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里舊事---3

老毛在人口政策上一時糊塗，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鼓勵人們多生育，一下子多造出幾個億來，形成人口出生的高峰。我的同學中，家有1個小孩的極少，2個小孩 的不多，3個小孩的正常，5-6個孩子的不稀奇，8-9個小孩的也能看見。曾經有兩個同學，家裡兄弟姐妹9個，還是一母所生，要說國人的生育潛力還真不可 小視。

我家屬於正常的。聽老媽講，那時國家鼓勵生育，部隊掏錢雇保姆，還有經濟上的補助。不過,老媽嘗夠了小孩子的苦頭，只想要2個，最小的還是計劃外產物。以致後來，每當小弟生氣時，就抱怨幹嗎把他生出來。小時候，我還是挺羨慕那些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同學。

那時，很多同學的父母都是雙職工，我和我的同齡人，很小就成了家裡的掌門人。常見的一道風景線是，一幫年齡不大的小學生，脖子上除了紅領巾之外，還掛著一 串家裡的鑰匙。也有一些同學的家長不是雙職工，媽媽不工作。我當時羨慕得不得了，因為他們可以不用做飯和幹家務活,回家吃現成的。 我可不行，中午要回家自己找飯吃，晚上如果父母不能及時下班，還要到幼兒園接弟弟，帶著他上機關食堂吃飯。

那時，和平里是父母單位職工宿舍和後勤機構的主要基地。離我家不遠就是機關的食堂，幼兒園，司機班的車庫。除困難時期外，機關食堂辦得還是不錯的。我家小孩從小就是吃食堂長大的，平日家裡不做飯，只在周日開伙，最多也就是做點湯水, 主食甚至副食都是從食堂買。

食堂的隔壁是幼兒園，這樣的設置可能是為了省一筆開辦費吧，幼兒園不用另起爐灶單開伙。幼兒園裡有很多大樹,鬱鬱蔥蔥的。有一年夏季大雷雨，雨下的很 大,，我家後面地上一片汪洋。雨點也非常之大，砸死了許多鳥。我去幼兒園接弟弟時，看見樹林的地上，密密麻麻地躺著百多隻死鳥，多是麻雀等小鳥。

困難時期,，機關除了儘可能地為本單位職工謀些福利外，還鼓勵人人動手豐衣足食，在機關大院里給每個職工劃了了一小塊地，各家可隨意種些東西，補充食品的 不足。一到周日，我就和父母到機關大院我家的自留地里幹活。記得種的也就是玉米和大蔥兩樣，估計也是找不到其他像點樣的農作物的種子。不過，到底不是農 人，平時沒少費力氣，秋天收穫時，也就得的三瓜倆棗的，還不夠功夫錢。

又一陣，不知又發什麽風，鼓勵非外事部門的幹部學英語。這可苦了老爸了，人到中年，還要從26個英文字母入手啟蒙。為了節省時間，老爸將字母的音標寫成大 字報，掛在卧室里。每天利用早晚上下班的空間，嘟嘟囔囔的練習，也就堅持了幾個月，好像也沒見多大成效，因為老爸花了大力氣，還不如沒花力氣的老媽的英語 水平高。老媽是得利於舊時上高中的底子，還記得幾句簡單的英語會話。

不久，遭遇文革，全國到處都是亂，我在的學校也罷課鬧革命了，幸運的是，沒鬧出多大動靜來。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也可能和我校不是名校，高幹子弟不多有關， 少數能折騰的人，也沒成多大氣候。當時，同學里父母級別最高的也就是個副部，我知道的最大的動靜，也就是開會批鬥一下老師，發發平時的怒氣，沒像北京其他 一些名校那樣，鬧出許多人命血案來。

學校里還有一些倒霉名人的子女，聽人說，有被老毛點名的周小舟的兩個女兒。在校見過她們幾次，穿得很洋派，白上衣，蘇式黑色大背帶斜裙，很有風度。姐妹倆歌唱得很好，動人的女中音二重唱。

說來慚愧，門外的文革鬧得熱火朝天，我只跟著看了幾次斗老師，其中還有我很喜歡的數學老師，就歇菜了，和幾個狐朋狗友逍遙去了。每天結伴給家裡買菜，做 飯，聚在同學家打撲克，日子過得倒也瀟洒。那段時間，我基本是在家鬧革命，對著鍋碗瓢勺提高思想覺悟的。倒不是因為父母有問題，而是性情使然，不愛熱鬧， 對什麽都激動不起來。幸運的是，宿舍區離機關大院較遠，戰火也沒太燒到這裡，宿舍區里一片平靜，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最多是忽然聽到誰誰是叛徒了，誰誰被 打倒了，不過，見到他們，到看不出有多少變化。文革中，父母單位自殺的人也不多，和他們的革命戰火燒得不旺不無關係。

後來，全國大串聯，我因為年齡小，只趕上了晚班車。那時我們不太敢走---一些老高中的走的可遠了，除了台灣和西藏沒去外，真是全國大串聯----老媽也 死活不同意，說外面太亂，不安全。後來，多虧了老爸的支持才得以成行。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一個同學和我既是鄰居，父母又是同事，比較放心，這才放我 走的 。

我們一行4人，扛著大包小卷，外帶拎著洗臉盆---很像今天外出打工的民工，記不得帶多少錢了，從老北京站坐火車出發，在站了幾乎2天1夜之後，眯眼腫腿 地到了上海，睡在外灘市委大樓里的稻草地鋪上。 因為弄不到票，在上海耗了半個月，才坐船去武漢。本想還繼續接著向南溜達，去湘潭瞻仰革命故居，不幸遇上中央號召停止串聯，我和一個膽小的同學，乖乖地在 10月下旬返回北京。那個同學蔫有主意，不聽中央召乎，和其他人一起揮師南下，去了湘潭，11月中才帶著一身的外地革命虱子回來了。

順便說說那個同事的女兒。文革前，我和她家住鄰居，又常在一起玩。上中學后，又是同班同學。文革時，儘管她和我的父母不是一派的，不過公是公，私是私，父 母的派性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玩小友誼，我們仍是有事一起干，我的父母和她父母見面還照樣打招呼。她後來因為父親的問題，去了雲南兵團， 知青大返城時回京，就業，結婚，生子。現在，我們有時還抓空見見面，仍舊是很好的朋友，這是后話。

然後是上山下鄉。我去了內蒙兵團，是全家裡第一個離開北京的。當時年輕不懂事，不覺得離別之苦。從北京車站出發時，車上車下哭成一片，我和我媽都沒流淚。後來，父母去幹校，離京時，考慮到家裡沒有老人留下來照顧房子，不知能不能再回來，何時回來，就將房子交公了。

父母機關在北京設了個留守處，照顧一幫父母去幹校，年齡太小的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我小弟留在機關留守處，繼續上學，大弟隨父母去了幹校。幹校原來設在東 北，后中蘇關係緊張，又內遷到中原。多年後，父母再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把大弟給丟了----大弟留在當地幹校的工廠里，多年後，費了老大的勁才對調回京的 ---不過，父母人雖回京了，一切都是昨日黃花。走時交房子交的痛快，等再想要回來，費了牛勁也沒用。老兩口沒房子住，機關臨時給安排了2間筒子樓宿舍, 一住多年，直到70年代後分房，才又重新住上了單元房。

後來，父母工作幾次變動，家也搬過幾次，但還是在和平里周圍轉悠。再後來，我上班也要從和平里走過，眼看著和平里逐漸繁華起來，建了不少商業機構，還有一個農貿市場，人也多起來，成了鬧市區，無論何時，路上都是熙熙攘攘地，難以穿行。

沒過多久，父母再次搬家，最終離開了和平里，我也不再走那裡了，最後一次走過也是幾年前的事了，看見新起了許多高層建築，街上也多了許多商業機構，估計現 在變化更大了。不過，聽父母說，原來機關老樓還在，那些認識的老住戶，有些過世了，有些還在，有些則是新人搬進去。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搬到那裡，同學的父親 是副部，文革前全家住機關大院的部長小樓，父親去世前，給子女在那裡要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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