的群體。各群體間常常因為做事風格和言語態度不同產生矛盾，形成相互對立和衝突。

重刑假釋犯的共同特點是，脫離社會太久，對外界已經大惑不解，接受任何事物都慢。他們擅長觀察和思考，處事冷酷殘忍。輕刑假釋犯很多都自以為是，玩世不恭，短期的監獄生活還沒有泯滅他們的聰明和技能，常表現得急躁蠻橫，希望儘快讓人知道他們有與眾不同的過人之處。

由政府安置的假釋難民，多是對美國還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有著不同的信仰和習俗，無論以什麼方式進入美國，都抱著靠山吃山的依賴觀念，普遍認定美國是個自由民主並可坐享其成的國家，無論如何美國政府都不會讓他們餓死。因此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投機取巧，常常把政府對他們的救濟和幫助理解為是對他們的保護和補償。

埃爾·詹森是一名身高體壯，沉默寡言的非洲裔假釋犯人，十六歲時因為搶劫捅死了兩名路人，被判終身監禁。入獄后在一次犯人爭奪勢力範圍的火併中，又打死一名同獄的犯人，被加刑單獨監禁三年。他臉上被其他犯人砍過三刀，留下了三道深深的傷疤，解除單獨監禁后他一直處心積慮地尋找砍傷他的犯人進行報復，又刺傷過三名犯人，在獄中獲得了「獸王」的稱呼。他在監獄里待了四十年，單獨監禁累計超過十年，多次被轉獄，所到之處都很快就享有盛名。

現在埃爾年齡大了，沒有精力再逞強斗勇。被假釋后他沒有親人願意接受他，住在政府為「特殊人群」免費提供的「福利房」里，享有「政府特殊津貼」。由於他脫離社會太久，對常人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常識失去了記憶，因此在培訓過程中反應能力慢，接受能力差。經常有人對他表示不耐煩或者鄙視，他都保持沉默，但眼睛里卻瞪著兇狠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慄。

那天埃爾在輪流練車時耗費的時間過長，一名叫伽基的索馬利亞難民等得不耐煩了，罵他「豬狗蠢貨」， 埃爾聽了沒有還口，但瞪著血紅的眼睛，長時間目不轉睛地逼視著伽基。伽基是來自非洲的穆斯林，培訓時常停下來高唱禱詞帶領穆斯林難民向中東方向跪拜，受到穆斯林難民們的推崇。他見埃爾對他面露兇相怒目相逼，就大言不慚地宣稱他曾是索馬利亞一個武裝組織的首領，如果埃爾在索馬利亞敢這樣看他，一定活不過當天晚上。埃爾聽了，怒不可遏，一步步地慢慢走向他，伽基漸漸有了一些底氣不足，但嘴上仍然不依不饒地嚷著自己是受美國政府保護的特殊人物，美國政府需要他才把他弄來美國，如果埃爾敢動他一下，就會立即被送回監獄，在監獄里呆一輩子。圍過來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來自索馬利亞、衣索比亞、蘇丹和利比亞的難民都為伽基吶喊助威。

在監獄中，不同犯人團伙之間發生火併聚眾鬥毆是家常便飯。埃爾周圍的幾名假釋犯人早就看不慣這些假釋難民的囂張跋扈，個個摩拳擦掌為埃爾打氣鼓勁。埃爾走到伽基面前，停下來，從衣兜里掏出一個紅蘋果咬了一口，慢慢在嘴裡咀嚼著，仍然目不轉睛地逼視著伽基。突然他舉起右手，緊握著被咬了一口的蘋果用力一攥，「咔嚓」一聲把那蘋果攥得碎塊崩裂，果汁順著他的手腕流了下來。他把攥碎蘋果的拳頭舉在伽基面前，繼續怒視著伽基，直到伽基的目光漸漸地變得畏縮，他才慢慢轉身離去。

在這些假釋犯人中，露西·帕斯是一名被判終身監禁，已經在監獄里待滿了十五年的白人女性，三十五歲，美麗性感，聰明勤奮，她身上基本上看不出監獄歲月留下的太多痕迹。假釋官卡爾蓀從她被提名獲得假釋起就非常關注她，不止一次對我說過：「如果這個世界上有百分之三十的男人決定做個好父親或者好丈夫，那麼目前關在監獄里百分之七十的女犯人，都會成為好妻子好母親而不會呆在監獄里。」我同意卡爾蓀的看法，露西是一個人見人喜的漂亮女人，她其實不需要進行職業培訓，就能夠找到一份自食其力豐衣足食的工作。她入獄十幾年，完成了州立大學的物理課程，獲得了機械工程學的學士學位。被假釋時她選擇接受貨櫃卡車司機的職業培訓，認為駕駛大型卡車周遊美國加拿大，能帶給她駕馭生活自由的快感。

露西的檔案材料記載：她青少年時代，她父親經常對她母親和她，還有她妹妹使用暴力，她十六歲那年在一次她父親酗酒後毆打她媽媽和她時，她跑進廚房拿了一把刀把她父親刺傷。她十八歲上完高中就離家外出工作，在酒吧做招待時遇到了她從小就崇拜的一名比她大二十多歲的NBA籃球球員。這名球員早已退役，離婚後生活落魄潦倒，但她仍然義無反顧地嫁給了他。婚後不久，她發現她丈夫酗酒吸毒，經常在外面和其她女人鬼混，酗酒回家后常對她拳腳相加，她一直默默地忍受。一年多后的一個凌晨，懷著身孕的她從酒吧下班回家，發現她丈夫和一個女人睡在床上，一怒之下把她丈夫和那女人脫在床前的衣服澆上汽油點燃了。她本想嚇唬一下她丈夫和那個女人，但是烈火很快吞噬了整個房子，她逃了出來，她丈夫和那個女人葬身於火海。

露西的接受能力非常強，培訓中別人需要練習幾十遍的技能，她做上幾遍就能熟練掌握。她說這歸功於她在獄中的強制勞動中駕駛過好幾種型號的大型裝卸鏟車。她很快成了身邊很多人追求的對象。一位來自衣索比亞的難民，自稱是非洲猶太人，他祖父是衣索比亞被推翻的末代皇帝海爾塞拉西的貼身侍衛，他父親是衣索比亞的政府高官，因遭反對派陷害被捕入獄，他逃到了美國。他一天到晚鞍前馬後圍在露西身邊，不願讓別人接觸露西，那些想和露西接近的人很快就和他產生了矛盾。一次培訓結束后他開車離去，在路口等紅綠燈時，被幾個跟蹤他的輕刑假釋犯人往他的車裡扔了兩袋糞便。

一天我在一個培訓機構和負責人開會，一名叫烏斯滿和另一名叫買買提的維吾爾人闖進辦公室用中文向我投訴，說他們的英語不好，在這裡已經學了九個月，因為考不取駕照而無法出去找工作，生活發生了困難。他們要求培訓機構使用他們的民族語言授課和訓練，希望美國車管部門用他們的民族語言進行考試。我問他們的民族語言是什麼，烏斯滿說他們的語言是維吾爾語。來美國之前他在新疆的一個發電廠做了二十多年的工程師，有中國的駕照，對大型卡車的各種部件名稱也都很熟悉，就是因為語言問題，考了三次試都沒有考過，現在被車管部門要求必須從頭學習，再次完成規定的課時才能參加考試。

培訓機構的負責人史密斯聽不懂烏斯滿在說什麼，但猜出了他的意思，向我解釋：這個州的大型運輸車管部門在各個培訓機構的要求下，允許使用英語以外的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對外來移民進行考試，同時還允許考試時使用翻譯軟體進行中英文互譯。和他們一起培訓的其他人都已考取駕照離開了，這些維吾爾人，大約二十幾個，卻都沒有考取。這和培訓質量沒有關係。

我問他倆：「你們既然都懂中文，車管部門允許使用中文考試，為什麼不用中文考？」烏斯滿答非所問：「我們原來住在中國，但不是中國人，中國人是漢人，我們屬於土耳其人，可是我們到了土耳其後也因為語言和他們不相同，土耳其也驅趕我們，我們現在是無國籍人。我們維吾爾語和烏茲別克語近似，希望美國政府能儘快讓我們加入美國國籍。」

史密斯對我說：「他們這些人目前面臨的問題主要還不是考試。按規定他們在這裡接受六個月的培訓，就應該離開去找工作，但是他們沒有考取駕照，需要再培訓一段時間，他們申請再次培訓的學費和生活補助費一直沒批下來。烏斯滿和他妻子，還有兩個孩子都在這裡接受培訓，過去每周每人都能領到三百美元的生活補助費，他們其實不願意離開這裡。」

辦公室門外不知什麼時候聚集了二十多名維吾爾人。七嘴八舌地中文大聲對我說：「老師，我們知道美國的漢人和中國的漢人不一樣。我們都是講中文的，你能幫助我們！那些講英語的老外根本不理我們，我們現在的生活苦得很……」還有人抗議：「為什麼中國都能用中文和維吾爾語進行考試，美國卻只用中文和英語而不用維吾爾語？」

史密斯對他們說：「這裡是美國，不管是什麼族裔，來到美國就要都按美國的方式生存，都要講英語。不要再強調你們的民族語言。如果你們堅持要強調民族語言，就回到你們來的地方去。」

這些維吾爾人提出的要求，不是我能解決的。我所在的機構對政府安置人員通常只提供六個月的生活資助和免費培訓。只有聯邦政府認為特別需要的人，經批准才提供一年或更長時間的資助。一年後如果被資助的人仍不能自食其力，就只好把他們推薦到一些團體或基金會去，看是否有人願意接受他們。

烏斯滿私下又找我，說他有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兩個大的兒子都在這裡參加培訓，還有兩個小點的兒子，一個十九歲，一個十七歲，因為學習駕駛大型車輛的法定年齡是二十一歲而不能來，希望我能批准讓他的兩個不夠年齡的兒子也來參加培訓。至於他的兩個女兒還太小，就算了。我告訴他我沒有那麼大權力，也不能做違法的事。

我到各個培訓機構去，似乎各培訓機構的維吾爾人都知道我。他們說有一位漢人在美國政府負責發放生活補助，比老外好說話。一名叫阿迪力的維吾爾人要求我幫他一個忙。他說他在中國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為中國政府實施異地搬遷脫貧，在靠近交通方便的地方給他們建了新房，還補償了他們家一大筆拆遷費。他父母想把這筆錢全寄來美國，讓他在這邊買房安家，然後再把家人全部接過來。由於他是難民，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接收匯款，更無法解釋這筆錢的來源，希望我給他開個證明，或用我的帳戶幫助他接受匯款。他對我說，他們一起來的好多人都想從中國往美國寄錢，如果我能幫忙，他們願意給我好處費。我告訴他這是行賄，是違法的。他卻固執地認為美國現在利用他們反對中國，他們從中國漢人那裡弄錢，美國政府一定會支持他們。

卡爾蓀提到的那位漂亮的中國女假釋犯叫吳小玲，她丈夫曾是家庭醫生，她在她丈夫開辦診所里工作。在美國孕婦分娩，需要先經家庭醫生診斷，再推薦去專門門診和醫院，孕婦入院后醫院通常先診療接生，出院后再寄送賬單收款。於是吳小玲利用丈夫做家庭醫生的便利開辦了一個月子中心，招引中國孕婦來美國生育。她在中國做廣告說孕婦在美國醫院生孩子免費無痛，孩子一出生就有國籍。這吸引了很多中國孕婦來到她的月子中心，她因此賺取高額利潤。中國來的孕婦去醫院時使用的都是吳小玲夫婦精心編造的虛假信息，她們生完孩子出院后不交任何費用就回國了。這種情況漸漸引起醫管部門的注意，他們通過兩年多的調查，最終找到了問題的源頭是吳小玲開辦的月子中心。吳小玲和她丈夫因欺詐和幫助非法移民被捕，她丈夫被判監禁五年，吊銷醫生資格，她被判監禁三年六個月。她在獄中待了兩年後這次被假釋，她丈夫仍在監獄里。

吳小玲被假釋后選擇學習駕駛大客車，她覺得當一個巴士司機不算太累，比較符合她的身體狀況。卡爾蓀對吳小玲頗有好感，稱讚她在獄中的強制勞動中一直表現良好，深為她這樣一個知性聰慧，文靜秀麗，又具有碩士學位的年輕女人進監獄感到惋惜。對我說：你們應該把錢多花在吳小玲和露西這種人身上。她們培訓結束后，如果願意開辦個人企業，需要貸款，你們應該優先批准。

卡爾蓀答應幫助露西成立一個卡車運輸公司，並願意為她聯繫穩定的貨源。康奈格爾把露西的情況作為重刑假釋犯人重新融入社會的範例，去向國會作證，以說明聯邦政府推行的假釋監獄犯人、緩解疫情給政府造成壓力的計劃是成功的。

（本文根據當事人敘述采寫。）

2020年3月14日

於美國弗吉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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